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丨孫立平：我與北大，兼說我與清華

原題

我與北大，兼說我與清華

（外一篇）

作者：孫立平

01

我是77級的。1978春進入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學習。畢業後留校任教，直到2000年初離開，在燕園生活了差不多22年。

2000年初，轉入清華，應該是明年正式退休，差不多是20年，和在北大的時間差不太多。

正因為在這兩個學校都待過這麼長時間，而這兩個學校不但挨著是鄰居，而且還經常被並提，於是就經常有人問：這兩個學校哪個更好？你更喜歡哪一個？這時，我經常開玩笑地回答說：天下烏鴉一般黑。

這當然是開玩笑的，但也不是沒有意思在裡邊的。意思一是，兩個學校彼此彼此。意思二是，無論在哪裡，我和這體制的關係也都是一個德行，若即若離。說到這兒，想噴的人請慢點下嘴。因為在談到這個與體制的關係的問題時，我一般還有一句話呢：就是美國大學的那種體制，我也和它上不來。這說明，這不是體制的問題，是我個人性格的問題。

我想我的性格可能最適合做一個個體戶。其實個體戶也不行，最合適的，假如我有那能力的話，是炒股票，因為操作過程中既不涉及體制，也不涉及人際關係，而這兩者，都是讓我頭疼的。

好了，扯遠了，還是回頭說烏鴉。

用烏鴉來比喻與我關係最密切的兩所學校，絕沒有抹黑或不敬的意思。實際上可能恰恰相反，在這當中隱隱約約有一種獨特的親暱感在裡邊：這話，我能說你不能說，在中國，有資格說這話的有幾人？舉個不恰當的例子，有時我們看到一對感情甚篤的老頭老太太，老太太臉上洋溢著一種幸福的表情，叫著死老頭子。如果你能理解這個，也就能理解我那幾句話了。

我知道，就是有上面的解釋，我的這種比方也是不得體的。但我的意思是明白的：我愛這兩所學校，儘管她們也都有各自的毛病，起碼在中國，她們還是最優秀的學校；他們的一些獨特的氣質，不是你別的地方用多栽點樹引進點人才能夠企及的；更重要的，我人生最重要的那一段，是和這兩所學校聯繫在一起的。你說，我能不熱愛這兩所學校嗎？

但即便是這樣，還是有人問，喜歡哪個多一點？真的不太好說，如果你非得逼著我分出個一二的話，我可能還是會選擇喜歡北大更多一點。

首先得解釋一下。我這麼說，沒有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意思。清華是所很好的學校，清華待我不薄。我現在清華的工資雖然只有年輕教授的三分之一，但那不是學校不給，而是我不要的，是為了自由一點主動不要的。然後，還有一個經常的說法，清華是不是更左一點？很多人問過我這話，我的回答基本是兩點。第一，作為一個普通教師，我能感受到的是小環境，我們的小環境不錯的，與北大沒有什麼區別。第二，左右的問題不能絕對化，左派中也有好人，右派中也有壞蛋。所以，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那為什麼愛北大會多一點？我想最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我青春的尾巴是在北大度過的。我23歲進入北大學習，40多歲離開，結婚生子都在北大。人都是這樣，童年、青年是浪漫而充滿激情和夢想的，因此，你的青春是在哪裡度過的，自然對哪裡的感情會更深一些。當然，那時北大的校園更漂亮一些，也算是一個原因吧。

二是你離開哪對哪的感情就會更凸顯一些。注意，我用的是凸顯這個詞。人們通常講，距離產生美。你離開了一個地方，它現實中的一些細節就比較模糊了，留下的更多是記憶，是帶點玫瑰色的記憶。而你現在所在的地方，則要感受她一切如意和不如意的細節。

所以，我們經常說，誰最愛國，海外的華人最愛國。這是有道理的。但說得更準確一些，那其實也不能完全叫愛國，有時更多的是思鄉。再打個比方，我的老家在東北，這些年東北很多年輕人都跑了。但到春節，他們中的許多人又急吼吼地往家鄉跑。他們的思鄉之情，比仍然留在東北的濃烈多了。

但我們很少聽到仍然留在東北的人說我怎麼熱愛家鄉的。相反，經常聽到的是他們對家鄉的抱怨，但抱怨完了，他們還是在這裡工作和生活著。你能說，出去的人就比留在家鄉的人更熱愛自己的家鄉？如果你會這麼想，你那腦子得是一個什麼樣的腦子啊？！

拉拉雜雜先寫這麼點，是為一。

02

前些天，北大又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新聞，就是那石獅子，就是那石獅子的那個被那什麼了。

在我們的文化中，那個是很重要的，因為它象徵著陽剛之氣。從風水的角度說，它又是和運勢聯繫在一起。『

因此，這總歸不是一件好事情，尤其是作為北大人，總該表現出某種憤怒。但我看了一下，哪怕是以北大為背景的微信群裡，人們的憤怒都是很克制的。這首先也許是因為在疫情中，大家的心思都在疫情上面，也不好為那個操過多的心。但更可能的是，也許是久癢不覺其痛吧。

