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千挑萬選的外語幼童走進了1963年在全國開辦的外國語學校
張永彪老師快85歲了。見面時，問他喝拿鐵還是卡布奇諾，他沒有反應，問他latte還是cappuccino，他馬上說「latte就好」。
從1963年起，張永彪從北京外國語學院調往該校附屬的外國語學校，以大學英語系一年級教研組組長之材，「屈居」而任附校英語教研組組長，整整當了15年中學老師。
1963年，是中國外語教育面臨重大調整的一年。
上世紀60年代初，在一個小型外語教育工作會議上，周恩來指出，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全國學俄語的狀況不能繼續下去了。英語是全球使用範圍最廣的語言，今後很長時期還是要以學習英語為主，發展包括六種聯合國官方語言在內的多語種。而且，外語教學要從兒童抓起，「多語種、高質量、一條龍」。
由此，一批千挑萬選的外語幼童走進了1963年在全國開辦的外國語學校。
萬裡挑一的海選
1963年初夏，陳珊珊從中南海附近的豐盛學校三部六年級畢業，與父母商量報考哪所初中。
母親張茜是文藝積極分子，曾在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工作，希望女兒考解放軍藝術學院。父親陳毅卻說，國家很需要外語人才，女孩子文靜一點，學點外語不錯。
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陳毅，是創辦這批外校的主要推手之一。
根據周恩來、陳毅等的批示，1963年3月，教育部發布通知，在全國籌建外國語學校。除已有的1959年開辦的北京外國語學院附屬中學和1960年開辦的北京市外國語學校(俗稱白堆子外國語學校)外，決定在上海、南京、長春、廣州、重慶、西安6市各新建一所外國語學校(1964年天津、武漢和杭州各新辦一所)，實行從小學三年級到高中一貫制。原來只有高中的北京外國語學院附屬中學增設初中部和小學部，改名為「北京外國語學院附屬外國語學校」。
聽了父親的話，陳珊珊填報了北外附初中。
6月，崇文區天龍寺小學六年級學習尖子、大隊委馬志學被班主任喊去談話。班主任告訴他，學校有一個推薦報考北外附的資格，校方希望他去考。出生於普通工人家庭的馬志學從未聽說過什麼「外附」，本來一心想報考26中，但因為老師做工作，還是不太情願地填報了外附。
7月初，舉行了北京市小升初統考，考語文和數學兩門，總分200分。十幾天後，馬志學就得知了考試分數：199.5分(其他同學要8月下旬才知道)。同時，還收到口試通知。
7月中旬的一天，早上8點，北京市六個口試地點同時開放。馬志學被指定去的是位於和平門外的外附本部。他到時，長龍已經排到了校門口。
口試時，考生被問及理想志向，還要當場走幾步路，唱歌或朗誦。老師用多語種領讀字母、單詞、詞組，要考生跟讀。馬志學記得，自己當時沒能模仿出一種奇特的發音。日後他才知道，那是俄語和西班牙語裡都有的大舌音。
傳聞當年報考北外附的考生有好幾萬，張永彪的印象是一萬來人。最終，該校1963年錄取了小學三年級生151人、初一生160人、高一生97人。
「聽說領先」
北外附位於北京宣武區南新華街2號。
北外附屬於雙重領導，既掛名北外，又隸屬於外交部。開學典禮上，外交部教育司司長雷陽代表外交部講話。馬志學清楚地記得，他說，同學們進這所學校，以後就是要當外交官的。
入學後不久，大家便發現，幾乎人人都是小學裡的學生幹部和學習尖子。一些同學的高幹和名人家庭背景也逐漸流傳開來。
