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實習生 姚妤婕編輯 | 黃月1
幾乎所有與地緣有關的概念都需藉助坐標才能確認，南方也不例外。歷史上，荊楚是相對「中原」的南方，江南是相對長江以北的南方，華南則是行政上的一個明確的地理分區。文學史上的「南方」也指向模糊，無論是江南還是潮汕，似乎都可以被納入「南方」主題的書寫。
浙江作家張忌的《南貨店》與廣東作家林培源的《小鎮生活指南》兩部小說的文學空間都屬於南方。前者寫江南城鎮的生活圖景，藉由一家典型南貨店的故事記錄二十多年的變遷；後者以潮汕為原型，作者虛構了一個神秘莫測的清平鎮，記錄小鎮居民的失意、破碎和絕望。支撐文學空間的要素是什麼？對比這兩座南方城鎮，我們可以發現，風景、物產、習俗、方言與居民都能讓一座城鎮野蠻生長，但人與地方之間建立起的情感聯結，才讓每一座城鎮獨一無二。美國人文地理學學者段義孚把這種情感紐帶稱為「戀地情結（topophilia）」，認為人在對環境投注情感時也能認識自身。
對於這兩位作家來說，無論是否生活在故鄉，只要開始寫作記憶中的南方，就是在重新發現家鄉與自我。在上海書展期間，張忌、林培源一起從南貨店和潮汕小鎮出發，圍繞著南方所聯結的情感與回憶進行了對談。
張忌（中）與林培源（右）對談現場（攝影：艾斯）風物和方言
浙江大學教授、詩人江弱水曾提出「肌理（texture）」的賞讀方法，指的是「要肉感地去感知一首詩的文本的肉身」。他分析莎翁早期傳奇劇似絲綢柔滑，晚期悲劇則像土布堅韌。將這個概念借用至小說領域，我們會發現小說中也有許多彼此呼應的元素，它們構成了獨特的文本風景，共同呈現微妙質感。如果將南方看作張忌和林培源作品的骨架，那麼他們筆下相異的風物和語言，就是骨架上生出的不同肌理。
南貨店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南方小鎮常見的生活場景，它售賣日常雜貨和南方風物。《南貨店》提到的食物也充滿了江南風味：扣肉、鮑鰻、年糕、湯圓、酒釀、白蟹、鹼水面……「這些蓬鬆末節的東西很難總結，說得俗一點，更多時候是有一種鄉愁在維繫，但具體的東西很難描述，」張忌說。
《南貨店》的故事背景設置於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是一個從物質由匱乏走向富足的過程。有觀點認為，張忌不厭其煩地對食物進行描寫，是想通過列舉舊時物件展開懷舊。其新書責編任柳卻認為，張忌更想表現的是個人在時代中的命運，比如南貨店的二把手齊師傅每次受批鬥後都會去吃一碗陽春麵，這個儀式般的過程讓他感到難得的慰藉。
《南貨店》張忌 著大方·中信出版集團 2020-07生活在潮汕小鎮、直到18歲上大學才離開家鄉的林培源，在列舉牛肉火鍋、鵝肉飯、滷鵝、砂鍋粥等潮汕食物時如數家珍。他覺得食物應該與故事形成一個有機整體。在《小鎮生活指南》中，他嘗試將食物作為調配故事情節的要素。在《最後一次「普度」》一篇中，他花大量筆墨刻畫了當地農曆七月半的民俗滷鵝，意在用滷鵝的過程烘襯和描畫關鍵人物滷鵝工。《青梅》中的青梅酒見證了十年的時間跨度，林培源寫道：「人世變換，風雨流轉，酒還在。」
在語言維度上，方言詞彙讓這兩本小說變得鮮活立體。相比北方官話，南方方言既多樣又難以辨清。漢語言研究學者鄭子寧曾分析認為，南方地區多山，戰亂不多，語言會持續性分化；南方以外的地區匯聚大量移民，需要用通行官話交流。所以，如何將方言融入小說，在不造成閱讀障礙的同時體現出地域色彩，是創作者要面對的難題。
張忌認為，作者的語言和審美會直接塑造南方面貌，他意識到這一點後開始在語言上頗下功夫。他從小受古典文學影響，想用類似的語言風格寫作，但一直沒找到落腳點，最後他選擇從家鄉方言入手：「我慶幸我生長在江浙地區，因為我們的方言在延伸到書面時相對容易，能與傳統的語言習慣形成有機對接。」
《小鎮生活指南》林培源 著中信·春潮 2020-07相較於張忌的江南方言，林培源面對的挑戰難度更大。潮汕方言異於標準漢語，「言文不一致」，無法在漢語中找到方言俚語中的對應漢字。林培源最終找到折中的方法，「在涉及敘事的部分，我使用通行漢語；涉及對話，就模仿人物的語氣強調，適當用方言詞；敘事過程中的動詞，則儘量用方言詞。」這樣，讀者在閱讀中遇見陌生化的字詞時，就會產生奇妙的閱讀體驗。不過他也談到，馬華作家們在方言使用上更加肆意，作品也表現出更生猛的南洋野性。他也表示，自己想在下一部作品中更大範圍地使用方言來進入人物、社會與歷史。
