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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首次全流域禁漁，「漁歌暫停」，恰恰是為了能夠重現「錦鱗遊泳」的盛景。然而，對於收入本就不高的漁民來說，這段「閒暇」期間的生活壓力卻不容迴避。 |
湖北省最大的專業漁民捕撈隊「八一漁業隊」的１００多條漁船禁漁期間全部靠岸。 |
長江上遊的重慶市嘉陵江邊瓷器口碼頭，漁民們在長達３個月的禁漁期裡無所事事，用老虎鉗拔鬍子，也算是樂趣之一。 |
長江中下遊的武漢，漁民在禁漁期間修補漁網。 |
昨天中午12時整，位於長江上遊的重慶、四川、貴州、雲南4省的禁漁期結束，漁民們重新揚帆，撒下了今年的第一網。長江全流域禁漁活動因此告一段落。
轉自搜狐
而中下遊的漁民們還得等待，因為他們的禁漁期是從4月1日開始的。4月1日，也正是長江首次實行全流域禁漁的第一天。這一天，位於長江中下遊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蘇、上海6省市，從中午12時起停止了在長江、長江支流以及通江湖泊的所有魚類的捕撈活動。在此之前兩個月，即2月1日，上遊已開始禁漁，因此，上遊昨天也提前解了禁。
這是我國首次對第一大河————長江實行全流域春季禁漁，也是世界首次在大江大河實行全流域禁漁，涉及專業捕撈漁民5萬多人，副業漁民10餘萬人。
「禁漁令」發出後，記者第一時間從廣州趕往重慶，歷時7天，順江而下踏訪重慶、湖南岳陽、湖北武漢三地的主要漁船停靠點，探尋「禁漁令」對漁民生活的影響，考察漁民如今的生存狀態。
禁漁
不讓長江魚斷子絕孫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沙鷗翔集，錦鱗遊泳……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這是範仲淹在《嶽陽樓記》中詠洞庭湖的詩句。記者4月9日來到洞庭湖區時，恰是春和景明的時節，雖然眼前波光浩淼，但漁歌互答的場景卻沒能見到。因為，從4月1日起，洞庭湖已開始禁漁了。事實上，這個地跨湖南7市32縣、總面積達2625平方公裡的天然湖區，正是此次長江禁漁的重點區域。
張建中的漁船泊在水中央，同絕大多數漁民一樣，漁船既是他的謀生工具，也是他的家。這是一艘兩層的水泥船，每層高約2米，還裝有風力發電裝置，價值3萬多元，比起其他漁民的木製漁船來說，張建中的「家」算得上「豪華」了。
眼下，張建中和他的妻子正在休整船隻網具，甲板上堆滿了沾了淤泥的漁網，足有十幾張，「這些都得一張張清洗，夠折騰的」，不過，張建中顯得並不著急，「開湖（指禁漁期結束）的日子還早呢，慢慢來吧」。
嶽陽東洞庭湖管委會主任劉傳忠說，由於捕撈強度過大等原因，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洞庭湖的漁業資源呈快速下滑趨勢，魚類數量越來越少，個頭越來越小。「如果不採取斷然禁漁的措施，洞庭湖將後繼無魚！」
不容樂觀的漁業資源形勢，正是這次包括洞庭湖在內的長江全流域禁漁的最重要原因。據統計，2000年，長江流域自然資源捕撈的產量僅10萬噸，不到上世紀80年代的一半。
長漁委副主任委員張秋華17日接受記者採訪時稱，長江如此全流域、大規模禁漁，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長江上遊2至4月、中下遊4至6月正值春季江河魚類的產卵繁殖期，禁漁措施的實行，就有可能使大部分魚類親魚和幼魚得到保護，使魚類群體數量得到迅速補充，使長江漁業資源日衰之勢得到緩解。
