託馬斯·傑斐遜
美國第三任總統託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是一名建築師。他從未造訪過中國，但他的作品卻和中國建築發生了千絲萬縷的關係：他的自宅設計採用了中國風的裝飾圖樣，清華大學的早期規劃也參照了他所主持建造的維吉尼亞大學學術村。
中國風的世紀和傑斐遜的世界傑斐遜所生活的18世紀，是一個「中國風」（Chinoserie）盛行的時代。「中國風」不是關於中國的學術研究，而是歐洲人對神州風韻的想像。在19世紀以前，歐洲人對中國的真實情況知之甚少。所謂「中國風」，與其說是歐洲人眼中的中國，不如說是歐洲人炮製出的一個新奇而又詩意的彼大陸，那裡禮儀之邦，那裡鳥語花香。
富朗索瓦·布歇（Francis Boucher）作品《結伴釣魚的中國人》（局部）
傑斐遜見證了中國風在歐美世界所產生的熱烈的反響。在法國出任大使的期間，他見識到了歐洲各國對中國風的多樣化解讀；他的藏書中囊括了當時關於中國風建築、園林、家具設計最重要的文獻；自1894美國開始和中國直接貿易之後，他目睹了中國的茶葉和瓷器等商品席捲美國社會各個階層。
在中國風盛行的環境下，即使傑斐遜沒有去過中國，他的建築設計中也映射出來自中國的影響。傑斐遜的圖書館裡藏有一本威廉·錢伯斯（William Chambers）的《中國建築，家具，衣物，機械和器皿的設計》，這本書以圖樣的方式展現了中國式的建築園林設計。他參照錢伯斯的專著中的插圖中所展示的中式欄杆，設計了他的自宅蒙蒂塞洛（Monticello）裡的屋頂和走道的欄杆，花園長椅的裝飾，以及維吉尼亞大學第七號教工別墅的欄杆。
威廉·錢伯斯《中國建築，家具，衣物，機械和器皿的設計》插圖II（1757）
託馬斯·傑斐遜自宅蒙蒂塞洛
除了建築裝飾，傑斐遜也喜歡中國風的花園小品。早在1771年，他在記事本上寫道，他想在花園裡建造一個方形中式的廟宇和一對中式的塔樓。當時這個願望沒有付諸實踐。多年後他念念不忘這個心願：1804年，他在備忘錄上寫道希望在花園裡添加多種庭閣廟宇，一種類似於羅馬萬神廟，一種採用哥德式，一種模仿長方形的尼姆方殿（Maison Carree），還有一個類似於丘園的中國亭。傑斐遜最終沒有實現這些構想，然而他和中國建築的聯繫卻不止於此：他對維吉尼亞大學學術村的構想，在一個世紀之後，漂洋過海來到中國，滋養了這裡的大學規劃。
傑斐遜欣賞古希臘時期哲學家學派的傳承模式：學子們在導師的住宅周圍的花園裡搭建簡易的棚屋並住在這裡，以便於師生間密切探討切磋哲學問題。
1805年，在寫給朋友的信中，他吐露了對大學的田園牧歌般的設想：「最好能給每個教授建造一座教學和居住的樸素的小樓，再把它們和學生宿舍用廊道連接起來……事實上，一所大學不應該是一棟房子而是一座村莊。」
在這封信中，傑斐遜已經描繪出維吉尼亞大學校園規劃的核心概念：一個以學術為中心的世外桃源，隔絕城市的喧囂和浮華。學校的功能分散到獨立的小樓中；這些小樓圍繞著中心大草坪。學生和老師，或漫步在花園裡、或在草地上席地而坐，優雅地交談，機智地對話，在這個過程中教學相長。
維吉尼亞大學學術村
基於對古典建築的深厚了解，傑斐遜選定以羅馬萬神廟為原型來設計學校學術村的中心建築——著名的圓廳圖書館。他選擇了用裸露紅磚為建築的底色，其他的構成元素——穹頂，希臘神廟形式的門廊，窗框和線腳——都是白色。這也為學術村建築群奠定了統一的風格基調。
以神廟為原型設計大學圖書館，寓意著把對神的敬畏轉移到對學問的尊崇上。希臘神廟式的門廊給圓廳圖書館帶來了高貴莊重的氛圍。從這裡進入寬敞的門廳，經過環形的樓梯到達穹頂下宏偉的圓形空間——這裡安置了藏書閣和閱覽室。天窗透下的光灑滿了整個穹頂；整個空間顯得空靈而神聖，讓人心生崇敬。在這種宏大的空間背景下，凡塵瑣事顯得渺小而輕浮；追求真理在此刻成為了唯一有價值的事。
圓廳圖書館二樓室內（Alex Proimos攝於2011年）
以圖書館統領校園建築群是傑斐遜的首創。在此時美國其他大學裡，圖書館不是單體建築，而僅僅是大樓裡一間比較大的房間（例如哈佛大學、威廉瑪麗學院、耶魯大學）。和這些學校相比，圓廳圖書館在維吉尼亞學術村的中心地位標誌著閱讀在校園生活裡的核心作用。而它宏大的藏書空間和閱覽室烘託出了通過閱讀追求學問的崇高感。
