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被稱為「唐宋八大家」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曾鞏、王安石、蘇軾、蘇轍，作為中國古代文化最負盛名的矩陣，以一種極富「概括性」與「啟迪性」的文化特質，為後世中國文人佇立了高山仰止的思想高度和綿延千載的生命能量。他們憑藉勤奮與天資的驅動、入世與出世的關照、道統與文統的協調，始終懷抱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天地高度，踐行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民本思想，涵養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高揚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奉獻精神，終於抵達了生命與人格的至高境界，將中華文化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高度。不僅為後世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有關文人高度和生命價值的有益參考，更為今天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了強烈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認同感。
展覽走廊處的「唐宋八大家」生平簡表
正因如此，此次遼寧省博物館「山高水長——唐宋八大家主題文物展」才更顯其膽識所在。好在這樣一場囊括三大主題、16個小單元，覆蓋4000平方米展廳面積，且牽涉書法、繪畫、古籍、碑帖拓片、陶瓷等諸多門類文物的展覽，儘管展線很長、內容很多，卻並不令人感覺疲勞。而是隨著展覽的引領，觀眾會迫不及待地一直看下去。背後的原因，我想無非得益於展示文本和視覺效果的思想深度、豐富細膩度，以及節奏的把控、空間的彈性、核心章節的詳略得當、人物的飽滿與耐人尋味——這都是些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卻極難的事。
展覽第一單元序廳
展覽第二單元序廳
尤其當展覽還要將「唐宋八大家」，這一為眾人所熟知的文學概念轉化為一場以書畫為主要呈現載體的博物館展覽時，難度真可謂不小。首先展覽要想好怎樣處理作為群體的唐宋八大家和每個個體呈現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利用手頭的材料來儘量平衡八個人的「出場時間」；再者，大量文字內容，又該如何通過書畫和展板等圖像形式來進行「轉譯」，兩種不同藝術載體的優勢和劣勢，又該如何在展覽中強化和互補；當然更重要的是，如何通過一場展覽，讓觀眾更好地去理解唐宋八大家掀起的「古文運動」，並不是一場僅限於「文體革新」層面的運動，而是一場延續至今的有關中國文人「獨善其身，兼濟天下」使命感的探索與追尋。事實證明，所有擔心在這場展覽面前都是多餘的。
展覽第三單元序廳
自我表達與群體力量
從公元581年隋文帝開國，到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應天府稱帝，一個嶄新的800年序列。以800年的時間跨度來把握文學風尚與進程，無論如何還是顯得過分粗疏了。而且，不同於上一個「800年」可以依文章體式而分為兩漢辭賦、魏晉玄言與六朝駢儷，隋唐宋元之文章風格，難依朝代而斷。其間隋代國祚短暫，傳世之作不多，只能作為從六朝文向唐宋文的過渡來敘述，元文則遠不及元曲燦爛，很難說有自己獨特的個性。於是，討論這800年文章，最終只落實為「唐宋古文」。
展覽第一單元有關「唐宋八大家」確立的歷史敘述
