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全黨來說，如何「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的確是一個新課題、大課題、重課題。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改革開放後發展了二十餘年，但是，沒有一個經濟學家敢說我已經充分具有「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這句話，而對大多數非經濟專業出身的領導幹部，這個「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問題就顯得更大，更迫切。有關部門針對縣級以上幹部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發現66.9％的受訪者坦稱自己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不強，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今中國社會之所以出現那麼多的問題，恐怕就是與這個「不敢駕馭」、「不會駕馭」、「錯誤駕馭」等「能力不足」聯在一起的。
如何「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這個題目實在太大，每個人充其量也只能在其研究領域中做點「小文章」。今天，我要談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經濟？」這個話題，誰都懂，誰都不懂，常讓社會感到困惑。本人也只是從「問題角度」來談一點膚淺的認識。
那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經濟？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照搬西方經濟理論進行「實驗」的市場經濟。
「改革要根據中國國情，不能照搬西方的」這句話，誰都會說，而且是一個比一個都說得響亮，說得理直氣壯。而一到現實之中呢？就不完全是那回事了。以國企改制來說，「以賣光國企」為主要特色的「改制」的理論是什麼樣的經濟理論呢？依我看，它不過是中國上個世紀80年代在西方求學的「新自由主義學派」的自由經濟理論的翻版，以張維迎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的「經濟學理論」主導了中國國企改制的方向，而且是這些人壟斷了改制的「話語權」，影響了相當一批地方的執政者，用「絕對的地方權力壟斷」去強制性推行、實施以「賣光」為主要特色的「改制」，而且相當一部分是將企業「賣「給原來將企業搞得一團糟的企業經理人。其結果怎麼樣？就產生了這樣一個「怪胎」：國企改制=「西方的自由經濟理論」+「地方權力的幹預」。中國的國企改制成為了一個由地方權力者實施「海歸經濟學家」的「西方的自由經濟理論」的「大實驗場」。
在這裡我為什麼用「怪胎」和「大實驗場」這兩個詞呢？有以下三條理由：一是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幹預經濟理論」與「新自由主義學派」完全是對立的。然而在當今的中國，卻將「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幹預經濟」變成了「地方權力的幹預」，而且與「新自由主義學派」最「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了，於是「怪胎」本身就變成了所謂的「中國特色」；二是因為當中國的高層試圖了解一些地方的國企改制進行如何時，有的地方的國企已經被「賣」得差不多了，因為中小國有企業改制面已經超過90％，已經進入「收尾階段」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張文魁語）；三是因為國資委的權威人士已經肯定了「國有資產流失已經是很普遍的了」這一結果，而且按照國資委副主任邵寧所說：這是由於「國資監管機構還沒有成立」，「一些地方操作過急，加之缺乏規範」所致。國資委的《關於規範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的意見》這個文件好不好？不僅好，而且好得很，因為它是根據中國國情制定的政策，但令人遺憾的是，它的出臺有些晚了。
國企要不要改革？其實，現在拿出這個命題一點意義都沒有，改革發展了二十餘年，還有人敢說不要改革的？因而這是個「偽問題」。大多數人所要反對的只是導致國資大量流失、損害廣大職工利益的「國企改制」。若「國企改制」於國於民都有利，反它幹嗎？！所以，關鍵是怎樣改革？以什麼樣的理論指導改革？我認為，以「賣光理論」指導下的「國企改制」就是一種「不根據中國國情，只是照搬西方的自由經濟理論」的「改革」，而且其背後還隱含有這樣的「理論假定」：社會主義是搞不好國有企業的，共產黨的幹部是搞不好國有企業的，一切的一切還是私有制好。
我們不是常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最好標準」嗎？我建議像國資委這樣的高層國家機構，建議擁有「絕對話語壟斷權」的「重量級經濟學家」，不妨到已經改制的國企單位進行認真、深入地調查研究（不要只聽「民營企業家」一方的），看一看廣大職工的反映究竟如何？就會發現這種以「賣光理論」指導下的「國企改制」是如何的不得人心了！