傑斐遜的學術村為大學校園規劃開創了一個新的範式，對此後大學校園的布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這影響來得並不即時。需要待到將近一個世紀之後，北美的大學裡才再次出現這樣開放的校園和如此規模的圖書館建築。
從田園到都市：從學術村到哥倫比亞大學維吉尼亞大學學術村建成將近一個世紀後，美國大學職能發生了質的變化——其核心從傳播神旨變為探索新知——這意味著學習目的和方法的巨大轉變。大學職能的巨大轉變不僅影響日常的教學，也改變了學校的規劃和建築設計——隨著探索新知成為大學的核心任務，大學的中心從教堂變為了圖書館。
改變美國校園規劃的另一主導因素是此時在美國大城市中興起的城市美化運動（City Beautiful Movement）。這項改革運動旨在通過修建宏偉氣派的公共建築而達到美化城市生活環境的目的。在這股風潮之下，許多建築師將校園看成是城市縮影，並將城市美化運動的理念滲透到了他們的學校規劃當中。這種影響率先反映在了麥金、密德&懷特事務所（McKim, Mead, & White）在1894年所設計的哥倫比亞大學的新校區中。這個項目由麥金主持，他將新古典主義建築風格和傑斐遜式的校園規劃重新帶回了美國大學設計當中。
麥金為哥倫比亞大學的新校區創造了一個宏大開放的建築形象；學校的中心是羅氏紀念圖書館（Low Memorial Library）。和傑斐遜一樣，麥金選擇了羅馬萬神廟作為羅氏紀念圖書館的建築原型。圖書館坐落在高臺之上，門前大樓梯為學生提供了休憩社交的場所。宏偉的體量和簡練的建築語言為圖書館創造了壯觀莊重的形象，也為整個校園建築群定下了風格基調。
明信片展示從紐約曼哈頓116街看向哥倫比亞大學，1902-1905
圖書館朝南面向寬闊的綠地廣場，廣場延續到116街邊沿，向城市開放。麥金將這廣場視為是整個校園的「前廳」（vestibule），就如同羅浮宮或是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的門前廣場一樣。圖書館兩側的教學樓和辦公樓，鬆散地按照庭院式布置。學校朝向道路的一面設有多處入口，以促進校園和城市街區的融合。
麥金規劃設計的哥倫比亞大學延續了傑斐遜學術村的校園規劃傳統：古典主義的圓頂圖書館坐落於規劃軸線的末端，統領學校的其他建築群，並面向開闊的景觀。二者也略有不同：在學術村，穹頂象徵的是追求學術的尊崇地位；在哥倫比亞大學，穹頂表達的是文化機構在都市中的顯赫地位。
傑斐遜的圓廳圖書館面向寬廣的草地和開闊的山巒景觀，意圖創造優美的學習環境、陶冶學生們寬廣的心胸。相較而言，麥金的羅氏紀念圖書館面向的是喧囂的城市景觀，門前的廣場供師生和紐約市民們共享——它呈現的是現代大學積極投入城市生活的姿態。像這樣，在將近一個世紀之後，傑斐遜式的校園規劃被應用到了大都市紐約的重要文化機構中，演化出了嶄新的含義。
從紐約到北京：清華大禮堂的規劃和設計1914年清華學校的擴建和哥倫比亞大學的遷址多少有些相似。二者相隔20年，但都是學校的重新定位促成了校園的擴建和規劃。清華學堂建於1909至1911年，是一座留學培訓學校，學制八年（分為中等科和高等科各四年）。1913年8月，周詒春正式受任成為第二任清華校長。上任後，周校長計劃將清華學校轉化為一所「完全美國式的」、學科門類齊全的綜合性大學。學校要興建圖書館、科學館、體育館和大禮堂，以匹配當時一流美國大學的辦學設施。於是，1914年6月間，他邀請同為耶魯大學校友的墨菲來校討論清華大學的擴建規劃。
在現有清華學校的基礎上，墨菲1914年的規劃方案主要在東西兩向擴展校園：在東面新建大學部（後未建成）；在西面新建高等科教學區。高等科教學區採取了傑斐遜式的校園規劃：沿著南北軸線布置舒展的長形草坪。軸線盡端以宏偉的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大禮堂收束；沿著草坪布置其他教學建築。大禮堂以其宏偉的體量、焦點的位置和別致的穹頂統領教學區的其他建築群。
同樣是在規劃軸線的盡端安置校園的中心建築；圓廳圖書館朝向壯闊的山巒，羅氏圖書館朝向喧鬧的城市，而清華大禮堂面對蔥蔥鬱鬱的古木。在清華，大草坪的另一端是古典主義風格的二校門；可是，出人意料的是，二校門卻並不在軸線上（下圖）。校門不遠處生長著高大優美的白楊樹，樹葉掩映中依稀能見到學校的紅磚建築。如果追求校門和大禮堂之間工整的軸線對應，則需要改造地形並移除古木，或是拆除部分已有的傳統建築群，於是，墨菲放棄了校門和禮堂之間工整的對仗效果，允許校門偏向一側。這樣的修改更符合中國傳統園林空間中半遮半掩、步移景換的意趣，也符合他和周校長在會談中確立的在場地環境設計中遵循中國傳統的立意。
