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至18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分析了當前經濟形勢，並部署了2021年經濟工作。
作為新中國歷史上極不平凡的一年，會議認為，面對嚴峻複雜的國際形勢、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衝擊，我們交出了一份人民滿意、世界矚目、可以載入史冊的答卷。
此次會議強調，明年宏觀政策要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政策操作上要「不急轉彎」，從而保證對經濟恢復的必要支持力度。
明年，我國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與去年「堅決壓縮一般性支出」的表述不同的是，今年會議要求「保持適度支出強度」，在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的同時有針對性地增強國家重大戰略任務、促進科技創新、調節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財政支出。
由於內外部政治、經濟的形勢變化較大，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肯定我們取得的成就的同時，也多次強調未來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此次會議對我國經濟總體形勢的表述為「必須清醒看到，疫情變化和外部環境存在諸多不確定性，我國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明年世界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復甦不穩定不平衡，疫情衝擊導致的各類衍生風險不容忽視。」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盧鋒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採訪時表示，今年由於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特點呈現出幾個「想不到」，例如想不到由於疫情後全球主要經濟體恢復的不平衡，我國出口能夠實現較強勢的復甦增長。
多位經濟學專家認為，總體來講，在疫情背景下，今年以來中國和全球經濟的走向呈現「疫情規律決定經濟規律，疫情曲線領先經濟曲線」的特點。
宏觀政策強調「可持續性」，「不急轉彎」
為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對我國經濟帶來的衝擊，今年以來我國採取了幫助小微企業「渡難關」、更大力度減稅降費、暫緩繳納社保等一些超常規政策，這些政策在明年將會如何過渡？會議對此進行明確：明年宏觀政策要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準有效，不急轉彎，把握好政策時度效。
對於「不急轉彎」，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冶研究所副所長張斌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表示，這是對於政策延續性的強調，以避免政策的急劇轉向。
張斌表示，從各國採取的經濟上的紓困政策實踐中可以看到，經濟遇到困難時，政府採取的較大力度的支持政策如果過渡過快，可能導致二次衰退。因此，當經濟運行環境發生變化時，政策調整是必要的，但是調整的過程一定要謹慎漸進，在確保宏觀經濟基本穩定、就業勞動力市場基本穩定的情況下，去做政策的「減法」。
北京國家會計學院財稅政策與應用研究所所長李旭紅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由於經濟的恢復需要有一個時間，因此短期的對衝性的政策應該予以一定時間內的延續，為助力經濟的可持續性增長。同時會議提出要用好寶貴時間窗口，李旭紅認為這一「時間窗口」還應該助力科技創新，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
財政政策保持適度支出強度，化解隱性債務風險
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方面，會議明確明年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提質增效、更可持續，保持適度支出強度，抓實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工作。
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教授林晨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表示，會議既強調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求保持適度支出強度，同時又強調要化解隱性債務風險，這就意味著投資需要更合理，也就是要「精準地做支出」。
「支出的規模不能降，但是要精準。」林晨稱，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的問題根源在於投資不能獲得足夠收益，而不在於投資規模大本身。因此本次會議在財政支出和投資方面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邏輯鏈條：在支出不降的同時如何保證不出現債務風險？這就要求下一步的投資要精準，要投在有收益的地方去，投在高質量的環節中去。
會議對於接下來的投資方向也有較明確的表述：要在新基建、促進科技創新、加快經濟結構調整、調節收入分配等方面主動作為。
對於債券市場防範風險和平穩運行，會議特別明確要「完善債券市場法制」，要健全金融機構治理，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打擊各種逃廢債行為。
在貨幣政策方面，會議同樣強調穩健的貨幣政策的精準性，表述由去年的「靈活適度」拓展為今年的「靈活精準、合理適度」。
多家機構和業內專家分析認為，合理適度表示明年或將更強調市場流動性的合理充裕，精準則意味著今年直達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可能會繼續創新，加大對科技創新、小微企業、綠色發展的金融支持。方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顏色認為，未來貨幣政策會逐步回歸正常化，貨幣政策或將從明年一季度末開始進行流動性和信用調整，漸進分步式過渡。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預計，明年整體的政策支持力度估計不會低於疫情前的水平，預計明年一般公共預算赤字率可能仍然會高於3%，新增專項債規模或在3萬億元以上。
需求側管理以改善民生為導向
