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胡俊修:民國市政當局與流動攤販之間的矛盾衝突和反覆博弈

2020-12-14 新浪財經

來源:第一財經

對話胡俊修:民國市政當局與流動攤販之間的矛盾衝突和反覆博弈

流動攤販與近代城市

交通、市容和衛生的矛盾

第一財經:近代以前,中國城市對流動攤販的管理是怎樣的?

胡俊修:古代中國,宋朝以前,官府對攤販的管理很嚴格。一是因為古代社會重農抑商,士農工商,商為末業,官方推崇穩定敦厚的農業,抑制靈動的商業活動。二是出於城市安全考慮,唐朝長安城實行嚴格宵禁,夜市是不發達的。

到宋朝,商業得到井噴式發展,市井生活熱火朝天,《清明上河圖》裡小攤小販身影活躍。之後,城市裡的流動攤販——動亂戰爭期間除外——大多數時期是放任自流的發展狀態,一直持續到晚清和民國初年。

中國的警察制度,在晚清濫觴,由慈禧和袁世凱親自推動。當時的警察是從新軍中抽調組建的,主要目標是負責城市治安,鎮壓街頭暴動,維護清王朝腐朽統治;對於街面整潔衛生的訴求,則在其次,因而,晚清到民國初年,城市攤販謀生還是比較自在的。

第一財經:為什麼後來民國政府又要開始加強對攤販的管制?

胡俊修: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後,隨著專家治市和城市化浪潮的展開,中國近代各大城市皆強化了攤販治理。很顯然,多數市政領導相比攤販生計的實現,更青睞整潔美觀的市容市貌。當時攤販治理的市政部門是各地警察局,近代中國警察局的職能是比較寬泛的。

流動攤販在三個方面與城市化浪潮和市政管理有所牴牾:交通、市容、衛生。近代中國,隨著人力車、電車、汽車的引進和自我發展,城市交通幹道變得擁擠和危險起來,而隨時穿越馬路或佔道經營的攤販,加重了這種風險,警員會遵章管束。同時,攤販售賣後丟棄的垃圾、冷藏不到位而導致食品變質以及攤販對整齊劃一市容的妨害,都是警察局考慮整頓攤販的因素。

第一財經:民國政府主要通過何種手段管理攤販?

胡俊修:就中國近代城市攤販治理而言,其監管部門為各地警察局。為克服攤販經濟對城市交通、衛生的妨礙,維護多數市民利益,近代市政當局一般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規約引導,對在非城市幹道擺攤設點規定了具體時間、地點,發放臨時執照,便於統一管理;二是幫助扶持,例如提供小額貸款;三是嚴格管理,對缺斤少兩、以次充好等違背經濟活動公平的行為予以整治處罰。

第一財經:近代市政當局和攤販的矛盾衝突主要在哪裡,一般如何平息?

胡俊修:一是維護大資本家利益的執政理念與攤販生計的衝突。在抗戰勝利之後的經濟凋敝時期,國民黨上海市政當局為了維護官僚資本家的利益,壟斷經營,定期強行強力取締攤販,而攤販又找不到謀生的出路;攤販派代表赴警察局請願,而一些無業暴徒混跡於請願人群,沿路打砸搶燒,且警察打死攤販的謠言四起,致使請願攤販與警察當局發生激烈衝突,砸毀了上海黃浦警察分局和閘北分局。這就是一度沸沸揚揚的1946年上海攤販風潮。

二是市政當局的任性操作、素來失信於民,與攤販生計和底層民眾的衝突。1908年,湖廣總督趙爾巽離任,要從武昌過長江到漢口拜別租界裡的舊交。新任湖廣總督陳小石為了整個面子工程,給前任留下漢口街面整潔的印象,而宣布臨時取締趙爾巽將要經過的沿江一帶的攤販。攤販們配合了,然而趙爾巽離開後,當局又毫無徵兆地宣布永久取締沿江攤販。官方的任性操作、溝通缺位和一向失信於民,激發了漢口攤戶和城市底層民眾的極大憤慨。大家聯合起來,打砸了警察局。這就是1908年漢口攤戶風潮。

當局軟硬兼施,加之商會等社會組織調停,輿論媒體聲援攤販,譴責當政者;政策回到民生軌道上來,暫緩取締攤販,風潮平息。市政當局和流動攤販雙方經過博弈,都作了讓步。當局的讓步在於停止取締攤販,攤販的讓步則在於接受當局關於擺攤時空的規約。

近代大城市給了小攤販

生存的一席之地

第一財經:中國近代城市裡的攤販主要由哪些人群構成?