剛開學時，實行語種混合編班，如初一(1)班由一個英語小班和一個法語小班組成。語文、代數、理化等科目是40人的大班上課，外語課是20人的小班上課，外教課則以10人一組的「小小班」為單位授課。
1964年9月，外交部任命時任總務司專員、基建處處長曾遠輝兼任北外附校校長。之後，雙語混編被改為按英、法、西、俄語種分班。
為了推行「環境教學法」，每一語種一座教學樓，各有自己的播音室，播放新聞、歌曲等，每天「轟炸」。凡進入教學樓，都被要求用外語交流。
教學實行「聽說領先」，很少有寫作課，更不要說語法了。老師要求學生模仿，背誦，直至脫口而出。
每個班都配備了兩臺錄音機。學校還有專門的電教室，電教室裡有若干間小錄音室。每個同學的發音都被錄下來，以此來校正發音。期中期末考試還有一對一的「口試」，作為總分的一部分。
在北外附，外語是當然的主科。有些課則被一些同學視作「副科」。
一天，由於課堂秩序不太好，一位「副科」老師「發飆」了。他用教鞭敲敲講桌，指著黑板上方貼的八個紅色大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問誰能翻譯一下。
教室一下安靜下來，無人回答。地理老師得意地說，此句的翻譯是：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全班震撼。那一節的後半堂，秩序出奇地好。
學校西南角的大禮堂期末有不同語種的文藝匯演。節目單一側是中文，一側是節目所用語言對應的外語名字。保留節目是英語、法語、西班牙語、俄語等進行的全體大合唱《團結就是力量》和《國際歌》。
1965年3月的外語晚會節目單。供圖/北外附校校友辦
學校實行「一條龍」的直升，但不合格者隨時淘汰。俄語班的王鐵山記得，初一入學時，俄語方向有40名同學，到初三結束時只有36名，另外4名或被勸退，或被轉學。
也有新同學轉學而來，多來自其他城市的外國語學校。
1965年，因為父親調動工作，張援援從西安外國語學校轉入北外附，插入初三英語班。
還在他小學時，父親就送了他一本英語讀物，包的書皮上寫著：送給援援的武器。父親希望他可以掌握英語，日後在和西方打交道時熟練運用這個工具。
起初，北外附校擔心他跟不上，打算讓他進入初二英語班復讀一年，他不服學校如此安排，堅持向學校申請仍然進入初三。陳珊珊回憶，張援援當時在班級學習很好，尤其說口語時非常自信。
張援援覺得，與西安外附相比，北外附的政治氣氛更濃。周六回家前，都要聽教導主任訓話後才能離開。
老師們
外附的外語老師是從北外調配來的，以教大學的師資來教中小學生，可謂「大」材「小」用。
當時幾乎每天都有聽寫。一聽到張永彪用他標準的倫敦音說「Let’s have a dictation」，大家就知道，聽寫又來了。
剛開始教這些零基礎的初一英語班孩子時，張永彪需要一遍一遍地糾正他們的發音。他讓每位學生都備一面小鏡子，對著鏡子檢查口型。
英語中的/e/這個音，中國北方語系中沒有，很多學生一開始發不準確，而上海話中有這個音，因此上海人說英語就佔了一些「便宜」。英語的雙元音，例如/ai/、/ei/，涉及兩個元音的滑動變換，學生也很難掌握。「th」更是發音難點，舌尖與牙齒有個很快的摩擦過程。張永彪編了繞口令讓大家反覆念：「Then they think that they can see the train。」
當時教育部編寫了一套初中英語試教本，從1963年秋季開始在有條件的全日制中學初一使用。但這套教材並不適合課時多、聽說領先的外附，只能自編教材。張永彪作為英語教研組長，牽頭負責了這一工作。他從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教材以及國外的文章中選取適合的文章或段落，編為課文，這就是同學們印象中的油印的「篇子」(單張教材)。