清華大學俯瞰圖，顯示大禮堂和二校門的關係
相較於學術村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圖書館，墨菲對清華大禮堂區域的規劃或許更符合中國人含蓄的審美；而悉心保留古木的舉措，包含著對光陰的珍重和深情。自然掩映中的清華校園，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傑斐遜心中以學術為中心的世外桃源的理想。正如梁實秋初入清華所描述的那樣：
我們跨進校門的頭一步，舉目一望，但見：一條馬路，兩旁樹著蔥碧的矮松；馬路歧處，一片平坦的草地，在冬天像一塊駱駝絨，在夏天像一塊綠茵褥，草地盡處便是龐然隆大圓頂紅磚的大禮堂……才跨進校門的人，陡然看見綠蔥蔥的松，淺茸茸的草，和隆然高起的紅磚的建築，不能不有深入世外桃源的感覺。再聽聽裡面闐無聲響的寂靜，真足令人疑非凡境。[1]清華大禮堂採用正方形中心布局。和傑斐遜還有麥金一樣，墨菲選擇了羅馬萬神廟作為清華大學禮堂的建築原型。裸露的紅磚為建築的底色，穹頂為青銅色，其他的構成元素——凱旋門形式的門廊，三角楣飾的線腳和立面上的點綴裝飾——都是白色。它為整個教學區建築群奠定了素雅的色彩基調。
清華大學大禮堂
清華大禮堂成為了清華大學的標誌性建築，伴隨著這裡莘莘學子的青春年華，即使時光流逝，也讓人難以忘懷，而終化成了心底一腔溫暖的鄉愁。畢業於清華歷史系的何炳棣，七十年後深情地回憶在那裡的時光：
如果我今生曾進過「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37年間的清華園……當1934年九月以一年級新生的身份走進清華校園的大門（現校牆已拆除，這南門已不通行），空曠草坪的背面屹立著古羅馬萬神廟（Pantheon）式的大禮堂。無論是它那古希臘愛奧尼亞（Ionic）式的四大石柱，古羅馬式青銅鑄成的圓頂，建築整體和各部分的幾何形式、線條、相疊和突出的層面、三角、拱門等等的設計，以及雪白大理石和淡紅色磚瓦的配合，無一不給人以莊嚴、肅穆、簡單、對稱、色調和諧的多維美感。[2]即使在細細觀賞過維吉尼亞大學的學術村之後，何炳棣還是覺得清華大禮堂更美。在他看來，傑斐遜的圓廳圖書館的構成關係「失之過『繁』」，而且三面都是建築，有些受「囿限」之感。相比之下，「清華的大禮堂，因有南面無限的陽光和開闊草坪的『扶持』，顯得格外『洵美且都』」。
1805年，當傑斐遜開始策劃一座新的大學的時候，他考慮的是創造古希臘式、融洽的師生關係。他將學校功能分散、圍繞中心草坪布置。他將圓廳圖書館設為學校建築群焦點，希望以此創造出一個一心追求學問的烏託邦。
大約一個世紀後，麥金在大都市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中重用了這樣的規劃方式；並成功地把它重塑成了大學校園融合城市生活的典範。而墨菲，在繼承學術村和哥倫比亞大學規劃傳統的基礎上，在清華大學的規劃偏折了中心軸線，創造出符合東方的審美情趣步移景換的體驗。
這是一輪跨越百年的東西方文化的互溶。18世紀的中國風，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滲透到了歐美國家的各個角落，就此來到傑斐遜的世界，成為了他所創造的住宅和校園中的一部分。在維吉尼亞大學矗立一百年後，傑斐遜學術村規劃思路被重用到了熙熙攘攘的城市，甚至直抵大洋彼岸的中國，影響了那裡的校園，那裡的學子。只有在這足夠寬容的環境下，中西方的文化能夠從容地滲透，並在相互借鑑的過程中激發出新的創造力。
注釋1.梁實秋，「清華的環境」《雅舍遺珠：人生貴適意》，武漢出版社，2013：146-158
2.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91
《總統建築師：託馬斯·傑斐遜》，黃運昇、董哲、熊庠楠/編著，江蘇鳳凰科學技術出版社，2020年1月版。(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