胡俊修:中國近代城市社會的流動攤販,主要由兩類人群構成。

其一,是四周鄉民,這是最主要的來源。近代中國農村人地矛盾突出,天災頻仍,匪患橫行,使得謀生不易。一些鄉民為了生存,背井離鄉,到附近城市尋求一線生機。「農民生活困難,群相率以逃向大都市,以求得生活之機會。」畢竟,城市的博大胸襟和廣闊空間能讓他們立足。當然,他們絕大多數沒有知識文化,沒有技能,沒有人脈資源,只能蟄伏在社會底層,有的做苦力雜役,有的拉人力車、做碼頭工人,而為數眾多者則操持起職業色彩不濃、本錢少、每天可回錢養家的小販營生。很多人過著城鄉雙棲生活,農閒時節,把農村土特產販賣到城市,再從城市捎帶日用品回鄉售賣,這種遊走在城鄉間販賣小本生意的職業,稱為「跑荒」。

相對於農村來說,城市有更多可以容納流動攤販的空間。不論是街頭、巷口、裡弄,還是茶館、輪渡、碼頭,這些城市公共活動空間,總能給予掙扎在生存線上的攤販們一席之地。

當然,小販之家的生活是無比艱辛的。他們居住在城市邊緣的棚戶區,低矮逼仄潮溼,衛生狀況堪憂,一遇雨天,室內一片淋漓;而且棚戶區頻發的火災也時常威脅他們生命安全。

小販之家衣只求蔽體,食只求溫飽。然而,溫飽也不是他們每天能獲得的「小確幸」。當時《申報》上有一首詩歌,是寫攤販的辛酸生活的:「小菜販,實可憐。三更起,五更眠。挑了一擔菜,能賣幾多錢?換得米,又沒油和鹽,那有魚肉過新年!」

最終,他們艱難地在城市生存下來,過著最低限度的生活,成為後來許多城裡人的祖先,終於實現了脫離農村的夢想,過上城裡人的生活。

其二,則是城市失業者,既有無學歷、無技能、無資源、無人脈、無以為生的底層市民,也有「黨政軍工商」中的失業者,以前者居多。相較四鄉進城小販,他們的優勢可能是「有房一族」,雖然房不大,但能遮風避雨,而且他們有著相對豐富的都市生活經驗。

第一財經:你在書中寫到,不同於碼頭工人,小攤販們的暴力性很低。在1946年上海爆發的攤戶風潮中,他們也不是實施暴力的主要力量,當時的施暴者大都是混入其中的城市底層市民。為什麼小販們會具有這樣的特點?

胡俊修:攤販的暴力性很弱,他們沒有人脈關係,一旦鬧了事,舉家面臨滅頂之災。他們是無可爭議的弱勢群體。同時,這也和他們的謀生方式有關,小攤販都是各自為政,到處流動,和碼頭工人完全不一樣,碼頭工人都有組織,有幫派。小攤販們也沒那麼有文化,沒有維權意識。他們連訴求都寫不出來。

第一財經:民國時期,小販們為市民階層帶來很多歡樂和方便,他們的悲慘境遇也時常贏得記者和文人的同情。在你研究的過程中,有沒有關注到流動攤販自身對城市管理的態度?

胡俊修:當時的社會底層,包括小販、碼頭工人和人力車夫都是失語的。一方面,他們整天在為生計埋頭苦幹。另一方面,他們沒讀過書,不受教育,讓他們表達不太可能。他們的聲音一直是記者、文化人們經過觀察和過濾來表述的。我訪談的一些人當過小販,他們印象最深的就是怕,怕警察。他們和警察都是貓捉老鼠一樣。當然,小販還受到一些生計的威脅,第一個就是被貨棧老闆和夥計欺負,還有就是附近攤販的勒索。另外,很多小販走在路上就被車撞死了。所以,現在一些媒體有點過火,把攤販說得很美好。但其實絕大多數攤販的生活還是很辛苦的。

第一財經:你書裡寫的民國攤販,和你後來在現實生活中觀察到的攤販有什麼不同之處?

胡俊修:其一,文化的底蘊不同。相較中國近代有些小販傳承著歷史和文化,後來的攤販更直接、直白,「在商言商」,簡單粗暴賣東西。舉個例子,舊時小販有自己的一套生意話語,所謂「行有行規,店有店規」,又所謂「內行不說外行話」,外行人和圈子外的人當然不容易聽懂,這就是所謂的「行話」「暗語」。小販們常用「賓、文、善、作、成、安、沔、柯、慶」來代表一到九的數字等。行業暗語如此盛行,以至於小販們在茶館裡見面時,甲問乙:「今天像麼樣?」乙回答說:「不好,只搞了『文老』。」「文老」就是兩塊錢的意思。

其二,身份的交叉性不同。相較後來小販大多專心埋頭做生意,中國近代一些小販還時常兼做街頭藝人,積攢人氣,當然落腳點還是賣貨物,「人場」有了,「錢場」也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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