而在這其中，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曾鞏、王安石、蘇軾、蘇轍八人就佔據了《古文觀止》中35%的份額，也在如今中小學的必讀課本中佔有1/4的席位。這一唐宋八大家「教輔天團」，最早是從明代開始出現的。明初朱右最早將八人散文編選成《八先生文集》刊行，隨後唐順之選錄八家的文章合為《文編》一書，另一位古文家茅坤又在《文編》的基礎上編選了《唐宋八大家文鈔》，「唐宋八大家」的稱號由此正式確立。儘管明清文人推出唐宋八大家作為古代散文的典範，各有自己的目的，取捨喜好也並不一致，但總的來說，八大家文確實可以代表唐宋散文的主要成就。
展覽序廳處從天而降的「詩牌」
如果說唐宋八大家是歷史舞臺上的一出「群舞」的話，那麼展覽序廳處從天而降的、有關八人詩詞歌賦名句的「詩牌」，就是這齣「集體主義文化象徵」最震撼的舞臺亮相。任何一位觀眾置身其間，望著這些被燈光打亮，從而閃閃發光的「詩牌」時，除了炫目，我想多少都還會生出些「觸手可及」之感，忍不住想要去翻看每一句自己所熟悉的話語，或許過往背誦它們時的情景還會不由自主地閃現在眼前。這不僅是唐宋八大家「文垂千載」的魅力，更是博物館通過展廳裝置，幫助觀眾搭建起與展覽主題之間的情感聯繫，甚至說是幫助唐宋八大家卸下「神性」的一個有益嘗試。德國劇作家、評論家萊辛曾說：「戴著一頂威嚴的官定假髮的孩子的頭是引人發笑的對象；而變得孩提般天真的偉大政治家卻是令人為之傷心落淚的。」展覽如果要讓我們與記憶中的那些「超人」「聖人」對話，勢必要將他們歸於最本真的「人」。
展覽第二單元有關「豪健雄放——韓愈」的內容展示
展覽第二單元有關「枯淡崔嵬——柳宗元」的內容展示
「群感」極好的集體舞過後，我們能夠藉助他們的文章詞賦、書法繪畫和人生經歷、生平足跡，看到一個個色彩鮮明的、「無格式化」的個體漸次在展覽中跳脫出來，開始了他們純真的自我表達，他們的高風亮節和光明磊落的人生高度與人生智慧，也在此過程中顯露無疑。自蘇軾撰《潮州韓文公廟碑》，稱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後世談論唐宋古文運動，無不以韓愈作為一個中心人物。確實，古文運動的成功與韓愈、柳宗元的崛起大有關係，二君並稱，被譽為唐文典範，但就政治立場及為人處世而言，韓、柳的差異仍相當明顯。韓愈主保守，柳宗元求改革，韓愈熱心仕進，不免有些「戚戚於貧賤」，且有言不顧行、進退失據處，柳宗元則更像失敗的英雄，少有乞憐請罪轉變立場的權宜之計，講究為人與作文的統一。
展覽中韓愈《馬說》《論佛骨表》《石鼓歌》，以及柳宗元《永州八記》《黔之驢》等名篇及相關文物的選用，生動反映出因人生道路和創作個性的不同，韓愈更擅長碑傳與贈序，柳宗元則以寓言、遊記最見精神。
展覽第二單元有關「一代文宗——歐陽修」的內容展示
作為宋六家的精神領袖，歐陽修自稱其蓄道德、能文章得益於韓愈，後人也將其與韓氏相比擬，蘇軾稱「歐陽子，今之韓愈也」，歐陽修借韓愈表達文學理想，韓愈因歐陽修的提倡而發揚光大——這其實正是唐宋文章互為因果的最好表述。大概有感於時人學韓愈過求險怪，歐陽修則更注重平易與自然，《秋聲賦》《豐樂亭記》《醉翁亭記》等，文體雖異，主題卻都是「感念疇昔，悲涼悽愴」。「此老文字遇感慨處便精神」，所謂感慨，不外歷史興衰與個人生死，這正是文人兼史家的歐陽修所擅長的。
展覽第一單元有關「唐宋八大家」形象與字、號由來的展櫃
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權知禮部貢舉，也正是在那一年，蘇洵帶著蘇軾、蘇轍兄弟從四川眉山前往開封參加科考，最終曾鞏、蘇軾、蘇轍皆同科及第，而彼時36歲的王安石也在任常州知州後重返開封。「宋六家」於時光推演中難得一見地齊集開封後，很快又於命運齒輪的轉動中，各自沉浮。而祖國寬廣多樣的大好河山，無不安慰了這些在政治上屢次失意的文人，他們「飛鴻」般飄蕩的靈魂，得以在山水自然與文藝創作中安置，一大批為後世所敬仰的文藝創作也因此蓬勃而出，繼而奠定了中國散文的審美標準，千餘年後，被政治放逐的他們，又一一被文學請回。