「漁歌暫停」，恰恰是為了能夠重現「錦鱗遊泳」的盛景。
對于禁漁政策，張建中是支持的，雖然每年打漁的時間少了3個月，但從全年的收成來看，並沒有減少（東洞庭湖從2000年就已開始禁漁）。他說：「九幾年的時候，一天難得打到30斤魚，有時一天就只能撈幾斤魚，禁漁這兩年，平均每天能打個百把斤魚。」
偷捕
一場「貓和老鼠」的遊戲
但是，並非所有的漁民都和張建中一樣的想法，「禁漁令」的貫徹也並非一帆風順。同所有「禁令」的執行者和被監管者的關係一樣，漁政執法人員與偷捕漁民也玩起了「貓和老鼠」的遊戲。
林老漢要吐苦水
4月6日，在重慶轄下江津市西湖鎮，一名老漢聽說有記者來採訪，趕緊拉住記者倒起了苦水。
江津市是長江入渝第一站，在江津，除了橫貫全市的127公裡長江幹流之外，境內還有大小長江支流37條，最大的一條通江支流是綦江。由於地處長江上遊，魚類繁殖期早，因此，從2月1日開始，這裡就已經禁漁了。
老漢名林忠恆，61歲。他告訴記者，2月23日，他劃著自己的小木船到綦江上碰碰運氣，沒想到正好被巡視的漁政人員撞見。漁政人員當場沒收了他捕獲的四斤魚，毀掉了他的漁網和漁船。
林老漢一定要帶記者去看看被打爛的漁船，那損毀的帆篷此刻正躺在一片青草地上，上面爬滿了螞蟻。林老漢說，漁政人員就這樣拆毀了他的木船。
記者問林老漢是否知道禁漁的規定，老漢說：「知道。」既然知道為什麼還要打漁？老漢有些激動，「我打的是小魚，又不是親魚」。所謂親魚，就是正在產卵的魚，是長江春季禁漁最重要的保護對象。而為了更好地保護漁業資源，正在長個頭的小魚此次也在禁漁期禁捕範圍內。
除了不熟諳禁漁規定外，林老漢還解釋了另外一個原因，「現在是春季，地裡要施肥，沒錢咋辦？」
林老漢只是個「副業漁民」，在綦江流經的鄉鎮，和林老漢一樣的「副業漁民」大概有300多名，他們人均三分地，生活非常貧困，人情往來、農藥化肥的花費，一般都得靠打漁貼補，「禁漁令」的實施，顯然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一定壓力。
暴力抗法三船主
而在湖南岳陽，偷捕漁民和當地漁政部門甚至已發生了暴力衝突事件。
從漁政人員的描述中，我們大致可以想見當時的情景：
4月7日，東洞庭湖飄尾一帶水域。嶽陽漁政局執法人員曾剛、姜明、邱家權3人正檢查過往漁船。中午1時許，他們突然發現前方駛來一條小木船。
「停下！停下！」漁政人員邊喊邊揮小旗子招呼漁船接受檢查。但是，漁船視而不見，繼續前行。曾剛等人隨即駕快艇追上去，攔停了小木船，登船檢查後發現，船艙裡裝有近千斤龍蝦、泥鰍等漁獲物。
執法人員正準備將木船開往附近岸邊的公務船進行處理，這時3名船主同時出手，分別卡住3名執法人員的脖子，當胸幾悶拳，把他們全打入水中。後經法醫鑑定，曾剛、姜明、邱家權3人均為輕微傷。
4月10日，在嶽陽縣公安局治安拘留所裡，記者見到了正被刑事拘留的暴力抗法的漁船船主湯嶽雲、付新年、任佰順3人。
腳上還穿著高筒雨靴的湯嶽雲堅稱，被查的那些泥鰍、龍蝦是他們在自己承包的湖洲裡捕的，不在禁漁範圍內。即便當著漁政人員和公安人員的面，他們3人依然一臉的不滿，湯嶽雲說：「出去之後要找他們賠，泥鰍、龍蝦放生了不說，我們的船值1萬多塊，總不能就這樣算了。」
不過，東洞庭湖管委會主任劉傳忠卻告訴記者：「即使是在私人承包的湖洲，也必須遵守禁漁規定。」他介紹，從4月1日洞庭湖區禁漁正式開始以來，他們已經查處了7例違規偷捕案件，而這次是性質最為惡劣、涉及漁獲物數量最大的一例。
至于禁漁政策，湯嶽年3人都說是知道的，但他們又說：「我們2月25日就出去了，不知道今年的情況，漁政沒把具體規定傳達給我們。」湯嶽年認為，如果說他們違規了，禁漁政策宣傳不到位也是原因之一。
