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高考全國II卷文綜27題：
明初朱元璋嚴禁宦官讀書識字，但中後期宦官讀書識字逐漸制度化，士大夫甚至有針對性地編纂適合宦官學習的讀本。由此可以推知，明代中後期
A．中樞決策過程發生異變
B．皇帝權力日趨衰落
C．內閣議政功能已經喪失
D．宦官掌握決策權力
本題考查的主題是明代君主專制制度的變化，試題以明代宦官讀書識字規定的變化為切入點，旨在考查考生對明朝中後期宦官專權的準確理解。此題的知識支撐是明代中樞政務機構的調整，需要聯繫明初廢丞相後，內閣和司禮監職權的演變來理解。從試題的解答過程看，對如何進行主幹知識拓展等方面也有一定啟示作用。
明初廢除丞相後，憑藉朱元璋初當皇帝的衝動和控馭最高統治權欲望的驅使，他還能勉力應對著繁巨的政務。但其後代卻發生了變化，為應付繁重的政務，朱棣開始設立內閣，任命內閣人員作為自己的秘書班子。此時的內閣學士官品低，不置官署，但因學士們都是朱棣親自選拔的，且都是才學之士，多被皇帝視為腹心，有意識的讓學士們參與國家核心機密，此時的內閣學士已承擔起部分輔政的責任。
朱棣之後的繼任者，不斷提高內閣的地位，入閣的大學士大多兼有各部尚書銜，而且有的還享有太保、太傅、少傅等崇高政治稱號，官階由以往的四、五品升至正一品。六部尚書有事也須請示內閣大學士，基本恢復了以往中書省統帥六部的辦法。在內閣大學士中，按資望分為首輔、次輔、群輔，首輔「嫣然漢唐宰輔，特不居丞相名耳」，以至於後來出現了嚴嵩、徐階、張居正那樣的「權相」。當然，內閣大學士與漢唐丞相本質是不同的。
內閣權勢的提高，主要表現是執掌了「票擬」之權。票擬，也稱票旨、條旨，即對於來自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之前，由內閣學士「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這就是「票擬批答」，代皇帝擬好「御批」的底稿。在帝制時代，這種代替皇帝起草「御批」的職權，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這終究是供皇帝參考的底稿，最後有真正政治效益的是皇帝的御批（批紅），內閣的權限主要取決於所呈「票擬」的採用量上，如張居正的「票擬」基本是「批朱」的藍本。在更多的時間裡，皇帝的「批紅」權是掌握在宦官手中的。
內閣本是皇帝的秘書和助手，但由於明代皇帝多數是懶政和怠政者，常年躲進深宮，漸漸與內閣疏遠起來，除了張居正等首輔之外，很多內閣大學士常年見不到皇帝，也失去了貼身秘書的身份。明清是君主集權的頂峰時期，皇帝要統治國家，不能沒有貼身秘書。在此情況下，司禮監中的秉筆太監充當了皇帝的貼身秘書。
明代是我國古代宦官專權的典型時期之一。明代宦官機構龐大，計有十二監、四司、八局，統稱24衙門。十二監中司禮監的執掌是「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朱」，即據皇帝旨意做一些書寫工作。隨著宦官勢力的崛起，適應對宦官文化素質的需要，此時的皇帝改變了明初朱元璋嚴禁宦官讀書識字的禁例，設立專門機構，由翰林學士專門教授小宦官讀書，並且逐漸制度化，提升了宦官的文化素質。此時的宦官，權勢日熾，深得皇帝信賴，又有一定文化素質，其專權是自然之事了。
初始，皇帝參考大學士的票擬口授旨意，由秉筆太監持紅筆做記錄，這是早期的批紅。後來，為牽制因內閣執掌票擬而「閣職漸崇」的局面，再加上個人的懶惰，皇帝直接讓司禮監的秉筆太監代替皇帝執筆批示章奏，掌握了硃批權，「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太監）」。在荒唐的正德皇帝在位時，太監劉瑾則將奏章拿回家，擅自處理。如此一來，「票擬」與「批紅」分操於內閣和司禮監，正如時人陳孜所說：「國家政務，我祖宗既設司禮監掌行，又名內閣學士共理內外相維，可否相濟」，從而達到平衡政局的目的。正如當代學者吳思所說：「就是明朝必定出現一個灰色的權勢集團，一個在典章制度中找不到的權勢集團。這個集團有能力讓正式制度的維護者給他們讓路」，司禮監操控起朝政，中樞政務實際成為內閣和司禮監雙軌政制，而往往司禮監的實權要高於內閣。需要指出的是，內閣、司禮監都是皇帝的輔助，內閣大學士和秉筆太監都要聽命於皇帝，一切取決於皇帝之手。這一體制的運行，對維護明代皇權的穩固起了重要作用。
