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流動的現代性中，社會學還可以幫著塑造文明的人嗎？
騰訊文化 崔瑩 發自英國利茲
英國利茲郊外，有一幢被綠樹花草掩映的英式小樓。90歲的齊格蒙·鮑曼和他83歲的妻子就住在這裡。小樓的每個房間裡都堆滿了書。
1925年11月19日，鮑曼出生于波蘭波茲南一個貧困的猶太家庭。二戰中，他參加了波蘭紅軍，後來因為反猶主義被逐出波蘭。他從1971年開始定居英國，在英國利茲大學教書。
鮑曼的第一任妻子雅尼娜·萊溫松是著名的波蘭作家。她關於大屠殺的小說給鮑曼的研究提供了很多靈感與素材。兩人共同生活了62年，有3個女兒。2009年，萊溫松去世。
此後，鮑曼和比自己小7歲的波蘭社會學教授亞歷山德拉·卡尼婭結婚，後者是波蘭前總統博萊斯瓦夫·貝魯特的女兒。在接受騰訊文化作者採訪時，鮑曼主答，亞歷山德拉·卡尼婭對問題進行了一些補充。
鮑曼與妻子合照 拍攝：崔瑩
社會學能在變化的世界中提供方向
鮑曼作品《社會學之思》
騰訊文化：在年輕的時候，你為何選擇成為社會學家？
齊格蒙·鮑曼：從戰場回到一敗塗地的國家，我決定改變年幼時想要探索神奇宇宙的興趣，而去關注人類社會的現實，探究為何有那麼多悲慘的事件發生。差不多70年了，我當時的動機早已失去了時效性，從事社會學研究已成為我的習慣。說實話，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社會學對我如此重要，我只能說我沒有嘗試過其他職業，或者逐漸失去了對從事其他職業的興趣、能力和意願。因為研究了很多年，社會學已經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
偉大的葡萄牙作家若澤·薩拉馬戈曾經有這樣的疑問：「我們講什麼話和出汗是因為同樣的原因麼？它自然而然就這樣發生了。」或許這就是我們的命運。然後他講了這樣一個故事：「爺爺聖赫羅尼莫在臨死前擁抱自己種的樹，和它們告別，因為他知道將永遠不會再看到它們。這是個值得學習的教訓。所以我也擁抱我寫下的文字，希望它們有長久的生命，並且後人會在我停下的地方，繼續書寫下去。」這其實也是我對你的問題的回答。
騰訊文化：你認為社會學的作用是什麼？你如何評價這門學科？
齊格蒙·鮑曼：在劇作家特倫斯·拉蒂根的經典舞臺劇《白朗寧版本》中，主人公安德魯·克羅克-哈裡斯目睹他教了多年的古希臘語和拉丁文被認為過時，新的學科如物理化學替代了它們。在被迫退休時，他向同事、學生和學生家長強調：「當我們不再相信文明的時候，我們如何培養文明的人？」
在某種程度上，社會學和古希臘語、拉丁文一樣，為人類的文明作出了貢獻，但社會學也越來越變成一門古老的學科。在流動的現代性中，社會學還可以幫著塑造文明的人嗎？從一開始，人類社會的文明就是由不斷的學習和忘記組成的，現在很少有人能講流利的古希臘語和拉丁語，也很少有人可以彈奏中世紀的樂器。進步和成功就意味著接受新的挑戰，舊的技能沒有多少用處的話，就需要新的技能——安德魯·克羅克-哈裡斯對古典的維護，實際上是在浪費他自己的生命。
社會學的職責是在變化的世界中提供一個方向，這個職責也只有在跟蹤這些變化及其結果，以及研究和思考人們針對變化所採取的對策中實現。我相信這個世界永遠都需要方向，這也是社會學在探求和給予的。
騰訊文化：社會學家是否可以幫助政府做出決策？
齊格蒙·鮑曼：社會學家當然很樂意這樣做，他們分析國家的現狀，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社會問題，但是很少有官員願意聽。在波蘭，社會學家被認為是智者，電視新聞節目經常會邀請他們評點最近發生的事情，他們受到媒體的尊重。但在英國，社會學家不具有這樣的地位。
亞歷山德拉·卡尼婭：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對政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齊格蒙·鮑曼：是的，但是他的例子比較特殊，他是託尼·布萊爾的顧問（註：布萊爾曾受吉登斯影響，提出「第三條道路」）。他們之間的私交甚好，並經常討論各類問題，但是據我所知，安東尼·吉登斯的提議並沒有實現，他們不過是討論而已。
亞歷山德拉·卡尼婭：我認為決策者們不怎麼看書。他們可能會看些統計數據，但這些數據也都是經過精心選擇的。我忘記是誰說的了，「政客利用社會學，就仿佛是醉漢利用路燈」。他們不是為了獲得光亮而用，只是想靠在那裡，尋求支持。
齊格蒙·鮑曼：我個人並不希望為政客做顧問，我更感興趣的是為普通人做顧問，幫他們出謀劃策，對付由當權者帶來的這些糟糕之處。
亞歷山德拉·卡尼婭：有意思的是，在波蘭，比如波蘭的社會學家琵奧特·格林斯基（Piotr Gliński），他本人也是政客。
騰訊文化：那社會學可以讓人們變得更快樂麼？
