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上海譯文出版社翻譯出版了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會》一書。這本書揭露了日本目前所面臨的現實處境：越來越多的日本年輕人在日益沉重的社會競爭壓力下失去了上進心和欲望。人們對明天不再抱有希望，也不再談論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甚至已懶得結婚生孩子。少子化、老齡化、相對較高的自殺率、失去上進心的年輕人越來越多......
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的人口動態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日本新出生人口數僅為94.1萬，由此創下自從1899年有統計數據以來的最低值，同時連續兩年跌破100萬大關。同年日本新婚情侶數為60.7萬對，這比上年減少1.4萬對。日本厚生勞動省據此估算：日本人口將在2053年跌破1億，到2065年日本人口將比2015年的1.27億減少三成，屆時日本社會超過40%的人口都是老年人。
這樣一種低欲望社會形態究竟對日本有何影響呢？早在1996年新加坡前領導人李光耀就曾對日本未來的國運預言道：「日本在未來仍將在國際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相比鄰國將日漸趨於平庸」。李光耀認為日本註定將走向平庸，因為日本無法解決自己所面臨的人口問題。在日本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現象已造成國內市場的萎縮、經濟的下滑、創新的停滯。
人口的萎縮必將導致日本經濟的衰退，年輕人會由於不堪重負而選擇離開日本。儘管日本作為一個發達國家在之前的長期積累已使國民持有大量的金融資產，企業也有高額的內部準備金，然而卻未能有效運用資金。無論是貨幣寬鬆政策或公共投資都無法提升消費者信心。李光耀據此預言：「中國的經濟總量將在2030年超過日本」。李光耀這一分析是完全正確的，只不過中國的發展速度比他預計的更快。
事實上中國的經濟總量在2010年就超越了日本，這比李光耀所預計的還提前了20年。日本這種低欲望社會正好與我國的社會形態形成了對比：我們現在整體上是一個高欲望社會。我們每天打開手機就能看到各路大V告訴你該怎樣生活，各種各樣的成功學和心靈雞湯層出不窮。如果當你感覺別人混得比你好時就會一種焦慮感。當然任何一個社會總會有不思進取得過且過的人。
判斷一個社會究竟是低欲望社會還是高欲望社會需要看社會的主流層面。很多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都說：「中國人每天一起床就在奮鬥。中國人在宏觀層面有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在微觀層面也努力盡一切可能使家人生活得更好。在這裡你能看到一群為明天的明確目標而奮鬥的人群。這是一個充滿生機的充滿活力的社會」。用森下下士的話說就是：「很有精神」。
那麼日本這種低欲望社會是怎麼形成的呢？這既有日本民族文化上的原因，也有日本近年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原因。1994年12月7日瑞典斯德哥爾摩皇家文學院的講壇上獲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發表的獲獎演說名為《曖昧的日本的我》。大江健三郎的演說揭示了日本國民性格中的曖昧特點。絕大多數日本人處於一種刻板的固定模式生活狀態下：每天都是繁重的工作和各種各樣的交際應酬。
很多日本人工作在一起、休息在一起，吃飯、娛樂甚至連洗澡都在一起，幾乎沒多少個人空間可言。這和日本獨特的企業文化密不可分：日本秋山木工的創始人秋山利輝就曾說過「我更願意招收『傻』一點兒的學生，這樣我讓他們往左，他們就不會往右」。秋山木工的員工無論男女一律留板寸頭，禁止使用手機，只許書信聯繫，研修期間絕對禁止談戀愛……
領導對員工私人生活的主動關心從另一方面理解也意味著領導有權對員工的私人生活進行幹涉，在日本傳統的商業運作模式下獨立的思考精神是被排斥的。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其他企業也講究員工的忠誠度，然而日本企業實際上是以對員工個人意識的絕對壓制來塑造員工對企業的盲目愚忠。長期過著這種集體生活的日本人往往將私人生活和集體生活混為一談，久而久之失去了獨立思考和行動的能力。
當全世界都在讚嘆日本企業的團結協作時往往容易忽略一個基本事實：一個單獨的日本人往往容易表現得慌慌張張、不知所措。在這樣一種社會形態下人往往容易失去自我。在物質生活上相對發達富裕的日本卻保持高自殺率不能說和這種社會氛圍有一定關係。截至11月14日繼三浦春馬之後日本全年已有八位藝人先後自殺。這還是為人關注的藝人明星，那麼今年有多少普通日本人自殺呢？
人為什麼會自殺呢？因為對生失去了希望。日本之所以有著全世界範圍內相對較高的自殺率是與日本文化中一些負面的幻滅曖昧特性脫不了關係的。事實上日本文化本身就自帶一部分消極頹廢的因素，而日本低欲望社會的形成也與這些消極頹廢的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人的性格並無優劣之分，國家民族的性格也是如此：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性中都會同時包含積極正面的因素和消極負面的因素。
日本的民族文化中的確自帶一種憂鬱的幻滅曖昧特性，然而如果把日本低欲望社會的形成完全歸結於此似乎也並不客觀。事實上在日本的戰後復興時期日本國民所呈現給世人的形象與今天是截然不同的，這也就是所謂」昭和男兒」同「平成廢宅」的對比。這其實和日本國家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戰後復興時期的日本正如今天的中國一樣有著明確的奮鬥目標。
那時的日本處於發展上升的階段，所以國民對未來充滿了自信。然而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的破滅使日本陷入到所謂「失去的二十年」。泡沫經濟破滅前夕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日本經濟的巔峰。這時日本人均GDP達到了4萬美元左右，排名進入全球前5的日本甚至高於美國。這時的世界格局被總結為「政治上兩極、經濟上三極」：所謂政治上的兩極當然是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至於經濟上的三級則是北美、西歐、日本。
日本能以一國之力與美國主導的北美自貿區以及歐洲共同體抗衡。這時日本作為國土面積只有30多萬平方公裡的二戰戰敗國在經濟總量上已超越了2200萬平方公裡的超級大國蘇聯，這時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與法國的GDP總量加起來才勉強接近日本。在世界500強企業中日本佔據了近一半，三菱、豐田、松下、日立、索尼、本田、日產、東芝等國際知名龍頭企業全部進入世界企業前50。
當時的世界10大企業中日本就佔了8家並席捲前三。當時的東京是世界500強企業總部最多的城市，東京的GDP總量是紐約的3倍，比我國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還高。然而泡沫經濟破滅後的1997-2017年這20年間日本實際經濟增長只有16.5%，年均增長率只有0.77%。同一時期我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是9.5%，越南也接近於8%，韓國的經濟增速也大體保持在日本的3倍左右。
這種現實中的幻滅落差感同日本文化中固有的幻滅落差感結合起來催生出日本國民內心世界巨大的落差感。經濟泡沫破滅後日本的「1億準中流」的龐大構想也隨之破滅：原來的中產階級收入減少、購買力下降。如果你奮鬥一輩還是買不起房子，自己的孩子還是不能上好學校，那麼你還會努力嗎？這就是日本的現狀：經濟不景氣，老人們佔據著高層崗位，年輕人正如李光耀所說的那樣越來越看不到希望。
日本的低欲望社會在一定意義上是我們的前車之鑑：儘管我們現在仍處於一個高速發展的快節奏時代，然而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也處於一種高速發展的快節奏狀態，那麼當我們發展到一定高度之後是否也會出現像日本這樣的異變呢？這也許並不一定會成為現實，然而我們可以把日本作為一種可以借鑑經驗教訓的鏡像。畢竟未雨綢繆總勝過臨渴掘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