執法困境
經費短缺漁港缺失
站在漁民的立場，必然會有一部分人對禁漁抱著牴觸情緒，而漁政部門則認為，禁漁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好事。據預測，如果禁漁期各項制度實施到位的話，將能保護2235萬尾長江四大家魚（青、草、鰱、鱅）產卵親體，增加幼魚12243億尾。重慶市漁政漁港監督管理處處長程渝說：「古訓『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我們既要當代人有魚捕，更要子孫後代有魚吃。」
但是，目前禁漁的執法力量卻不容樂觀。長漁委副主任委員張秋華說，「最大的困難就是錢」。
據重慶市漁政漁港監督管理處副處長郭水平介紹，重慶市主城區的漁政執法經費由市財政予以解決，問題還不大。但在下面的各區縣，漁政管理用的是水產事業經費，也就是說，「把搞生產掙的錢拿來搞漁政」，儘管如此，也還只能保證執法人員發工資的錢，工作經費、差旅費沒法解決。
經費緊缺首先帶來的問題是執法設備不足。還是以重慶為例，重慶境內有長江、嘉陵江、烏江、綦江、漢水支流等，流程達2000公裡，涉及33個區、縣（市）。禁漁範圍如此之大，全市卻僅有4艘漁政監督艇，以時速20公裡計，4艘監督艇全部出動，每天24小時不間斷地巡邏，一天還巡不了一遍。
第二個問題則是漁港缺失。禁漁期間，各地都喊出了「船進港、網入庫、人上岸」的口號，然而，記者採訪重慶、嶽陽、武漢三地，卻沒有看到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漁港。漁港缺失，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漁政執法的難度。
東洞庭湖管委會主任劉傳忠說，在漁港缺乏的情況下，嶽陽只能要求漁船就近集中停靠，又由於近年來洞庭湖湖底淤泥越墊越厚，湖邊水位深僅二三十釐米，許多漁船無法靠岸，只能泊在水中央。
1300平方公裡的東洞庭湖，漁政人員實在難以確知漁民到底分布在哪兒，到底有沒有偷捕，而漁港不足也讓「船進港」成為了一句空話。
補貼政策
地政府出臺「低保措施」
一個要禁，一個要捕，禁有禁的難處，捕有捕的苦衷。長達3個月的禁漁，不可避免地給本來就收入較低的漁民生活帶來了影響。
林老漢想捕魚貼補耕田花費，湯嶽年3人在偷捕被抓後最在乎的也是經濟損失，那麼，政府是如何化解這個矛盾的呢？
在走訪的重慶、嶽陽、武漢等地，記者發現，各地政府為解決漁民生活問題，都出臺了禁漁期漁民「低保措施」。當然，依據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財力的不同，各地漁民低保標準並不相同，一般為每人每月100元至200元不等。
除了低保措施外，一些省市還出臺了一些因地制宜的辦法，如江蘇南通市，在力爭專業漁民在「春禁」期間享受低保率達到100％的基礎上，在4月15日之後，還頒發《特許證》給部分漁民持證捕撈刀魚和鳳尾魚；而湖北荊州市則將漁民納入春季救濟範疇，還通過各種渠道，組織漁民外出臨時備工。
轉業之路
漁民上岸當是大勢所趨
如果上面這些都屬「短期」或「應急」措施外，安排漁民上岸轉產轉業當是一勞永逸的辦法。
李福壽想回養殖場
隨著社會的發展，單純地靠水吃水的生活方式正面臨著解體。今年43歲的李福壽是重慶江津漁業社最後的43名專業漁民之一。他的妻子吳朝書，41歲，同是漁業社職工。按照江津市每人每月145元的漁民低保標準，幾天前他剛剛從居委會領到了這個月的補貼，兩人共290元。