陳珊珊對張永彪上課講的「lady first」印象深刻。她覺得這是一個貼心的原則，儘管班上的男孩子們下課後並不注意，總是一溜煙爭搶著跑出去了。
63法語班被稱為「老三法」，老師是司徒雙。司徒老師個子不高，短髮，很精幹的樣子，臉上總是帶笑。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父親是著名畫家司徒喬，先生完永祥曾任駐摩洛哥王國大使。她本人曾就讀巴黎大學，獲藝術史博士學位，曾是多所大學的藝術史教授。1963年北外法語系領導找她談話時，講好的是三年輪換回系裡，但15年後，她才回到北外。
法語有「小舌音」，就是小舌頭振動發聲，有點像蟈蟈叫時顫動尾羽。老師教同學們早上刷牙時含著水練，以體會那種「水音」。
在外附，每個語種都有兩名或兩名以上外教，當時被稱為「外國專家」。這種條件，當年很多大學的外語院系都還不具備。
每天早上，「勝利20」「伏爾加」小轎車一輛輛開進南新華街的校門，把外教從友誼賓館接來，上完課再送回去。當時中國教師每人每月工資56元，而據一位校友回憶，外教薪水高達四五百元。
外教每周給每個小小班上一到兩節課，主要教口語課，從語音語調開始，到對話朗讀。中國老師是按照教材上課的，但外教就不受約束了，常常天馬行空。
英語班先後有三位英國外教，都講一口標準倫敦音。其中一位叫亨特(當時譯作「漢德」)。
吳吉星記得，有一次，亨特說，讓我來告訴你們我是怎麼坐飛機從倫敦到中國來的。他說，「第一步，我走上飛機的舷梯」，邊說邊一步登上了椅子。再走到桌子上，說「第二步，我走進飛機了」。接著做出關門的動作，說「然後機艙門關上了，飛機就飛了」。每句話都放慢語速，連說好幾遍。那節課，吳吉星記住了跟坐飛機有關的許多單詞和句型，還學到了護照等知識。
西語班的蔡潤國記得，當時他們班的外教是兩位女老師，一位叫埃琳娜，另外一位叫瑪露哈。埃琳娜是哥倫比亞人，發音很正。來自於中上層家庭的她，一頭深棕色大捲髮，冬天常穿一身駝色呢子大衣，在人群中非常顯眼。
有時有同學上課開小差，外教會走到這個同學跟前，問今天是幾號、星期幾。數字是外語聽力中比較困難的部分，同學們就得集中注意力了。
有時外教教大家唱歌，有時就是聊天，問今天天氣好不好、小鳥叫了嗎、今天吃了什麼等等，每個人都要站起來說一通。
住校生活
外附實行寄宿制。1964年年初，經陳毅批准，外交部撥款70萬元，在校園南側建起了一幢兼有教學、住宿功能的小學綜合樓，和一個學生食堂。
學生每月交9元的夥食費。剛進校時，三年困難時期剛過。為了改善學生夥食，外交部副部長耿飈曾通過總參弄到一些在內蒙古捕獵的黃羊，分發給了外附的食堂。那段時間，食堂幾乎天天變著法子做黃羊肉，每個人直到今天都還猶記各種不同做法的羊肉的滋味。
中學部的男女生都住「瀟湘樓」。每間宿舍大小不同，從七八人到一二十人不等。要求被子疊成豆腐塊，毛巾疊成小豆腐塊掛在繩子上，毛巾、臉盆、鞋子一條線。
陳珊珊是班上的「標誌性」人物，誰都知道她是誰，大家對她的印象都是艱苦樸素。她穿的許多衣服都是哥哥們穿剩下的，有時還帶著補丁。她曾把家裡的一輛舊自行車拿到學校來，許多同學都是用這輛車學會了騎車。
陳珊珊的宿舍一共10個女生，她按年齡大小為大家安上名號。她是老七，是「七仙女」；吳吉星是老八，叫「楊八姐」。吳吉星翻出當年的筆記本，裡面夾著一張1963年的賀卡，背面寫著「楊八姐，新年快樂」，署名是「七仙女」。
學生家長一般不能進入學生宿舍探視。一日，陳珊珊急匆匆跑進宿舍，催促大家趕緊起身，把床單整理平整，生活用具擺整齊。
很快，張茜進來了。她問陳珊珊的床是哪一張，上下審視後提醒她，洗臉和洗腳的盆要分開(那時大家都只有一個盆)。她對大家說，女孩子要愛乾淨，宿舍應該更整潔些。在場的女生們覺得她很嚴肅。