今年以來，中央已經多次強調擴大需求和需求側管理。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今年12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注重需求側改革，打通堵點，補齊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
此次會議同樣強調了「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再次重點提及注重「需求側管理」的同時，要求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
盧鋒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分析，中央對於需求側的強調一部分原因在於疫情後我國總需求的恢復整體慢於總供給的恢復，接下來或將通過收入分配等方面一些機制性的改變擴大總需求。
「因為疫情對於我國是供給衝擊小於需求衝擊，而對於國外則是供給衝擊大於需求衝擊，這就影響了國際貿易，也帶來我國在政策上需求側管理的重要性。」盧鋒表示。
如何更好進行需求側管理、打通堵點？會議給出答案：要充分挖掘國內市場潛力，以改善民生為導向擴大消費和有效投資，完善支持社會資本參與的機制和政策，更加注重民生基礎設施補短板，推動新型城鎮化和區域協調發展。
會議還提出，必須在合理引導消費、儲蓄、投資等方面進行有效制度安排。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王軍分析，這說明強化需求側管理不是簡單刺激消費、超前消費，而是從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深層次矛盾入手，用改革的辦法疏通難點、堵點。
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人民消費意取決於社會保障體系、收入、就業等情況，也就是取決於民生改善。當前在這方面的一大痛點和堵點在於城鄉之間勞動力等要素能否自由流動，「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動的話，社會就出現了一種撕裂，撕裂的結果就是收入分配無法拉平，最終結果就是消費上不去。」蘇劍分析稱。
林晨同樣認為，對於勞動力等要素流動的限制是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突出表現，具體體現為勞動力從農村到城市所面臨的戶籍、教育、醫療、就業等方面的隱形障礙。
值得關注的是，會議在擴大內需方面強調，要「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費購買的規定，充分挖掘縣鄉消費潛力」。林晨進一步分析認為，這意味著我國當前的供給質量還需提升，尤其是在縣鄉層面高質量的供給水平不夠。
林晨表示，要更加著力去開發縣鄉層面市場的供給水平和供給意識，「簡單來講就是讓質量上去，成本下來。因為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是外向型的，在國內市場的供給力度實際上是不夠的，所以要在地方層面用供給進一步創造需求。」林晨稱，這也有利於我國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國家安全、產業鏈安全與糧食安全
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多次強調「安全」，包括「著力解決制約國家發展和安全的重大難題」、「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保障糧食安全」等，多位專家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過去我國更多強調經濟發展的增長目標，但現在國內國際局勢面臨新的變化，要更重視發展安全和防控風險的問題。
例如在科技發展方面，去年會議明確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轉化」。與去年不同的是，本次會議提出「著力解決制約國家發展和安全的重大難題」、「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說明更加強調從國家安全角度加大投入，解決「卡脖子」難題。
再如今年的會議明確，要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同時明確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穩定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會議要求針對產業薄弱環節，實施好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程，在產業優勢領域精耕細作，搞出更多獨門絕技。這意味著在我國企業轉型升級發展的關鍵階段，要提升我國科技產品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增加產品附加值，保障完整的工業體系、基礎設施與產業鏈。
今年的會議還對糧食安全進行了具體部署。會議明確，要解決好種子和耕地問題，加強種質資源保護和利用，加強種子庫建設。
據統計，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消費國，消費世界上約1/3的大豆，而我國約80％的大豆依賴進口。張斌表示，進口大豆當前已經在我國糧食供應體系及食品供應體系中佔了很大比重，「當進口量十分龐大，對全球貿易的依賴性較強的時候，就自然應該考慮供應的安全問題。」張斌稱，這是此次會議未雨綢繆的一種考慮，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分析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國家在高新技術領域對我國的制裁措施或許不是暫時性的加碼，而可能是長期較高壓的態勢。因此，無論是在科技核心技術上，還是在種子和種源問題上，會議都強調了「卡脖子」技術攻關的重要性，明確要在關鍵技術研發上補短板，增強自主可控性。
在金融市場安全和防風險方面，此次會議提出「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會議強調對金融創新的監管，尤其是針對大型科技公司往往利用數據壟斷優勢，阻礙公平競爭，獲取超額收益的問題，會議明確金融創新必須在審慎監管的前提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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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經濟學家解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需求側管理重民生，強調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