齊格蒙·鮑曼：可以。如果看清楚了這個世界是如何變化，以及這個世界如何影響我們，人們會變得更快樂。假如選擇閉著眼睛，或者視而不見，人們也不會變得更快樂。短暫的快樂可能也會有，比如酗酒或吸毒，但是在清醒的時候，人們會意識到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
騰訊文化：社會學讓你變得更快樂麼？
齊格蒙·鮑曼：我一輩子都是社會學家，沒有可對比的對象。至於成為社會學家是否可以令人感到快樂，我只能用歌德的話來回答。在他和我差不多大歲數時，別人也問了他同樣的問題，他回答：「假如讓我馬上回答的話，是的，我這一生過得很快樂，但是我卻想不起有一整周是快樂的。」
「我永遠是波蘭人」
思考中的鮑曼 圖片來源：網絡
騰訊文化：在你的著作中，你的分析多是根據你個人的經歷麼？
齊格蒙·鮑曼：很難講。但也很顯然，如果你是社會學家，在你的著作中，必然會有你自己的經歷。我們並非是能向上看的鳥，我們也是普普通通的人。
美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指出，好的社會學研究是對傳記和歷史的收集。傳記是主觀的東西，是你個人的經歷，但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參考歷史知識以及客觀的現實。這兩方面聯繫在一起，並互相交織。如果只是根據別人的經歷，那我也是在說謊。這些都是交織在一起的。
騰訊文化：在英國生活了45年，這段生活經歷是否對你產生重要的影響？
亞歷山德拉·卡尼婭：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的就是「英國的社會主義」。
齊格蒙·鮑曼：一方面我是在英國學習，一方面我是在這裡生活了45年。我不是英國人，我也從來不想做英國人，我是在英國居住的外國人。幸運的是，英國對於外來移民相對來說很友好。剛到利茲大學教學時我就體會到，即使你不想做英國人，別人也會接受你的外國人身份。如果你想成為英國人，模仿英國人，也會被接受。從這點看，英國很自由，我對目前的狀態也很滿意。我在英國生活居住，但我不屬於英國。
在英國生活了45年，我的確也改變了很多，比如我現在已經很適應並很喜歡英國的食物，我們家擺放的是英國的家具，我和亞歷山德拉經常看英國的電影……如果你問在英國生活的經歷是否會改變我的思想，我想我的讀者對這個問題更有發言權。我是齊格蒙·鮑曼，我寫的也是齊格蒙·鮑曼的想法，齊格蒙·鮑曼的想法受在波蘭生活四十多年的影響，也受在英國生活四十多年的影響。
騰訊文化：但你的內心，依然屬于波蘭？
齊格蒙·鮑曼：對，我是波蘭人，我死的時候也是波蘭人，這一點不會改變。我們總是反反覆覆地糾結於這一類的問題，因為受父輩的教誨，我們內心認為移動地方就是離經叛道，就是巨大的動蕩。但在今天，人們在世界各地旅行，移民是很普遍的現象。比如亞歷山德拉的所有孩子都在美國生活。家庭更分散，但是因為有電話、網絡等，你可以輕而易舉在一個地方和處於另一個地方的人通話。因此地域之間的界限已經不那麼明顯。目前約有150萬波蘭人在英國和愛爾蘭生活，在英國，波蘭語是除了英語外第二常用的語言。
亞歷山德拉·卡尼婭：再過幾年，第二常用的語言可能是漢語。在機場，我們經常會遇到很多飛往英國的中國學生，我想他們目前在英國讀書。在英國的中國人的比例將會越來越高。
齊格蒙·鮑曼：上世紀90年代初，很多波蘭人移民到英國；當波蘭加入歐盟時，又有很多波蘭人移民到英國。然後大批波蘭記者來到英國，問這些波蘭人：你們為什麼移民？你們考慮過自己的處境麼？你們來這裡掙夠錢然後回波蘭嗎？你們是否認為自己是移民？這些年輕人不知道怎麼回答，也就是說，他們從來沒有考慮過這些問題。對於他們，「移民」已經是很古老的一個字眼。
有一次，我在澳大利亞做訪問教授，遇到一位在坎培拉工作的教授。我問他從坎培拉到雪梨有多遠，你知道他怎麼回答？他回答：「10美元！」他是對的，就是這樣，如果有足夠的錢，距離不過就是一張飛機票或一張火車票，旅行不再有多困難。
騰訊文化：你認為什麼樣的社會是好社會？
齊格蒙·鮑曼：我所認為的好社會是：一個不認為自己足夠好、並一直想成為更好的社會。那個社會隨時期待變化。我曾經構想了無數種好社會的模型，但後來發現這些模型又都各有缺陷，我意識到，我太專注於尋找每個社會的缺陷，而不是每個社會的優點：實際上欠缺的是一種批判性建構的精神。
騰訊文化：你被譽為當代最著名的社會學家之一，你如何看待這樣的讚譽？
齊格蒙·鮑曼：給你講一個我親歷的事。我去西班牙的奧維耶多領阿斯圖裡亞斯王子獎（註：由西班牙阿斯圖裡亞斯王子基金會創立的一個國際獎，被歐美科學文化界頗看重）。當時我很緊張，擔心酒店門口擠滿等我籤名的人，但這種恐慌只持續到另外一位獲獎者的出現——他是西班牙國家足球隊的隊員。等著籤名的人都不認識我，都忙著要足球明星的籤名。
感謝學者鄭莉、楊渝東為本文提供的大力幫助。本文系騰訊文化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