但很有意思的是，很快就出了一篇文章，《北大閹獅案，清華：這個鍋我不背》。一看題目人們就知道，這肯定是來蹭熱度的。當然，不是清華要蹭，不是清華的校友或學生要蹭，因為不論是清華還是清華的學生校友，都不至於這麼無聊。蹭熱度的是公眾號的作者。

但不管怎麼說，北大出了件小事，有人要用清華的名頭蹭熱度，也說明這兩個學校關係之密切。就這個密切，我說兩件我曾經經歷的小事。

一件是1999年底，我辦從北大到清華的調動手續。辦手續，那時候是有個轉單的。也就是一張紙上有若干個格子，每個格子上有一個單位的名字，你和這個單位的事情結清了，就給你蓋個章。比如，圖書館的書還清了，圖書證註銷了，表明和圖書館的關係了結了。直到把所有的格子都蓋滿了公章，也就表明和北大的關係徹底了結了，沒有什麼牽扯了，人事處才給你辦調動手續。

但在我按照轉單辦手續的時候，有一個地方沒想到地卡了一下。什麼地方？房產處。記得具體負責蓋章的是一位大約50左右的女性。她看了看轉單和證明，然後一抬頭：怎麼？調到清華去？我說：是啊，您給蓋個章。這位辦事員想了想，突然說，不能給你蓋。我問為什麼？她說，清華還欠我們50萬採暖費呢。她說的意思我能明白，北大清華犬牙交錯，可能是因為清華有的房子是在北大採暖範圍內，是北大給供的暖，但採暖費沒結清。但問題是，你們兩個學校採暖費的事與我工作調動有什麼關係啊？我這麼一說，她也樂了，可能也確實覺得沒什麼關係。於是，馬上給蓋了公章，其實，她也就是想發洩一下。

還有一件事情，是2003年非典期間的。

北大清華有個共有的小區，叫藍旗營。這是一個很獨特的小區，是當時為了解決兩校骨幹教師的住房問題，由教育部重點支持建設的。這個工程當時號稱是三個一：一百畝地，一百個院士，一千個教授。小區的東半部分是清華的，西半部分是北大的。

先說一個插曲啊。當時藍旗營小區在建的時候，我還在北大。你要知道，在當時，房子是多麼金貴的東西啊。所以，大家就不時地跑到工地上去看看，房子蓋到什麼程度了。等到樓房的模樣出來了，北大教師中就開始傳說：你看，清華那幫傢伙多壞，把他們那邊的窗戶設計得很大，把咱們這邊的窗戶設計得很小。因為大家都知道，清華有個建築學院，還很有名。壞事估計就是他們幹的。當然了，大家想想就能明白，其實這就是心理作用，一個小區弄出兩種窗戶來，這不是沒事找事嗎？但在當時不一樣，怎麼看也是覺得窗戶就是有點大小不一樣。

後來，入住了，我也就到了清華。和清華的朋友一聊天，咱們的窗戶一樣大啊。清華的朋友也樂，說那怎麼可能呢？但他們也罵，但罵的和北大人罵的不一樣。

他們說，你發現沒，有些房子的戶型設計得很不合理，有的廚房給放在兩個臥室中間。一看就是沒有居家過日子經驗的人設計的。誰呢？肯定是學生。於是大家就開始演繹：兩校共同建一個小區，清華又有建築學院，設計肯定是清華負責；工程設計是要有設計費的，清華肯定不願意多出錢，設計費肯定很少；設計費少，教師肯定不願意幹，但還得交活，怎麼辦？只能讓學生當課堂作業來設計，於是就給設計成了這個德行。這個說法當時很流行。

我們到清華之後，是新建了一個社會學系。但新建的系不可能馬上就有博士點，於是就把我們併到了建築系的博士點當中。當時的吳良鏞老先生還特別重視建築學與社會學的結合。這樣，我們就認識了不少建築學院的教授。記得當時我還向建築學院的老師求證過這件事，但印象當中好像也沒問出什麼結果來。我估計，這其實也是大家編的一個故事而已。

好了，還是回到非典。

藍旗營小區緊挨著清華，從小區的北門出去，就是清華校園，而且那裡離清華照瀾園商業區也比較近，所以大家平時買點菜啊，生活必需品啊，都要走那裡。

這在平時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大家隨隨便便地進出。但非典一來，不行了。那一次雖然沒有這一次封閉隔離得這麼嚴格，但面對一種傳染性極強的疾病，用隔離來防範是必不可少的。於是，小區的北門，就封閉了起來，實行刷卡制度。卡是清華弄的，肯定是清華的人才有的了。因為那個門，既可以理解為是小區的北門，也可以理解為清華通向小區的小南門。從清華的角度說，我沒不讓你出小區的北門啊，我只是不讓你進清華的小南門啊。道理和邏輯是非常清晰的。當然了，這是同一個門。