廖承志的女兒廖汀汀也是個公眾人物。由於家庭的海外關係，她的穿著一看就不是「大陸貨」。全班去陶然亭公園的泳池遊泳，女生們大都穿普通的泡泡紗泳衣，只有她身著大紅色尼龍緊身泳衣。
四肢修長的廖汀汀是個運動健將，籃球、桌球、遊泳、田徑樣樣在行，還會跳芭蕾舞。一天在宿舍時，廖汀汀問大家，你們看過《天鵝湖》嗎？沒有人應聲。於是，她伸長手臂，雙手相搭，擺了一個pose，然後哼起「四小天鵝」的音樂，自顧自跳了起來。沒一會兒，鈴聲響起，要集合了，大家紛紛出門，她卻像沒聽見一樣，依然沉浸在舞蹈中。
廖汀汀一到年齡就寫了入團申請書，心情特別迫切。初三那年，她每周寫周記，周一交給團支部。日記裡不斷地用當時的標準自我批評、反思，內心十分矛盾。
在當時的團支部委員霍秀珍看來，廖汀汀的家庭有雙重背景，一是中國革命的先驅，二是海外關係眾多，這兩種特點在她身上都有集中反映。「坦誠地說，是她的行為方式不能被當時的人們完全接納。」
最終，廖汀汀在學校也沒能入團。後來，她因病英年早逝，大家聚時提起，總是唏噓懷念。
「特招生」風流雲散
1966年6月，學生們如常準備著期末考試。對於63級初中生來說，這也是初中最後一次期末考試了。同學們反覆翻看習題，兩兩抽背單詞。
一天，學校突然通知，期末考試取消了，全校提前放暑假！大家都歡呼雀躍。
按原計劃，他們應於當年9月進入高中部，但文化大革命來了。一切都被打亂。1967年夏季，學校開始部分恢復上課，實行半天上課和走讀。
10月的一天，一位陌生人在軍訓排長陪同下走進初三法語班，後來大家才知道，這是外交部禮賓司的幹部。
被挑出來的二十餘名同學每人發給兩本法文版《毛主席語錄》，要求第二天去機場迎接茅利塔尼亞總統達達赫。
第二日，同學們按要求上身穿綠軍裝，下身藍褲子，左臂戴紅袖章，胸前佩戴毛主席紀念章，乘坐外交部派來的大客車到達首都機場，在停機坪上列隊。
參加歡迎儀式的董津義記得，周恩來總理到後，微笑著用法語和同學們打招呼，問大家知不知道croissant，大家搖頭說不知道。他笑著解釋說，croissant就是牛角麵包，月牙兒型，他在法國時每天就靠吃它度日。
達達赫總統走下飛機後，同學們向外賓獻上「紅寶書」，齊聲用法語朗誦毛主席語錄：「Les peuples du monde, unissons-nous。」(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
後來，老師告訴他們，周恩來總理說，外附學生是國家培養的外語人才，不能讓學生把外語丟了，所以想辦法找機會讓學生們去讀語錄吧。
英語班部分同學曾去參加迎接東南亞領導人訪華的歡迎儀式，用英語朗讀《毛主席語錄》。陳珊珊記得，讀的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等句。
1968年，63級學生被分配了。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是最大一批，有60人，其他還有留在北京的、插隊的、當兵的。一代「特招生」就此風流雲散了。
父親曾悄悄對陳珊珊說：「國家遲早還是需要外語人才的，你就留在家裡學外語吧。」陳珊珊哭笑不得，心想，全國學校都停課了，所有學生都被要求不能留在城裡空著雙手吃閒飯，我怎麼可能在家裡學外語呢。她明白，這是父親不放心她一個人去山西插隊。
後來，陳珊珊去了北京軍區部隊當護士，把名字改成了叢軍。
這前後，廖汀汀改名為廖青，張援援改名為張援遠，吳吉星改名吳軍，霍秀珍改名霍紅斌。
初心與後來
1972年尼克森訪華後，中美關係破冰，中國與多個西方國家建交，國家急需外語人才。這時候，外語附校的人才儲備開始發揮應急作用。
外交部在選派出國留學人員時，首先想到了這批學生。他們找到當年的老師推薦學生，參加外交部舉辦的學習班入學考試。