胡錦濤近日指出：「歷史證明，在中國，照搬西方政治體制的模式是一條走不通的路。」我認為，照搬西方政治體制是「走不通」的，照搬西方經濟體制也肯定是「走不通」的。
總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決不是照搬西方經濟理論進行「實驗」的市場經濟。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市場經濟。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大問題，「效率」是指資源投入和生產產出的比率，「公平」則是指人與人的利益關係及利益關係的原則、制度、做法、行為等都合乎社會發展的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生產力發展的經濟，當然要重視效率問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條件下企業沒有效率怎能生存？怎能發展？國企之所以要改革，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效率低下。但是，重視效率或者「效率優先」不等於不要公平，所以它必須兼顧公平，而且只有兼顧公平才能促進效率的提高。
那麼，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怎樣才能做到「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呢？那就是必須要有指導「遊戲」進行的「遊戲規則」。在這個問題上，我非常同意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教授所說的「在推進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同時，要有一個重造改革的標準，即以相對公正的程序和規則實現國有企業體制的改革。」然而，非常遺憾的是，在國資委出臺的《關於規範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的意見》這一「遊戲規則」之前，一些地方已經完成了將國有企業賣光的「遊戲」。更應該提出的是這場「遊戲」是在主張西方「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一些經濟學家「創造」的中國式的「經濟理論」——「必須犧牲3000萬老工人利益」的「代價論」、「靚女先嫁論」、「冰棍論」、「爛蘋果論」和「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論」指導下進行的；於是，一些國有企業的「改制」成了「腐敗分子的最後一頓豐盛的、免費的、權力性的晚餐」，於是，中國的一些「暴富式的富翁」的「暴富效率」創造了世界性「吉尼斯紀錄」；於是，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出現了量達百萬計的、失去工作權、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的「下崗工人」（失業工人）。
必須指出的是，由這些前衛經濟學家創造的「經濟理論」之「遊戲規則」是「在當前中國法律缺位、市場規則不健全，各種暗箱操作、尋租行為大量存在的情況下」（陳姝語）發生的，是在「多數人」缺少「話語權」的情況下發生的，因而是一種「少數人」對「多數人」進行掠奪的「遊戲規則」，是對社會財富進行掠奪的「遊戲規則」，因而在這種改制中，「效率」與「公平」應有的關係遭到了嚴重的損害，而這一被「嚴重損害」的「苦果」只能由社會來承擔，由「下崗工人」來承擔。西方研究「效率」與「公平」的專家阿瑟·奧肯指出：「金錢不能購買權利和權力，這必須有詳盡的制度和法律來保護，並對低收入的人進行補償性援助。」但是，在改制後的企業又是怎樣進行這種「補償性援助」的呢？石飛先生在《人民網》發表了一篇《將工人「改革」為「編外」為哪般？》文章，披露了改制後的一種「怪現象」：某壟斷行業下屬一家業務正紅、效益頗佳的200人工廠，其主管部門突然責令停產，大部分職工在一次性「補償」之後被解除了勞動關係，僅留下幾十背景特殊者。一周後，另立門戶，重新開張。他們虛擬了一個勞務中介機構，把清退出門的技工再行介紹進來，同時又補充了一部分新工人。這些「出了門又進門」的老工人和剛入門的新工人，都被列為「編外勞務工」。這對於那些老工人來說，尤其不可思議，人還是原來的人，活還是原來的活，咋就因為「一出一進」，身份就「變」成了「編外勞務工」，工資福利待遇天壤之懸。一個編內員工，月薪近3000元，加上不菲的月獎、季獎、年終獎、項目獎等等，一年純貨幣性收入多達五六萬元；享受養老、失業、醫療、工傷等各項社會保險；發放春、夏、冬3套服裝，價值合計3000多元；而一個與之同崗位、同工種、同工齡的「編外勞務工」，月工資僅有800多元，至於各項社會保險、各類獎金、各種福利品則一概沒有。文章發表後，很多網友指出，這種現象決不是個別！