節奏與人物
除了共同關注風物與方言對文本風景的塑造，張忌和林培源在小說節奏上也都追求「言有盡而意無窮」。張忌覺得小自己九歲的林培源與他擁有相似的小說觀，都意識到了把控節奏的重要性。林培源回應稱，小說家需要用隱忍克制的態度創作，在情感迸發的時刻保持一種引而不發的狀態。他舉了《南貨店》中幾處關於死亡的情節為例：齊師傅與大兒子齊海生之間的關係非常糟糕，當齊海生被判死刑時，張忌並沒有進行正面描寫，卻在齊師傅如何收屍上著墨頗多；杜家大女兒杜梅在生活和生意中多次失意，最終選擇自殺，張忌只用一兩句話陳述結果，卻對杜梅臨死前的行程詳細描寫。林培源認為，這樣的寫法有著打動人心的力量，合適的留白帶來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的失落感。
此外任柳認為，兩位作家都注重對「人」的書寫，對人物的細緻描摹使得故事在殘酷中呈現出溫情。《南貨店》是一幅時代眾生相。主人公秋林從南貨店店員成為百貨店公司老闆，原先惴惴不安的性格也發生了微妙變化。張忌把問題拋給讀者：時代衝擊如此之大，一個想保持不變的人真的能始終不變嗎？在這本書末尾的創作對談中，作家弋舟認為張忌的風格是「在無差別的世相中體恤眾生」，他關注的是「一個個具體生命本身，這生命所處的時代或許並不起決定性的作用」。《南貨店》刻意模糊了具體時間，但三部曲式的架構分別對應了70年代末、80年代與90年代初，暗含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社會變動。林培源用「不倒翁」形容其結構：「張忌對於人的理解支撐了這個勻稱形式，小說就有了一以貫之的審美標準。」
《小鎮生活指南》中的十個短篇故事也聚焦邊緣和底層人物，寫廟祝、神婆、養蜂人、失孤父母、離異女性、遊戲廳老闆娘等等。林培源說自己故意將人物與故事齊頭並置，在一些主題中點明靈感，比如《他殺死了鯉魚》的題目就代表著故事梗概。任柳認為，對比張忌的人生百相，林培源的書寫更有力量感，主人公在開篇就被放置在較差的環境裡，隨著故事走向繼續被向下拉扯，像是從悲劇走向更深的悲劇。《秋聲賦》中的父親固執地認為「讀書無用」，斷絕孩子「走出去」的願望，令昔日的小神童徹底發瘋。林培源對讀者解釋道：「寫小說一定要進入到人物的精神狀態中，觸摸他的靈魂深處，這樣的作品才立得住，能給讀者一點靈魂的刺痛。」
林培源（攝影：艾斯）民間神秘習俗也是《小鎮生活指南》的一大特色，例如《瀕死之夜》寫一位年輕人與算命神婆，《他殺死了鯉魚》寫守廟老人如何面對衰老和死亡的恐懼。《最後一次「普度」》裡的母親因過度思念走失的孩子而精神失常，小說用模稜兩可的手法處理結局：鎮上人的傳言母親和「孩子」篤定地在大街行走，誰也說不清這是不是「大白天見鬼」。
遠走與駐留
文藝作品中的南方並非具體的地理概念，而顯現出些許曖昧和空洞，但故鄉的經驗與寫作的嘗試卻為這一併不實際的指稱注入了血肉。
張忌一直生活在浙江的小縣城寧海，只在大學讀書時短暫離開。隨著年紀漸長，他感到自己與寧海之間的聯繫愈發緊密，投身以江南縣城為背景的寫作更加劇了這種情感。他坦言：「南方對我來說，是寫作一切可能性的源泉。」
張忌久居南方縣城的經歷也讓他有充足時間接觸民間的敘事傳統，尋找到真正想書寫的東西。在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張忌認為與五年前的小說《出家》相比，《南貨店》的寫作令自己變得更加堅定。
林培源提到，「故鄉或者說『南方』這個概念，對我來說，意味著部分可能性的源泉。」在《小鎮生活指南》的後記中，他稱自己是從潮汕走出來的小鎮青年，與其他人大同小異，多年來輾轉求學的生活更讓他在地理空間上離潮汕越來越遠。但寫作卻讓他覺得「在小說中，在情感認知裡，我和故鄉反而越來越近」。
在前一部短篇小說集《神童與錄音機》裡，林培源進行了許多先鋒文學的嘗試。他更注重敘事的形式、結構，在故事中巧設機關，用大量變形、誇張和寓言的技巧掩藏文本的機密。相較之下，《小鎮生活指南》有著更強烈的社會關懷和現實主義色彩，側重完善人物、環境、故事等傳統現實主義要素。兩部作品集風格不一，但林培源稱它們都是「同一個泉眼裡冒出來的泉水，這個泉眼就是潮汕世界」，是個人歷程的改變使得根植在潮汕鄉土上的文本生長出了異質性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