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當代「後浪」唯一的出路？

又是一年高考季，誰家歡喜誰在憂愁？

2020年的高考遭遇疫情和洪災雙重考驗，7月7日安徽歙縣兩千多名考生被洪水擋在了考場外，焦急的不止是學生家長，還有億萬網友。

成績出來後，留守女孩高分報考冷門考古專業，網友們替人家擔心「沒前途」。

回憶一下六月熱搜，苟晶喊冤自稱當年高考被頂替，說謊被揭穿，生生溜了一把大眾。

高考為何如此重要，哪怕「與我無瓜」的網友也跟著著急上火?

大多數中國普通家庭都公認一個路徑，考上好大學，才有好出路。甚至，那可能是改變命運、階層躍進的唯一通路。

但真的是這樣嗎？

那些沒有經歷高考，或者高考失利的「後浪」後來都怎樣了？

有這樣一部記錄片，記錄了三個孩子截然不同的人生變奏，耗時六年跟拍，將真實社會中那些掙扎與困境不加修飾的展現，它就是鄭瓊導演的作品《出·路》。

三個主人公、三個家庭、三個階層、三種人生，導演也在本片中發出了叩問，即中國當代青少年有著怎樣的未來？有著什麼樣的出路？

紀錄片的第一位主人公叫馬百娟，是來自甘肅會寧農村的姑娘，全家當時一年的開支只有590元。

馬百娟所在的村子裡有一所學校，裡面有2個老師，2個班級，5個學生，馬百娟是裡面最大的一個。早上她把饃撕成小塊泡在水裡就著一起喝，然後踏上長長的山路開開心心的去上學。

學校裡老師講解著書上的內容：「以前農民叔叔、爺爺們，牽著毛驢去集市上趕集，在在柏油馬路，車輛穿梭，人來人往，好一派熱鬧景象；過去的孩子們在學校裡由於缺乏桌凳，所以只好站著寫字讀書，現在孩子們有著寬敞的教室和足球場。足球場外樓房林立，鱗次櫛比。」而鏡頭裡，是擋在馬百娟出路的大山。

在蜿蜒的山路上，一家人背著草垛，驢也背著草垛，從遠處看，在大山的映襯下，人顯得那麼的渺小，渺小的就像就像螻蟻一樣地在討生活。

但馬百娟卻熱愛讀書，對於生活有著滿滿的憧憬：「上完小學後，我要去西浦子找初中，長大了去北京上大學，上了大學以後要去打工掙錢，我要一個月掙1000元，因為我家面不夠吃，我還要蓋房子挖水窖，因為我們沒水吃。」這是馬百娟心中的出路。

只是後來，這條出路卻徹底從馬百娟的世界消失了。有一天哥哥帶著她輟學了。馬百娟試著找工作，但15歲的她沒有學歷，處處碰壁，她在街道上閒逛，在田間閒逛，原來她什麼都做不了。即使換了新的環境，在馬百娟的那個階層中，女孩子除了家人沒有更好的出路。和她年齡相仿的小夥伴們都懷孕了，站在她們中間，馬百娟有些格格不入。

對於讀書，爺爺認為女孩子是別人家的，書應該少念點，在他看來，嫁人是女孩子唯一的出路。

第二位主人公叫徐佳，開拍第一年的時候，高考放榜，479分，徐佳決定復讀，開始他的第三個高三學習生涯。在他的村子中，可以出一個大學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復讀的壓力是巨大的，有一段時間，徐佳整個人冒汗，手發抖，完全做不了題目。

可他必須成為「做題家」。

雪上加霜的是，在高考前，父親意外去世，為了完成父親的遺願，徐佳逼著自己要考上好的大學。終於這一次，他成功了，考上了湖北工業大學。對於徐佳來說，考上好的大學，找到好的工作，是他的出路。

畢業後的徐佳，幹過保險銷售，但那不是他在城市紮根的路。面對熙熙攘攘的人群，偌大的城市，他感到無盡的迷茫。

終於他進入了一家電力公司，籤了協議，心裡卻感到空落落的，覺得把自己賣了。再後來，他和自己的大學同學結了婚，給了女孩一個歸宿，好歹在城市有了家。

而另一位主人公，北京17歲的袁晗寒休學了，和另外兩位主人公不同，她不需要面對生存的壓力，似乎一切對於她來說都毫不費力。一出生，她已經有了很多人奮鬥一輩子也難得的物質保障。

