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之中國乃至現今，都有著子孫滿堂、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但人類繁衍之路並不順遂，行至康熙年間，中國人口總數有了較高增長，卻也依然無法改變嬰兒存活率極低的狀態。據清朝人口學研究表明，當時人均預期壽命僅在30左右。清朝時期，就連以皇帝為代表的統治階層，雖有較高的生育率，卻也保持著令人詫異的高死亡率。
康熙皇帝一生共繁育35位皇子、20位公主，能夠活到成年的僅有27位皇嗣，死亡率高達51%；
雍正皇帝一生共繁育10位皇子、4位公主，能夠活到成年的僅有5位皇嗣，死亡率高達60%；
乾隆皇帝一生共繁育17位皇子、10位公主，能夠活到成年的僅有15位皇嗣，死亡率高達44%；
這種高生育率同時伴隨著高死亡率的情況，直到晚清時期依然沒有得到改善。清末三位帝王絕嗣，我們不做討論，僅以朝之重臣作出說明：
差點被鈕祜祿·和珅招為女婿，道光二十年才病逝的清朝名臣索綽絡·英和，共有子、孫、曾孫輩37人，竟有21人早殤，死亡率高達57%；
清末著名的湘紳領袖、學界泰鬥王先謙，一生共育三子六女，僅有一子成年，死亡率高達89%。
另外，晚清皇室成員雖也有較高的生育率，但依然伴隨著令人恐怖的死亡率。王公貝勒、朝廷勳貴尚且有如此駭人的高死亡率，居於社會底層的普通民眾，可想而知。
高死亡率的原因何在
清代嬰兒或者兒童高到離譜的死亡率，後世往往首先歸結於民之貧苦、飢餓抑或戰亂頻頻、瘟疫橫行所害；但如此致死原因，倘若置於統治階層的皇室成員、滿蒙勳貴身上，卻並不成立。
醫療資源的匱乏和醫療條件的明顯不足，或許能夠解釋這一問題。有清一朝，從統治階層到基層百姓，小兒生病唯一的依賴就只有中醫，但中醫之特點的見效慢，讓諸如風寒、天花、咳疾等都無法及時治癒而發展嚴重及至夭亡。
晚清時期，雖有教會醫院和西醫診所的開辦，但對此帶有質疑聲音的民眾始終未將其視為最佳診治辦法，再加上西醫診治的費用往往較高，這一時期的西醫、西藥並未形成規模，成為解決小兒高死亡率的最佳辦法。
晚清名臣，民國才女張愛玲的外公——張佩綸就曾經對為自己診治的西醫有過評價：
江寧洋醫本領甚劣，中醫有等差，洋醫亦然，不可執一而論也。
另外，在為自己的妻子，也就是李鴻章的幼女李菊耦接生後，張佩綸記載了支付給西醫的費用：酬以英蚨三百翼，別送洋人應用各物約值三五十金之數。即300銀元，加之三五十金的財物。如此診費，連李鴻章的女婿都發出「甚貴矣」之嘆，可見當時西醫診療費用之高昂。
不信任西醫、付不起診費，讓西醫在晚清時期寸步難行的同時，依然未能改變小兒高死亡率的悲慘。
醫療條件限制，並非主因
雖然醫療條件的限制，醫療資源的匱乏，相當程度上造成了嬰幼兒的高死亡率，但小兒出生以後相當一段時期內是帶有母體抵抗力，擁有對應外界病害之能力的，為何還會高頻率的出現「當月殤」、「當年殤」乃至「是日殤」的情況呢？
唯一的解釋就是母體本身就因為某種原因，屬於病體範圍。而病原就來自於公共衛生和環境，尤其是飲水、汙水管道建設和垃圾排洩物處理的影響。
據史料記載，已經意識到城市建設及公共衛生安全的晚清時期，已經出現諸如「殺牛煎髓，夏令臭穢，不能納涼，冬春秋亦然」等對於居住環境安全的顧慮，甚至有人將小兒高死亡率直接歸結到「因陋就簡，令人悚惕」。
民國時期的《中央日報》曾經評價過南京城內的飲用水衛生狀況：
水是渾濁的，深黑的，簡直是魚蝦不幸的刑場。恐怕酸鹹甜苦辣，五味齊全。水裡的溶質，我不敢分析，恐怕尿糞癃一切俱有」。河中的糞水還帶來霍亂、傷寒的傳播。
當時乃至之前，人們的飲用水均來自內河水、井水。城內河道旁，市民洗衣洗碗，淘米洗菜，同時還傾倒垃圾，洗刷馬桶，飲用水的安全問題，可想而知。
民國衛生專家黃鳴龍曾經對當時的「國都」——南京，進行過飲水用化驗，得出以下結論：
京中河水之不潔，本一望而知。水受居民影響，本在所難免。然水質如此惡劣，其首居民影響如此之大，如此之速，殊非意料所及。至於南京之井，多屬淺水型，甚易汙染，且含礦物元素，味道苦澀，不堪飲用。
國都之飲用水衛生，尚且如此，其餘地方可想而知；民國之飲用水安全，尚且如此，更何況並無此方面意識的清朝時期了！也就是說，飲用水安全狀況乃至公共環境的不堪，直接造成了疾病傳播和母體健康，進而直接決定了小兒的高死亡率。
後記
清代女性的高生育率，伴隨著必然性的高死亡率，讓人感嘆其生育血淚的同時，深感現今醫療之發達、資源之豐富的幸運。有鑑於此，也會更讓現代人提高對公共衛生安全尤其是飲用水安全的重視程度。愛惜今日之幸運、珍惜明日之環境！
參考文獻：《愛新覺羅宗譜》、《清代人口社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