東坡，又豈止是天上的星辰！
展覽第二單元中有關蘇軾內容的展廳設計
三蘇文章，自然以東坡最負盛名，其實，蘇洵之縱橫上下、出入馳騁，以及蘇轍的汪洋澹泊、一唱三嘆，也都大有可觀。出於各種原因，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有關蘇洵、蘇轍二人的相關文物數量非常有限，對此展覽沒有刻意掩飾，一方面儘量放大了蘇洵與蘇轍的敘述亮點，諸如蘇轍是唐宋八大家中唯一一位曾到過今天遼寧所在範圍內的人物；另一方面，也讓蘇洵、蘇轍同蘇軾一起，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敘述結構」，並藉此拉開了展覽各單元間的「節奏」。
展覽第二單元「觸處生春——蘇軾」小節中的展廳裝置
【明】祝允明 楷書蘇軾東坡記遊 遼寧省博物館藏
「然二君皆入鬼錄，坐念故友之風味，豈復可見」
「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比起中規中矩的策論，包括書札、序言、雜記、題跋等在內的各種雜文，更能顯示出蘇軾的才氣與性情。《記承天寺夜遊》《題西林壁》以及前後《赤壁賦》這類自出機杼、任意灑脫的文字，最大的特點就是「不可重複」。嚴格說來，所有的好文章都是「一次性」的，但蘇軾為文的隨意以及其對規矩的蔑視，使得後人往往只知蘇文之暢快與隨意，而不識其氣骨與學養，因而一學必然趨於機巧與輕佻。「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當我們還在為如此才華橫溢、觸出生春之人屢次被貶而感傷時，蘇軾已對自己的生命意義做了總結。
展覽第二單元有關「超軼群妍——曾鞏」的內容展示
曾鞏為文，不大講究文採，以自然淳樸、雍容大雅取勝，近於漢代的劉向，日後逐漸為明清學者所追慕。《墨池記》一類文章，講考據、有學問，但更重要的是由此引申而來的要言不煩的議論。相比之下，王安石文章的峭折與拗倔，則顯得有意為之。作為傑出的政治家，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那樣義貫氣通、縱橫排蕩的萬言書，有宋一代無出其右者。
展覽第一單元中有關北宋徽宗趙佶《瑞鶴圖》的內容組合呈現
政和二年（1112）正月十五的晚上，宋徽宗獨坐在書案旁，與他英明神武的父親神宗不同，他的案上展滿絹素，沒有案卷，剛從上元節熱鬧燈會上回來的他有些疲憊，伏在桌案上沉沉睡去。只見遠處宣德門之上，天色青如碧玉，二十隻仙鶴徘徊往來，像一陣梅花雨落，此時30歲的徽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願意相信，自己的王朝會在祥瑞之中，迎來最好的年華。幾個月後，晚年受「元祐黨籍碑」重壓而選擇隱世著述的蘇轍於許州辭世，自此，物理狀態下的「唐宋八大家」集體退場，空留群鶴在絹素上嫋嫋婷婷……
《瑞鶴圖》中徘徊往來於宣德門之上的仙鶴
文學概念的博物館化延伸
傳統觀念中，「文以載道」為唐宋古文運動的核心命題，該命題頗具概括力地表達了古文運動包含「文體改革」和「儒學革新」兩個方面，而這也就意味著，對古文運動的研究勢必要從文學史和思想史兩個大的維度展開。遼寧省博物館此次「山高水長展」，在唐宋八大家的核心敘述之外，也緊緊沿著「文脈所系」和「家國情懷」兩條線展開，讓我們在觀展過程中，總感覺沐浴著群星閃耀的光芒。
展覽第一單元中的南宋趙構書馬和之畫《唐風圖》
中國古代散文的第一個高峰是先秦兩漢時期，《尚書》向來被視為我國散文的一個重要源頭。展覽從《尚書》開始，先後選取了《詩經》《九歌》《洛神賦》《歸去來兮辭》，簡要勾勒了唐宋古文運動開展之前中國文學史的發展脈絡。但這也為展覽帶來了一個不小的挑戰，即大篇幅的文學作品該如何在展覽中呈現？我們知道，人在展覽空間中的狀態與在書桌前的狀態全然不同，所以文字不可能像在書籍中那樣發揮其長線敘事能力，決定了展覽必須以短篇幅或小單元的展陳方式，以適應博物館觀眾的觀展要求。