她最大的敵人是克服無聊。這種持續的無聊，如果一直持續，她會發瘋。她開了一家咖啡館，但經營慘澹。對於袁晗寒這樣出身優越的人來說，她的出路是找到一件有意義值得自己一直奮鬥下去的事情。

之後，袁晗寒到了德國留學，她的情緒不穩定：突然就特別傷心，特別失落，又突然高興，在德國她交了男友，生活隨意，但是她還是覺得無聊。最後三年後，她來到了一家美術館實習，但她還是沒有找到對抗無聊的解藥。

對於她來說，她不認為出身富裕家庭是她的機會，這不是她選的，她的機會在未來，但是她看不到未來。

故事的開始：

馬百娟，12歲，是一位甘肅農村學生；

徐佳，19歲，是一名小城鎮復讀生；

袁晗寒，17歲，是一線城市的輟學生。

故事的最後：

2014年5月，馬百娟嫁給了她表哥，這一年，她16歲；

2015年元月，袁晗寒在北京註冊了她自己的「藝術投資公司」；

2015年10月，徐佳還在最初面試籤約的那家電力公司工作。

這部紀錄片拍攝於2009年到2015年期間，因為絕非虛構，所以格外「殘酷」。

出生貧窮的馬小娟即使試過讀書改變命運，但依然停留在最掙扎的底層，徐佳拼命向上也只是過上最普通的生活，袁晗寒毫不費力，卻始終享有最充裕的物質條件。

正如導演鄭瓊說的：「我想把這種差異做出來，對於這部片子我沒有一點讚美，但是我也沒有一點憤怒在裡頭。」 在影片中每個人的一生都像是被定好了的軌跡，只管往前走就行，我們很難走出自己原來的階層，處處瀰漫著梭羅所言的「平靜的絕望」。

一切都看似變得這麼的「蠻不講理」：把握住機會的人看不見自己的機會，沒有機會的人卻覺得自己充滿了機會。

而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我們就人會被灌輸這樣一個觀念：高考是改變我們命運、改變我們階級唯一的途徑。我們拼命努力，我們搖旗吶喊，我們撲向那座獨木橋，我們背水一戰，我們孤注一擲。

這讓我想到另一部同名的紀錄片由陳為軍執導的《出路》，它還有一個英文名叫做：「Education, education」（教育，教育），同樣是三位主人公，在教育面前呈現出了三種不同的姿態，在這裡有農村裡高考結束的女孩，有不斷宣揚讀書意義以此招攬學生的機構老師，有畢業後在找不到工作的應屆生，也有這個現實而又絕望的時代。一切就像裡面老師不斷宣揚的那樣：「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但高考真的是一切的出路嗎？

顯然在本片中，這不是導演想要宣揚的。如果我們從一個更加宏觀的角度出發，我們會發現大家在面對我們未來出路的時候，又是如此的相似。

導演冷峻的鏡頭下是三個主人公在面對遙遠未來時的迷茫與空虛：馬百娟無法繼續接受教育，還未成年的她找不到工作，只好早早嫁人；徐佳一次一次的努力奮鬥，但大概也只是在一個平凡的崗位過完平淡一生；袁晗寒出身富裕的家庭，但是她的精神世界卻極度的空虛，她努力的奔跑，卻永遠擺脫不了「寂寞」這個最大的敵人。

每個人都是上帝眼中庸庸碌碌毫無出路的生物，在追求的過程中，人類原始的動物感更加強烈。所以當有人讓鄭瓊給這部作品打個分時，她只用了兩個形容詞「孤獨」、「寂寞」，就像電影《春光乍現》所表達的：原來寂寞的時候每個人都一樣。