禁漁以來，李福壽每天除了忙著織補漁網，就是趁大家都有空，跟漁業社的其他職工商量爭取重回人工養殖漁場工作的事。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1953年成立的江津漁業社在上世紀70年代獲得了政府劃撥的一塊土地和河流用於建人工養殖漁場，後來由於自然災害和經營不善等原因，漁業社職工紛紛回到長江上各自打漁為生。上世紀90年代，江津市農業局將漁場改造為「熱帶魚良種繁殖場」，如今，它已經成為我國西南地區最大的熱帶魚繁殖基地，年產魚苗1·5億尾，效益非常可觀。
20多年來，包括李福壽在內的漁業社職工一直要求重回漁場工作，甚至鬧到了法院，但江津市人民法院和重慶市第一人民法院都以「屬政府行政指令下遺留的歷史問題」為由不予受理，李福壽和他的同伴們都覺得很失望。
漁民們為何如此迫切地要求回漁場？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日漸減少的打漁收入。
李福壽的妻子吳朝書對記者說：前幾年，漁民的收入還算不錯的時候，他們夫婦在江津買了一套89平方米的商品房，總價是2·1萬元，夫妻倆自己拿出1萬，餘款是由吳朝書向娘家借來的。買房子是1996年的事，「當時指望著兩三年就能把欠款還清。誰想這以後收入一年比一年少。都七八年了，借娘家的錢，還有5000多元沒還上。」
而江津漁業社的現任社長古昌年乾脆用「從富人變成窮人」來概括漁民的生活狀況。古昌年說，（上世紀）70年代的時候，江津只有漁業社可以打漁，漁民打多少魚都是記工分，打一斤魚可以得兩角多錢，一個月能掙200多塊。
「200塊是什麼概念？那時漁業社的上級部門農業局的幹部一個月也就幾十塊錢。」古昌年說，「現在，一網下去，有時幾斤，有時幾兩，有時一條都沒有，（夫婦）兩人一個月打到四五百塊錢魚，那已經算不錯了。」
「世道往前進了，我們的生活水平卻在往後退。」李福壽深深地吸了一口煙。
「為什麼不轉行呢」？面對記者的提問，李福壽和古昌年一起瞪大了眼睛：「年紀大了，又沒文化，出去打工，哪個要？做點小買賣、蹬蹬三輪車吧，又哪有那個本錢？」
然而，不管漁民們多不情願，轉業似乎已是大勢所趨，這一點從「長江禁漁」的目的上已得到了最明顯的印證。
「禁漁，短時期的目的，可以說是經濟上的，是為實現漁業資源的恢復與增長；長遠來看，則是生態上的，是為了保護魚類生長環境，使長江真正成為『海闊憑魚躍』的水生物樂園。」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長王丁博士在武漢接受記者採訪時如是說。
同樣的觀點，長漁委副主任委員張秋華也向記者提出：「也許50年，也許時間更長，長江將退出任何捕撈作業。」他認為，禁漁的終極目的不是為了讓漁民打到更多的魚，而是維護長江的生態平衡，讓漁民全部上岸，收起漁網漁船，讓長江成為天然魚類種苗供應基地，讓魚兒在水中像人類一樣自由自在地完成生命的過程。
儘管各地政府在要求做好禁漁工作的文件中，都提到了要妥善引導漁民轉業的問題，但事實上，這樣的說法更像是表態性質的「說說而已」。
武漢市漁政港監船檢處處長鄧炎林告訴記者：「那麼多下崗職工等著政府解決就業，哪裡輪得到漁民？」他說這話的前提是，在武漢，漁業經濟已經退居末流地位，相對於一個擁有600餘萬人口的大城市，為數2000的漁民確是微乎其微。
老漁民戴上安全帽
眼下，漁民們能做的，似乎只有積極調整心態與行為方式，靠自己的雙手找尋新的出路。
李正祥就是一個積極轉業的例子。
李正祥今年38歲，是重慶江津市仁陀鎮菜壩村6社村民。記者4月6日見到他時，他正在離家10公裡的一家輪船修理廠學電焊。他說，想不到打了幾十年的漁，現在竟然戴上了安全帽。