蔡潤國回憶，他下鄉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後，他的老師、教西班牙語的李德恩還與他保持著聯繫，鼓勵他不要放棄外語學習。這時，李老師積極推薦了他和其他一些同學。他參加了面試並通過了，但由於家庭原因，沒能通過政審。
最後，外交部錄取了五十餘人，主要來自63年全國新建的外語學校，其中包括北外附英語班的張援遠，法語班的董津義、馬志學。後來陸續選派出國的還有叢軍等人。
蔡潤國與西語班同學李仲良一起，於1973年北外招生時進入大學。俄語班的王鐵山通過外文局被選派出國。
63級初中班中，英語班的叢軍後來出任中國駐愛沙尼亞大使，張援遠曾任駐紐西蘭和比利時大使、外交部翻譯室主任；法語班的董津義曾任駐義大利和瑞士大使、外交部辦公廳主任，馬志學曾任駐象牙海岸、盧森堡等國大使；西語班的蔡潤國曾任駐厄瓜多大使，李仲良曾任駐赤道幾內亞和烏拉圭大使；俄語班的王鐵山曾任駐羅馬尼亞康斯坦察總領事。
此外，還有多位同學進入外交口工作。吳吉星在新聞出版總署外事司工作，後在中國駐巴西聖保羅總領事館工作。
其他城市的外語附校，也出了大批外語人才。以上海外國語學校為例，僅63級初中英語班，就出了8位外交官，包括政治局委員、外交部原部長楊潔篪，外交部原副部長王光亞，現任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
更多的學生雖然沒有進入外交口，但仍從事著與外語有關的工作，如霍紅斌曾在北京皇城根小學做英語教師。
霍紅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由於歷史原因，這些附校遠沒有達到周恩來、陳毅等領導人的初衷和期望，也只有很少一部分同學實現了當外交官的夢想。但是從這裡走出去的同學，無論經歷了什麼艱難困苦，後來大部分都成了所在行業的骨幹和精英。因為附校給予他們的不只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稀缺的外語能力，還有更高的起點和志向，以及在國門打開之前比其他人早一步接觸多元文化的眼界和薰陶。
張永彪於1978年離開外附，去往教育部工作，曾任教育部中學司副司長，後出任過國家督學和處理督學事宜的督導辦副主任。
1983年的一天，當時任中學司教學處副處長的張永彪從司裡接到一份部裡交辦的文書，內容是北外申請停辦附校的報告。他覺得難過和遺憾，但也能理解，很多老師在附校奉獻了多年，希望能回到北外，並且，改革開放之後，這種舉國家之力、不計成本的高投入模式也不再適應形勢了。
1988年10月，這所學校停辦。
進入21世紀後，北京外國語大學採取國有民辦的辦學模式，舉辦了北京市北外附屬外國語學校(2018年12月後名為「北京外國語大學附屬外國語學校」)。新校址位於北京西二旗。
不過，在很多老校友心中，念念不忘的還是他們心中永遠的老北外附，尤其是「文革」前那個位於和平門外的青青校園。有位校友曾這樣描述：
和平門南邊有個學校，八十多年前叫做國立女子師專，是魯迅和周作人教過書的地方。校園不大，建築全是洋式，有木地板和拱廊。樓與樓之間的花園也是洋式的，豎著方尖碑和六角型的石柱，還豎著一座鐘架子。石碑上刻了很多姓名，是烈士還是捐錢的就不得而知了。校園裡有無數燕子和蝙蝠，不知來自何處。有一回，我鑽到樓頂的保溫層玩耍，摸到一手鳥糞，算是有了答案，而那些倒掛著的黑鳥也確係蝙蝠無疑了。
寫下這些回憶文字的，是作家劉恆。他也是1963年入校的，讀的是小三俄語班，當時的名字叫劉冠軍。
責任編輯：郭銀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