但這這種消極的狀態卻不是導演的本意。如果把視角放在個體身上，這部絕望的影片卻有另一副模樣：雖然馬百娟不得不輟學早早嫁人，但她畢竟走出了大山，她的孩子可以念更好的小學，獲得更好的教育；雖然徐佳不得不在生活的重壓下艱難前行，但他畢竟打破了父母輩只能出賣體力謀生的模式，活出了不同的人生；而袁晗寒這種想要擺脫無聊的種種嘗試，不正也說明在「無聊」這個最大的敵人面前，她仍然沒有放棄跳出自己的舒適區。

只要心中還有希望，一切都還有出路，這種知道的踏實感同樣是人生的一部分，出路只存在於每一個個體的奮鬥中，不論外界環境如何，始終不忘做自己人生的參與者和開創者。

如果自己沒有條件接受教育，就創造更好的條件去讓孩子接受教育，如果沒有更多的渠道來向上躍進，那就拼盡全力去擠高考的獨木橋先站穩，如果沒有足夠的空間來選擇生存的方式。那就在現有的空間內盡力做到最好。

三種出路，如此不同。不公平麼？

拍攝結束後，導演曾經將袁晗寒的視頻發給了徐佳看，徐佳的反應是：他知道這個社會是不公平的，他也接受這種不公平，但是在他的努力下，他的下一代會達到袁晗寒的那種狀態。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出路。

「我不覺得我這個片子是為了揭示社會隔閡，我反而覺得它是為了一種融合。」導演說。人生不是沒有出路，所謂的出路就是你去打破那些成功學，還有社會中這種權力文化帶給你的所有枷鎖。到頭來，每一個生命在社會外衣脫掉的時候，都是融合的。

這番話才是此片的底層邏輯吧。

導演陳瓊自身原是三次高考落榜的小鎮青年，在北京闖蕩多年後，她實現了一些自由。鄭瓊說，「我的自由，不是因為我有錢了，或者打破了階層。我沒錢，也沒有打破階層，我只是打破了成功學強加在我身上的框架而已。所以陳瓊鏡頭下不是優越感，不是恨，她提供的是平視觀察。

打工的保姆不是活該伺候人，也許她只是像馬百娟缺少讀書機會。地鐵上累到睡著的Ta，你不知道ta和徐佳一樣為了在城市留得住扛著多大壓力。

我們的來路生而不同，出路也千差萬別，不同也不必自卑，或看不起別人。扔掉成功學洗腦要求的好房好車好體面，才會擺脫「不同」視角下的扭曲與失衡。

近日，留守女孩鍾芳蓉高考總分676分，但卻報考了北大冷門的考古專業受到了網友的關注。很多人認為這麼高的分數，去考古這個專業，這個姑娘以後就沒有好的出路了。

然而消息一出，九省考古圈聯動為鍾芳蓉送去祝福，沒有人會再說這一個專業沒有出路。也正如鍾芳蓉給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的回信中說：「我希望能追隨您的腳步，去選擇北大，選擇為考古獻身，也希望找到心靈的歸處。」

而在杭州有一個李慶恆的快遞小哥，他沒有出色的外貌也沒有令人羨慕的學歷，他卻被杭州市評為「高層次人才」，直接落戶杭州。而這一切靠的是他在快遞行業兢兢業業、不斷提升自己所練成的絕活。

2020年3月，美團外賣小哥高治曉登上了《時代周刊》美國本土版的封面，因為他毅然接下了一個特殊的訂單：給新冠肺炎患者送充電器，此外，他還每天給隔壁獨居的老人無償跑腿，照顧老人的生活。

還有這樣一位海歸女博士，頂著人大農學博士、清華社會學博士後兩大學術頭銜，卻最後選擇回到農村去，與土地為伴。周圍的人拿她當「反面教材」，教育孩子千萬別學她不留在城市，當農民就是書白讀了！

面對外界不斷的額質疑，石嫣用自己的成就證明了自己：從2009年回國至今，她創建了屬於自己的基地和品牌，擁有200多畝農場，如今年收入800多萬，誰說做一個農民不能獲得成功？

其實，處處都是出路，出路藏在很多看似不起眼的轉折中，高考也不是絕對唯一的出路。

在我們小學人手一本的《新華字典》上有關「前途」的句子：「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