李正祥原先有兩艘船，一艘鐵船，一艘木船。今年春節過後，他就把船拉上岸了。在他家的院子裡，記者看到兩艘船疊在一起倒扣在屋角，早就瀝乾了水分。
李正祥說，從今以後沒得魚打了，一方面是由於他原先打漁的綦江，已被私人老闆承包；另一方面相對於其他謀生行當，長江上打魚已越來越沒打頭，所以，「乾脆不幹了」。眼下，他正在學手藝，準備將來可以當一名電焊工。
至於李福壽、古昌年這樣的老漁民，他們自己轉業的確已經不是一件容易事，但他們也正在努力地為自己的後代謀劃一個光明的未來。
李福壽的獨生子叫李偉，今年21歲，高中畢業之後，李福壽就讓他跟著朋友學電腦維修。李偉長相斯文、衣著整潔，他告訴記者：「我從沒想過接爸爸的班，爸爸也不會讓我接他班的。」在他看來，打漁是這個社會上最累、最沒前途的職業，父母實在沒有辦法才去長江上「討生活」，他是絕對不會再走這條路的。現在，他的想法是把電腦學好，今後可以去重慶找份「體面一點」的工作。
解禁
陽光下撒開新漁網
按照農業部分時段禁漁的規定，長江上遊雲南省德欽縣以下至葛洲壩以上水域，禁漁時間為2月1日至4月30日，流經重慶市的長江幹流和嘉陵江等長江支流正在這一區域。
4月上旬，記者到達瓷器口碼頭時，這兒已經呈現出一幅出發前的躁動場面：30多條漁船緊靠在一起泊在水邊，連成一道幾十米長的船營。50多名漁民或坐在船艙補漁網，或蹲在岸邊磨漁鉤，做著最後的準備。
羅正林也在修補著他的漁網，不過，這已是他最後一張需要補的網，「春節過後，就一直在這裡整，總算整完了」。此前，羅正林還給自己的兩條木船分別刷了一遍桐油，換了柴油機的馬達，並添置了兩張大網。
距離開河的日子已經不遠了，羅正林又準備出發了。他告訴記者，4月20日左右，他就會沿著嘉陵江往上走，邊走邊看，邊走邊尋，找到一個魚多的地方，要開好幾天的船。羅正林說，「一年的收成就看開河頭一個月。早點走，正好能在開河的那一天，找準地方下網。」
昨天，正是長江上遊解禁的日子，羅正林應該已找到了他要找的「魚多的地方」，在陽光下撒下了新修的漁網。而同樣的場景，將在兩個月後，出現在長江的中下遊，出現在洞庭湖畔，出現在其他仍然在長江上「討生活」的漁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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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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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長江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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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綦江承包出去
綦江，流經重慶所轄江津市最大的一條長江支流。從２０００年開始，江津市就以公開投標的方式分段將其承包給個人。到目前為止，流經該市境內的６２公裡綦江江段已經分四段全部承包出去。根據水質等方面的差異，每１０公裡江段一年的承包費是４０００元—１萬元不等。
江津市農業局水產站站長蔣華敏說，承包的最大好處是保護了漁業資源。「河段承包出去，就直接跟業主的利益掛上了鉤，產多產少都是他自己的，他還會亂捕濫撈嗎？還會連魚子魚孫都一網打盡嗎？」
