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清華女教授怒批：學術研究不是打仗，不需要什麼領軍人物）
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學術界或稱為知識界，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紛繁複雜的局面：在一些人歡呼學術的春天來臨時，另一些人卻感受到寒冬的凜冽。
我很能理解為何人們有春天之感，因為確乎有繁花似錦的熱鬧局面。而這並不是發明創新和研究成果的繁榮（早有人發出為何中國缺少創新和創造力之問），而是各種頭銜、名目、計劃、工程的五花八門。
先來看頭銜，自199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與香港李嘉誠基金會「為提高中國高等學校學術地位，振興中國高等教育」，共同籌資設立「長江學者」獎勵計劃以來，各地各方各種學者頭銜呈「湧現」之態，計有黃河學者、珠江學者、閩江學者，枝江學者、紫江學者、香江學者、湘江學者、贛江學者、錢江學者、皖江學者、三峽學者、龍江學者、松江學者、兩江學者（重慶）；
以山命名的有泰山學者、黃山學者、華山學者、衡山學者、恆山學者、嵩山學者、天山學者、珠峰學者、崑崙學者、井岡山學者；
沒有名山大河的就只好以地域命名：綠洲學者、燕趙學者、楚天學者、天府學者、三秦學者、三晉學者、黔靈學者、八桂學者、北洋學者、齊魯學者、中原學者、東方學者、瓊州學者。
有人統計達38種之多，真可謂名目巧立，名山大川佔盡，地理知識見長。
不獨頭銜，計劃和工程也名堂多多。
「985工程」是我國政府為建設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批國際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而實施的建設工程（因確立於1998年5月而得名）；
「211工程」是中國政府為了迎接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挑戰，面向21世紀，要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專業，到2000年左右在教育質量、科學研究、管理水平及辦學效益等方面有較大提高，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明顯進展，力爭在21世紀初有一批高等學校和學科、專業接近或達到國際一流大學的水平的建設工程。
目前許多重點著名高校都明文規定：青年人才必須本科畢業於985和211大學方能獲得引進，不知這種類似於出身論的規定合法合理性何在。
至於馬工程係指「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業內簡稱為馬工程）項目，近年來可稱得上是鮮花著錦、烈火烹油；不僅教材要進學校進課堂進頭腦，各學校馬工程項目首席專家的數量在影響學科評估、專業排名加分上，可謂是舉足輕重。
上述頭銜、計劃和工程當然不僅僅是名譽聲望，更是資源配置的機制，有沒有這些招牌關涉到能否獲得、獲得多少薪金、資金、獎金、基金的最重大問題，哪個學校哪級領導會掉以輕心呢？
層層疊疊的項目預期為培養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各學科領域領軍人才，初心不可謂不良好。然而，五花八門，疊床架屋的安排與學術研究和創新發明真的有關嗎？
學者們在頭銜項目林立中忙於申請，報批，競爭甚至搶奪，如何能夠心無旁騖，專注於追求真實、真知、真理的研究工作，又如何能夠忠於自己的良知和本職？
我的同事沈原曾經把當今的科研體制稱之為「項目制運作，鬥狗式管理」，可謂話損理不錯。亂花漸欲迷人眼，骨頭陣中失心智，科學研究如何能夠不迷失於頭銜計劃工程的叢林之中？
學術研究不是打仗，不需要什麼領軍人物，只須有正常寬鬆的學術環境和自由獨立的學人。人為設置種種頭銜，讓學者趨之若鶩，其內涵就是學術大躍進。
長此以往，計劃工程越來越多，越搞越大，而學術的空間卻越來越逼仄，我們的人格、特性和鋒芒也越來越萎縮。最後落空的恰恰是辦大學的實質性目標——教育與學術，在這種氛圍中，誰若拿學術當回事，就沒人拿你當事；那些不想當官而只想好好教書、做學問的教師沒有適合的空間而且沒有尊嚴，於是大家都不免蜂擁而上地奔向權勢，把學術場域變成官場、名利場甚至戰場。
巧立名目是當今科研體制的一個維度，另一維度則是事無巨細、強制束縛的行政化教育科研管理。這種管理是全方位的，僅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申報課題。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為例，每年由某部領導下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開列項目課題指南，指南說明共計十九條，就選題要求、申請人條件、申請單位條件、申報範圍、立項要求、具體填寫要求、資助額度、結項要求、完成時限等等等等做出規定。其後再為23個學科列出每個學科大多超過一百項的具體研究題目。顯而易見，科學研究是以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對未知未明的探索，如果事先為科學研究規定了指導思想，科學便已不再是科學。