面對這樣一個難題，策展人非常清醒地認識到：展覽空間的形態是無窮的，而且展覽空間中人的行為也比在書桌前讀書時要更多樣化，完全可以給文字提供更加自由而豐富的邏輯關係，發揮其表意清晰的優點，規避或者彌補其形象性不足的弱勢。與此同時，大多數繪畫作品作為一個公共語言或敘述系統也並非盡善盡美，因為它缺少一個清晰完整的敘事讓觀眾去跟隨，而更像是給出了一個不尋常的、刺激觀眾想像力的起點，激發觀眾去感悟與聯想——無論是走進藝術家的內心，還是生成完全屬於自己的敘事，都是它的價值所在。因此，文字、圖像、空間、觀眾的行為和具體敘事結合起來，完全有可能創造出極具個性的「空間文體」，以及獨一無二的「空間體驗」和「敘事方式」。
展覽第一單元中關於北宋人摹顧愷之《洛神賦圖》的空間呈現
事實上，遼寧省博物館在展覽的推進過程中，也的確是這樣考量的。北宋人摹顧愷之《洛神賦圖》及相關展板、南宋高宗趙構章草書《洛神賦》以及藝術家葉露盈繪製的當代《洛神賦圖》、央視節目《國家寶藏》中有關《洛神賦圖》的解讀，在展覽中共同構築了一處有關「洛神賦」的多層次、多維度、多視角的闡釋、互動方式，打破了既往過分依賴於文本本身或圖像本身的「獨白」狀態。這不僅讓「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等過去在文本理解上缺乏依託的語句，於圖像上找到了想像空間，也讓這樣一場「人神道殊，悵盤桓而不能去」的愛情悲劇，因為圖像上的一把羽扇有了轉機，促使我們想要一遍遍在文本中找到有關曹植與洛神並未永遠離別的證據。當代繪畫作品和傳媒影像的介入，也讓千年前的文字和繪畫，找到了一種更貼近當下的表達與傳播互動的可能。我多麼期望藉助我們的演繹，能夠讓身處展櫃兩側、遙遙相望的曹植和洛神再度相逢。
「悵盤桓而不能去」
其實，展覽就如同其他各類藝術形式一樣，擁有可以無限探索和延展的「觀看」空間，或者說擁有比其他任何藝術形式更能激蕩觀眾內心的力量。這種激蕩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指博物館中的展品本身作為一個值得觀賞的對象，蘊藏著無數讓人驚喜的細節，等待著觀眾通過仔細的觀察去感受與認識；第二個層次是指不同的「物」在展覽這個特殊空間中進行蒙太奇組合，構成不可思議的場景奇觀，或形成非常特別的新認識。第一個層次是展品客體本身的屬性，而第二個層次必然是展覽設計刻意營造的結果，相對而言，前者呈現的算是微觀世界，後者呈現的則是宏觀結構。在場景震撼與細節感悟之間，會形成巨大的張力，在觀眾的感官與心中形成激蕩。此次展覽全程貫徹了這一精神，不論是通過繪畫、圖版與文學內容的結合，還是通過生平群像、引述評論、行跡圖、精選詩文及相關文物，搭建起的有關唐宋八大家的主體敘述，儘管文字內容點到為止，卻處處延展出巨大的共情空間。
每種藝術方式都有各自的局限，或者是時代的局限，而今天的博物館人，是可以找尋到巨人肩膀上那片落腳之地的。
文化觀念的重塑與延續
最早提出「古文運動」概念的是胡適，而彼時胡適所倡導的「白話文運動」，既要在救亡與啟蒙的層面上重構自己的政治功能，又要在中西文化正面碰撞的語境中探索新形態、新風格。對古文運動的論述，不但為他的文學改良主張提供了歷史支持，而且也為從運動的角度研究中國文學史，提供了成功的範例和模本。這無疑從另一側面表明了唐宋古文運動所強調的「文以載道」，也帶有強烈的救亡與啟蒙屬性。
展覽第三單元「家國情懷」中有關「心憂天下」的內容展示