蔣華敏還認為，河段承包也減少了漁政部門的工作量，降低了漁政執法的難度。比如，春季禁漁期間，承包人為自身利益著想，往往會非常積極地配合漁政部門監督偷捕行為。
但是，將綦江承包出去，對綦江沿線鄉鎮的數百名副業漁民來說，似乎並非福音。漁民李正祥正是受其影響，沒魚打了，索性上岸，但他認為，「每條船３００元的補償費太少，而漁網一分錢的補償都沒有，太不合理」。
不過，對於保護長江漁業資源來說，綦江的「承包」模式或許是一個積極的思路和探索。重慶市漁政漁港監督管理處副處長郭水平說，今後，重慶境內其他符合條件的小支流不排除承包給私人的可能。
「天吊戶」的社會問題
「天吊戶」，這是記者在洞庭湖區聽到的頻率較高的一個詞，它是當地人對長年在湖上生活、幾乎從不上岸的外籍漁民的通稱，也可稱之為「水上漂」。「超生、偷盜，什麼都有，洞庭湖快要成為違法犯罪者的樂園了」，東洞庭湖管委會主任劉傳忠一說起「天吊戶」就頭痛不已。
劉傳忠對一個名為馬德寶的江蘇籍漁民印象尤為深刻。馬德寶１９８４年結婚，婚後生育了５個小孩，一家三代９口人，生活在一條三四米長的小木船上。
劉傳忠說，去年他去湖上看了馬德寶一家，「你知道我看到了什麼嗎？馬德寶做了個木籠子放在船尾，三個小點的孩子就關在裡面，我說給孩子錢，馬德寶就用竹竿把籠子挑近點。門一打開，三個小孩像小動物一樣來搶我手中的錢。」對此情景，劉傳忠唏噓不已，「這幾個孩子不可能有受教育的機會，甚至連生命都有危險，不久前，聽說最小的那個還掉到水裡淹死了。」
如果說馬德寶只是一個極端的例子，那麼東洞庭湖區漁民的總體構成情況也許更能說明這一區域計生、治安、戶籍管理的難度。近年來，流入此區域的外籍漁民達２０００人，約佔整個東洞庭湖漁民總數的１／４，他們來自川、渝、湘、鄂、皖、贛、蘇、浙、魯等９省５６個縣。
漁民情況如此複雜，劉傳忠認為，除非洞庭湖一年四季都禁漁，讓漁民全部上岸，否則就現在的管理手段和地理條件，根本管不住。
瀕臨解散的八一漁業隊
武漢境內６大長江支流之一的金水河上有一支「八一漁業隊」。漁業隊現任隊長王明武說，八一漁業隊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清朝，從那時起，他們的祖先就在金水河上以打漁為生。
說起「八一漁業隊」，很多武漢人都知道它是當地最大的一支專業漁民捕撈隊，然而王隊長卻說，「在外頭名聲大呢，很多記者來採訪過，哪個曉得，現在已經快解散了」。在領我們從防洪堤壩走向河邊漁船停靠點的路上，王隊長邊走邊感嘆：漁業隊的規模大不如前了，漁船數量減少了一半還多。以前整條村子的人都是打漁的，現在成立了街道，２８００人中，打漁的大概只有兩三百人。
事實上，現在還在漁業隊打漁的都是四五十歲以上的人，老漁民的後代要麼打工，要麼做小生意，也有進廠、開車的，基本上不再打漁。
正坐在船上整理漁網的一位阿婆告訴記者，她今年７２歲了，算得上是「八一漁業隊」最老的漁民。在她的記憶中，從上世紀９０年代以來，漁業隊幾乎沒有一個新漁民加入。「我們在這裡，做一天是一天，搞到一點是一點，主要是想減輕伢兒的負擔。」郭阿婆說，他的兒子、孫子現在都在武漢，「他們要來打漁，就是沒出息嘍」。
此次長江全流域禁漁以湖北省境內的葛洲壩為界，葛洲壩以上至雲南德欽禁漁時間為2月1 日到4月30 日日，葛洲壩以下至長江河口水域為4月1日到6月30 日。
重慶所轄江津市綦江沿線、湖南岳陽洞庭湖區、湖北武漢金水河是記者此次調查所選取的3個頗具代表性的禁漁區。
□採寫：本報特派記者 王海燕 攝影：本報特派記者 何龍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