學術研究是以問題發起的，現實中的問題或者學理上的問題引起研究者的學術好奇心，構成研究的緣由和動力。由一個主管部門規定研究問題卻不知原因、動力何在？主管部門的負責人也不可能是各學科的專業人士。
更何況，許多題目的設定真可謂「命題」：XX虛偽本質的研究，XX自信的研究，堅定XX信仰和理想信念的研究，強化XX意識的研究，偉大XX（四個）及其相互關係的研究，…… 不難看出，題目設定不合學術的基本邏輯，既已知曉了答案、判斷了性質、明確了信念（信仰），問題就不存在了，還用得著研究嗎？
再看科研的財務管理方面。有關研究課題的報銷制度從來以繁瑣、苛刻、不近情理著稱，而今愈發呈變態趨勢。
比如，差旅住宿費用的報銷要求提交往返機票（火車票）和相應天數的當地住宿發票（並附水單—還不知是什麼東東），缺一不可；如果有其中一項由接待方或私人負擔了，必須提供證明材料，否則就無法報銷。
再如，研究者購買書籍資料，除要開具發票外還要求附上寫有具體書名的小票以證明購書確實與研究課題有關，但不知是否「有關」的判斷如何做出及由誰來做出，難不成是由負責報帳的財務人員來做？
要求所有課題負責人辦理公務卡（信用卡），所有研究開銷要刷卡消費，之後研究者自己要先墊付還款，報銷後再返還給研究者個人。如此課題經費管理方式幾乎是無法操作的，比如，研究生完成其碩/博學位論文需要進行田野工作，調查差旅費用是由導師支付的，如果有不止一位研究生在田野中工作，一張公務卡該如何使用？讓誰刷不讓誰刷？刷後又如何向財務報帳？
研究和交流中發生的餐費問題我在微小說《年關》中已有展現，此處不贅。
這樣一套不合邏輯又不近情理的科研財務管理制度大概是為了防止腐敗而設計的，管理者們是不是以監督防範官員貪腐的思路來對待教授們？像看賊一般看著教師們，有沒有想到這樣地不信任、不尊重研究者，百般刁難的報銷制度，讓研究者如何能順心、安心、全心地投入科研工作？又或者制定如此財務制度的人們是不是犯了以己度人之誤？
教學管理也是大學工作的重要面向。行政化的教學管理從教材、教法、教學大綱、培養計劃、社會實踐、教學紀律，……到授課時間與學生課下學習時間的比例要求，甚至開放交流時間（Open Office Hour），無論巨細全有規定和要求，難以一一盡述。
僅開放交流時間為例：學校要求每個教師（無論本學期是否上課）必須固定每周一小時面向全校學生開放答疑時間，按此規定時間、地點落實後要層層上報學校有關部門（聽上去怎麼像是「雙規」？）。這種強制性規定交流時間的做法，與其說是為了建立密切的、跨學科專業的師生互動，不如說更像是一種形式或儀式，其實際的交流是否有必要、效果如何，恐怕不是設計者考慮的問題。
眾所周知，首先，師生之間的交流互動（其實包括任何正常交流）本是自願的、開放的、自由的主體之間的互動，應該完全建立在自主交流的基礎上，由教師與學生經自主協商自行安排，而不應由行政方式強制安排；強制安排這種關係與活動的做法與真正意義上的學術交流、思想交流背道而馳。
其次，自主的交流可以有多種方式、多樣的場合、情境、機會，比如帶學生做田野調查（社會學、人類學的主要研究方法），參加學術會議等各類學術交流活動，課後的問題討論，與學生一起出行、運動、娛樂，請學生吃飯、喝茶，…… 並不是一定要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比如坐在辦公室裡才能進行交流的。更何況，喜歡和能夠與學生通過平等交流教學相長的老師自然會這樣做，不需強加這樣的安排；不願意或不能做的老師即使被迫安排了「開放交流時間」也無法實現真正的交流。
如此簡單自然的事情，一經行政化的強制就變得無比彆扭。將教師和學生的手腳都捆得死死的，似乎教師是根本不會教書的白痴，學生是完全不會學習的傻瓜。殊不知這裡是高等學校，不是幼兒園（即便是幼兒園也須培養孩子自主學習的習慣和能力！）
種種原本與教學和研究無關的東西偏偏要強行幹預甚至支配教學和科研，這如何能夠實現教育的真正目標？
既要馬兒跑，又要絆住馬兒腳，至此著名的「錢學森之問」（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錢學森的時候，錢老感慨說：「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進而發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已有答案。有無數XX學者頭銜，無真正的學者，有各種人才計劃，無真正的人才，有大項目，無大師的大學現狀，實在不足為怪。
教書與做學問是創造性的勞動，是追求卓越的事業，最需要自由的意志、獨立的人格、開放的頭腦和舒展的心靈，而服膺於權力的人格是扭曲分裂的、靈魂是萎頓猥瑣的、心胸和眼光是狹小的，又如何能夠完成教育的使命？
環繞著權力打轉的旋渦成了今日的大學生態，其中耀人眼目的只是浮於表面的光鮮而短暫的名利泡沫，而真正的科學精神、人文底蘊、學術志業、社會關懷統統被捲入水底。大學的本質、教育之根本萬萬不可什麼都要，唯獨缺了良知和學術。
嗚呼，我的大學！
（作者：郭於華 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後，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人類學、農村社會學、民間文化與信仰等。）
科技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