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篇中即指出「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強調了「文」是用來闡明「道」的；韓愈重在提倡「古道」，以恢復自魏晉以後中斷了的儒家「道統」，講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齊家治國平天下，柳宗元則比較注重治世之「道」，從社會需要出發，重在經世致用，比韓愈的「道」更為進步；宋代古文運動的代表人物歐陽修沿著韓愈的方向，並將這個問題的論述向前發展了一大步，主張從日常百事著眼，「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並且還主張「載道」要能「載大」。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共同選擇，都將兼濟天下放在閉門著述之上。
此次遼寧省博物館「山高水長展」，在文體革新之外，還特意為我們呈現了另一個層面的文化空間：家國情懷，不得不說是一個有益的嘗試。好的展覽需要與大眾情緒共舞，用以撫慰人心、平復焦慮，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講，展覽需要肩負起一定的社會道義和正能量的傳遞。
展覽第三單元通過對蘇軾治理西湖的繪畫作品，展現文人士大夫「為政以德」的一面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54歲的蘇軾任杭州知州，為疏浚西湖，蘇軾通過各種方式籌措錢款，工程結束後，為了解決堆積如山的湖底淤泥，蘇軾在湖的西側築起了一道長八十丈、寬五丈的長堤，既清理了河道淤泥，又縮短了交通路程。如今，堤上芙蓉楊柳、小橋亭閣，構成了西湖十景中著名的「蘇堤春曉」。為了讓水草不再滋生，蘇軾還想出了一個辦法，那就是將岸邊的湖面租給民眾種植菱角，因為種植菱角就必須清理湖水，真是一舉多得。為此，蘇軾還在湖面上樹立了三座小石塔，劃定了民眾種植菱角的區域，小石塔後來逐漸演變為最著名的西湖美景「三潭印月」。這一系列民生工程的完成，給蘇軾帶來的成就感，絲毫不亞於藝術創作，或許這是另外一種傳世的經典作品，而這也正是關於這個文人，留給我們民族的文化遺產。我想展覽通過南宋馬麟《荷香清夏圖》、清王原祁《西湖十景圖》，正是希望大家能夠看到，以蘇軾為代表的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是如何把自視甚高的理想主義，置換為溫暖的人間情懷的。
南宋朱熹《行草書尺牘並大學或問手稿》，細微處見性情，朱子也可愛：「老拙衰病，幸未即死；但脾胃終是怯弱，飲食小失節，便覺不快。兼作脾洩撓人，目疾則尤害事，更看文字不得也。」
當然，展覽更難能可貴之處，在於即使在家國天下的敘述中，展覽語言的寫作也不像是「乾巴巴」的歷史說教，而是讓一切仍煥發著「人性」的色彩。我們能在朱熹寫給表弟程洵的《七月六日帖》中，看到一位「老拙衰病」的聖人，他也會和自己的親人抱怨近來「脾胃終是怯弱，飲食小失節，便覺不快」「目疾則尤害事，更看文字不得也」；我們還能在韓愈《五箴》中，看到一個為「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所困擾，而從嚴要求自己的「打工人」；展覽中蘇洵關於「軾」和「轍」的《名二子說》，更刻畫出一位慈愛「老父親」的殷切期待。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唐宋八大家作為中國古代優秀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在對儒家道統的維護，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人文理想的堅守，對國家統一和民族大義的維護上，始終與國家民族休戚與共。這一精神境界不僅深深植根於我們每個中國人的內心世界，更是中華文化綿延不絕最深的奧義所在。■
北宋李成的《茂林遠岫圖》，好一幅山高水長
作者/趙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