明白了以上知識，本題的解答就迎刃而解了。明代太監文化素質提高，是服務於秉筆太監「批紅」的政治需要，有助於形成內閣與司禮監雙軌輔政制，表明中樞機制發生了重要演變，故A項正確。明朝廢除丞相，由皇帝直接管理國家政事，多數情況下，內閣和司禮監都受制於皇帝，皇權絕未削弱，故B項錯誤；皇帝重用宦官參政是為了牽制內閣，內閣仍是權力中樞，內閣議政功能沒有喪失，故C項錯誤；明中期以後雖太監亂政，但大多數時期皇帝和內閣執掌決策權，司禮監掌「批紅」，且王瑾、魏忠賢等少數權奸只是少數，其最後結局都是被革除，故D項錯誤。
這種對主幹知識拓展性的考查，並不是今年開始的，往年的儒學題就體現了對主體知識的拓展和加深，如去年漢代儒學題，涉及《論語》在漢代的地位，就是對漢代儒學主體知識的拓展。實際上，高考研究專家早已敏捷地發現了之一變化，華南師範大學黃牧航教授在2016年第7期《中學歷史教學》的《十年新課程歷史科高考命題改革的回顧與分析》中，總結的新高考六大變化中，第一條就是歷史史實考查的變革。黃教授指出，高考的命題規律是歷史概念的考查強度不斷降低，歷史史實的考查難度不斷提高。同時指出，這一變化的原因，既與學術研究的進展有關，也與高考命題的實際相連。「過去我們堅信掌握了一個歷史概念，就等於抓住了該歷史史實的本質，而現在卻認為掌握了一個歷史概念，充其量是了解了某一派史家對該歷史史實的解釋。出現這種情況的命題背景是——考查史實比考查概念更有利於提高試題的難度。中學歷史課程裡概念的數量是有限的，而史實是海量的；概念的內涵是相對穩定的，而與外延相關的史實是變化無窮的。這就決定了立足於概念的命題是為了降低難度，而立足於史實的命題有助於提高難度。」當前考試大綱極其粗放的表述方式和一綱多本的實際，也給命題者創造了非常大的空間，有限的歷史概念是易於被師生掌握的、猜中的，而高校學者為主體的命題者，憑藉廣博的學識，可以從海量的歷史史實中任意擷取點就是好的命題素材。當然，命題對歷史史實的選取並不是隨意的，必須是主幹知識的拓展和加深，必須是圍繞著主體知識挖掘隱性知識。這也是我多次強調的，要適當對主幹知識進行的拓展和挖掘的原因。
實際上，高考命題的這一變化，是符合歷史學科特點的，也符合學科素養考查的要求。高考命題者一再強調突出歷史的學科性，歷史學的特點就是知識高度密集，具有博大的綜合性，正因如此，人們把歷史學喻作知識的寶庫。但實際上我們對歷史學科素養的理解是有偏誤的，更多停留在學科能力和考核目標上，忽略了歷史學科特點，忽略了基本史實的掌握，忽略了學科性，學科素養應包含深厚的學科知識。高校學者不僅對題海戰術和背記死知識厭煩，對知識貧乏、單薄也是不滿的。實際上，命題者對這一變化的把握，也是試探性的，如何正確界定高考所應考的歷史史實是很難把控的，高考考查了一些超出高中生實際的史實，超出了課標和教材的知識範圍，如27題所考的「票擬」「批紅」，有多少考生知曉，又有多少歷史老師能講明白。這勢必提高了試題的難度，更是加重了師生的負擔。在恰當的確定好高考應考的歷史史實方面，需要命題者加大研究力度和作出進一步探討。
要適應高考的這一變化，無必要任意補充史實，更無必要不加區別的移植高校教材。我們應圍繞著主幹知識和主體內容做文章，圍繞著核心考點做文章，整合主體知識，形成線索和系統性知識，對關鍵點的知識拓展加深，適度與高校主流教材結合（實際上27題就依據了趙毅、趙毅峰主編的國家級重點教材《中國古代史》），在現有形勢下，只能以此來應對。
（袁兆桐：山東省特級教師、山東世紀天鴻教考院、北京大教育考試評價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