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滿釋放的郭某涉嫌傷害72歲死亡的段某，致使15年來幫忙為他9次減刑的人前功盡棄。
2004年，大學生郭某在賓館與女友段某發生口角，將段某勒死。因「自首、賠償死者家屬40萬元、認罪態度好、學校出具在校成績證明」等原因，免予死刑，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生。
故意殺人逃避死刑不符合「殺人終身」的傳統，但在法律上並非不可能——郭某請的律師貢獻良多，能找到這樣的律師也說明郭家的實力是可以的。
郭的辯護律師，現在稱已經看不過去了，因此表達了他的歉意。他說，在朋友圈得知郭某的行為後，他感到非常難過！不舒服！不舒服！我很抱歉！！！
律師說，郭家是一個普通公職人員的家庭。
在北京，你不能低估任何「普通人」。你不知道，一個看似普通的人，通過大量的努力，能發揮出什麼樣的「能量」。郭某入獄後連續9次減刑就是一個例子。
因為在獄中的「良好表現」，從2009年開始，郭某似乎有了某種魔力，幾乎每年減刑一次。終於在2019年重獲自由了。這難免不讓網友想到雲南昆明的孫某某。
有些人很難減刑。比如，曾經是中國首富的黃光裕，就曾多次表示要減刑出獄，但至今沒有實現。但像郭這樣的「普通人」卻暢通無阻，這著實讓人感到費解。
從報導的案件來看，郭某根本沒有悔恨和敬畏之心依舊那麼殘忍。段某提醒他戴口罩。他將72歲的段某摔倒在地，雙手打在段某的頭和脖子上，段某幾天後死於腦損傷。
如此看來，郭某某在掐死女友段某某16年後，涉嫌失手打死72歲的另一個段某某，原因其實是一樣的——那就是他是一個特別自私，冷血沒有人性，一切以自我為中心的人。
自我為中心的人，別人得照顧他的情緒，他卻毫無照顧別人情緒的意識。他讓別人不爽，別人就得包容他，別人讓他不爽，他就要動手打人甚至殺人。有沒有人可以這樣呢？大約只有古時的帝王可以這樣，而且是大權在握的帝王，因為掌握著生殺予奪的權力，可以做到你讓我一時不爽，我讓你一世不爽。
但帝王時代已經過去，每個人都生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時代。如果有人特別以自我為中心，那一定是因為他們的父母沒有讓他受過良好的教育。如果父母沒有讓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就會有法律繼續教育他們。
郭某是一個受父母教育程度不高的孩子，所以他犯了故意殺人罪，然後進了監獄接受教育。不幸的是，法律給了他一個錯誤的教育起點，允許他從一個學期改為另一個學期，並減刑幾年。這取決於上帝能否教育他。
這次，也許上帝看不見，所以我們得把他帶走。如果他不被「帶走」，很多人會再次失望。
現在是疫情期間，郭的事故還與疫情中戴口罩的細節有關。放大這個細節可以體現一個人的素質——當全社會都要求戴口罩，甚至被迫戴口罩時，戴口罩不僅是為了自我保護，更是一種責任，一種對社會規則和身邊人的尊重。
在目前的環境下，一個人戴口罩，意味著他願意承擔一種社會責任——不給社會添麻煩，不給別人添麻煩，同時，他也得到了回報，也就是說，他感染病毒的概率大大降低。
不幸的是，在這次疫情中，我們看到很多新聞報導，很多人都不願承擔對自己沒有傷害的責任。
比如，北京的「澳大利亞女人」每一次出門跑步，在家裡與世隔絕的時候都沒有戴口罩——並不是說她肯定會帶來風險，而是她完全以自我為中心，沒有任何「不給別人添麻煩」的意識。
「不麻煩」是一種美德。如果你忽視了它，當別人提醒你的時候你可以道歉，你就是一個有成就感的人。然而，在被提醒後，「澳大利亞女人」卻在叫囂和被騷擾，這實際上是誣陷和誹謗而郭某是一個直接打人讓別人失去了生命。
在這種情況下，還有許多其他病例暴露在這種流行病中。比如，滿昌在武漢關閉前的最後一刻離開武漢，然後返回北京。在疫情日益嚴重的情況下，他沒有報告在武漢的生活史，多次到北京的公共場所。造成母親感染後，她仍然隱瞞自己的旅行路線。他從不考慮他的行為是否會給別人帶來麻煩。當然，他不僅給別人帶來了很大的麻煩，也給整個北京的防控工作帶來了麻煩。20多人因他的行為被隔離。
我想到了日本的防疫工作。到目前為止，日本的防控還不錯，沒有歐美疫情那麼嚴重。這應該與日本「不給別人添麻煩」的傳統有關。這種傳統甚至是日本的民族性格。他們有很強的自律意識。有了日本人的特點，中國經常隱瞞行蹤、傳染他人給社會「添亂」的局面，或者北京的「澳大利亞婦女」在隔離期間外出跑步，甚至拒絕接受警方的管束，都是不可取的。
我們想表達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應該儘量不給別人添麻煩。這樣做不僅對別人有好處，對我們自己也有好處。如果他有這樣的意識，九次幸運減刑後，郭某就不會再次面臨法律審判，「澳大利亞女人」也不會失業和被遣返，常某也不會感染母親而被捕。
有時給別人添麻煩似乎很不禮貌，而且似乎不會受到懲罰。然而，如果它成為一種行為習慣和生活方式，它不是偶然的絆倒，甚至死亡是可能的。
坐了這麼久牢的郭某，擺脫不了自己給別人帶來的麻煩，可以這麼殘忍。它需要「改造」。殺人償命如果這次能減刑，不僅僅是違法，而是在踐踏和蹂躪法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