但這樣一來，住在藍旗營的北大老師的買菜購物就成了問題。回北大去買吧？要走到北大東門，經博雅塔，然後再曲裡拐彎走很遠，才能到北大三角地的商業區。很明顯的，這在當時的疫情情況下，是不現實的。我也是聽說的啊，當時北大的校長給清華的校長打了電話，也沒解決北大教師進入清華買菜的問題。作為一種折中的辦法，清華副食店用車拉著青菜到小區來賣，算把問題基本解決了。

囉囉嗦嗦說這些是什麼意思呢？其實也沒什麼意思，如果說這些事情都挨著點邊的，就是北大和清華這兩個單位。是啊，單位曾經是，甚至現在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我們生活世界的基本單元，我們的生活和單位密不可分。這次疫情也再一次讓我們感受到這一點。

孫立平演講精選：

我們這代人是很荒謬、

愚蠢的人！甚至是可恥！

外一篇

北大沒死，

因為那一代代優秀的校友

作者：孫立平

早晨起來，讀到一篇悼念北大校友的文章。一篇紀念一位早逝的才華橫溢的理想主義者的悼文。

心中突然出現一個念頭：今年校慶的時候回母校看看。不為別的，就為那一代一代的令我敬重的校友。

我這麼說，好像多少有點矯情。

在北大讀書教書22年，即使現在離開北大，也不過是一牆之隔，何況有時因上課或講座還偶爾會到北大去。校慶回不回母校又算多大的事情？

但在我這裡，還真的需要說幾句。

說起來好像很久都沒有參加母校的校慶了。首先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我是一個儀式感很差的人。因此，哪怕是北大的百年校慶，我當年也是在外地，記得那年好像是在香港。

但更主要原因是下面這個：我們讀書時所在的是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而新聞專業實際上是在人大被取消的時候由人大新聞系遷移到北大所設的一個專業。後來，人大復校，從78級（就是胡舒立他們那一屆）起就回人大招生了。

我的意思是說，恢復高考後北大的中文系新聞專業只有我們77級這一屆學生。此後，我們專業課的老師後來都回人大了。

這樣，同學們就形成了一個習慣：參加人大的校慶（而人大也把我們作為人大的校友）。因為老師在那裡，返校主要就是為了看看老師嘛（這裡還有一點，人大進門容易。北大，儘管我是北大校友，且在北大工作了18年，但現在還真的不知道如何進北大的門。據說是先要去領校友證，但如何能進得門去領證，還不清楚）。

但無論如何，今年，真的想在校慶時回北大看看。特別是人們在異口同聲說北大墮落的背景下。

北大是一座殿堂，不僅僅是在學術和知識的意義上，更主要是在精神的意義上。所以，多少年來，無數人景仰北大，北大學子也以北大為驕傲。一塌糊塗，不是景物，而是一種桀驁不馴精神的載體。

而在最近這些年，北大似乎越來越墮落了，不是學子口中恨鐵不成鋼的那種恨之切的墮落，是真的墮落。無論我多麼熱愛母校，也必須得承認這都是事實。甚至可以說，這種墮落經常在不斷刷新它的底線。

但儘管如此，母校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點都沒有降低。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反倒是愈發增添了我對她的敬重。

為什麼？你可以想一想，在歷史上，北大之所以有那些令人迴腸盪氣的故事，固然是因為那些令人敬重的前輩，但同時你也不得不承認，那時有社會的寬容，有學校當局和老師們的呵護。沒有社會的寬容，辜鴻銘能夠在北大甩著辮子講那茶壺茶碗？沒有老師和學校當局的呵護，那些有著某種叛逆的怪才們能夠完成自己的學業？

所以，提到北大的時候，學子們總愛提起他們尊敬的那些前輩，其中，遠的有蔡元培、傅斯年，近的有馬寅初、丁石孫。

因此，我對北大的熱愛，愛的不是她的輝煌與地位，愛的是那一代代的師長與校友，愛的是在他們身上彰顯的理想與氣節。

對83、84、85級社會學系的畢業生，我曾講過，北大的精神，人們有不同的概括，我更願意將其概括為四個字：自由、責任。而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意味著一種執著和承擔。

當然，我也對他們說過，你們可能是很孤獨、悲催的一代。你們可能是最後的一代理想主義者，你們將會生活在理想主義消退的時代。這話，如果是對北大學子而言，也許是過分悲觀了點，甚至也有一種苛責在裡邊。現在我要說，你們更難能可貴。

行文到最後，不知為什麼，腦子裡出現的是這樣的一個念頭：一個優秀的學校，是由多種因素造就的。北大的歷史上，曾經有過這些因素綜合作用的光輝。但，誰能否認另一種美的存在？即殘破的美。

來源：孫立平社會觀察

一個轉身，光陰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歲月便成了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