的確是這樣，「民營企業家」們通過這種方式「降低」了生產成本，「增加」了產品的競爭力，企業的生產也許可能會「發展」，然而它卻嚴重地損害了廣大職工的利益，增加了職工對「民營企業家」的「仇恨」，亦增加了對社會的「怨恨」。「郎顧之爭」為什麼會引起中國社會這麼大的反響？重要的原因之一，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係已經處於嚴重的失調狀態，這個問題若不再妥善解決，必將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
總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決不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市場經濟。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一些地方政府可以「各自為政、自以為是」的「諸侯經濟」。
為說明我的這一「不是」，我先舉以下兩件事：
第一件事：江蘇的「鐵本事件」。一個註冊資本僅為3億元人民幣、資產負債率為80%江蘇小型鐵本鋼鐵有限公司，於2002年初籌劃在常州市和揚中市建設設計能力為840萬噸的大型鋼鐵聯合項目，當地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違反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越權分22次將投資高達105.9億元的項目分拆審批，並違規審批徵用土地6541畝，違規組織實施徵地拆遷。
第二件事：今年夏天發生的「電荒現象」。2003年的電荒讓高速增長的各地經濟著實緊張，而且這種緊張將在2004年進一步加劇。權威專家認為，中國的電力供應短缺已經「告別局部性和季節性，成為全局性和全年性的問題」。
第三件事：「逃稅現象」。據審計署最新公布的審計結果表明，從去年至今，審計署組織有關特派員辦事處對17個省（區、市）稅源比較集中的35個地、市2002年至2003年9月稅收徵管情況進行了審計調查，結果發現在被調查的788戶企業中，2002年少繳稅款133.85億元，2003年1月至9月少繳119億元，總計252.85億元。而這些企業大多是「財務制度比較健全，管理相對較好」的重點稅源大戶，其中年實現稅收超百萬元的企業佔90%以上。
我舉這三件事想說明什麼？想說明以下三種現象：
第一種現象：在發展經濟中漠視中央權威成為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江蘇「鐵本事件」背後凸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的膽子太大，幾個部門「一聯合」，就敢明目張胆地欺騙黨中央、國務院，根本不將國家政策放在眼裡，不惜違反黨紀國法，硬是要「闖紅燈」，而且從全國反映的情況來看，類似江蘇「鐵本事件」的現象決不是孤立的，以發展地方經濟為藉口，漠視中央權威，將中央政策視為兒戲，已經成為一些地方領導難以改正的痼疾。
第二種現象：投資過熱、重複建設，經濟過熱、發展失衡幾乎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一種通病。為什麼會出現電力荒？就是因為一些地方政府投資建設過多，上馬項目太多，低水平重複建設太多，形成了各自獨立運行的、分割的「地方政府經濟圈」，巨量耗能項目實在太多，最後都需要「電能」的支持，「瓶頸效應」就立即顯現出來了。
第三種現象：千方百計地與中央進行「利益搏奕」，想盡辦法要掏空國家財政，甚至不惜採取違法亂紀、腐敗的方式，252.85億元，可不是一個小數字啊，而且僅僅是788戶企業，又是比較好的單位，若將中國的企業徹底查個遍，又會怎麼樣？真不敢想像，肯定是個天文數字，中國的財政哪能禁得起這種幾百億、幾千億地與中央「利益搏奕」？問題的嚴重就嚴重在這兒。
正因為存在上述這三種現象，所以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的任務非常之重，非常之艱巨。何謂「宏觀調控」？說得簡單一點，就是動用國家力量將經濟過熱、投資過熱的現象強制性降到結構合理、科學的水平，就是要糾正一些地方政府的「各自為政、自以為是地發展市場經濟」的傾向和做法，這個任務實在是繁重得很哪！
鄧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沒有這一條，就是亂鬨鬨，各行其是，怎麼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對策』，不能搞違背中央政策的『對策』，這話講了幾年了。」他還說：「黨中央、國務院沒有權威，局勢就控制不住」、「我們要定一個方針，就是要在中央統一領導下深化改革。」因此，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發展自由市場的經濟，必須要強化中央的權威，必須要強化國務院的權威，必須要反對地方割據的「諸侯經濟」，反對大大小小的「地方政府經濟圈」，反對各自為政的地方保護主義，反對龍頭老大的行業壟斷，反對部門割裂的地域經濟的非貿易壁壘，讓經濟增長「回歸」到國家和社會正常的、合理的需求中去，回歸到市場經濟自身發展的規律中去。
總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決不是一些地方政府可以「各自為政、自以為是」的「諸侯經濟」。來源：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