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謝靈運盛讚為「天下文才，獨佔八鬥」的曹植，於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寫下了昂揚靈動的《與楊德祖書》一文，表達了他渴望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
但其中「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榆揚大義，彰示來世」一句，竟引得後來者多把它當作曹植輕視辭賦（文學）的依據。
「辭賦小道」一說，是否說曹植輕視辭賦呢？恐怕並非如此。
「辭賦小道」一說只是曹植文學價值觀的體現，而他的文學價值觀是以其人生政治理想為價值前提的；他的文學價值取向，取決於他政治理想的價值選擇。
在《與楊德祖書》一文中，曹植將辭賦與功名抑揚付比，意在表明其理想不在於辭賦，他所追求的乃是從事大業，在政治事業上立功揚名。他的「辭賦小道」一說，是相對於建功立業的政治理想而言，並不說明他否定文學本身的價值。
我將從「辭賦小道」一說提出的背景、真實用意、曹植對辭賦的價值認定標準等方面，說說這個問題。
01 曹植提出「辭賦小道」的背景
曹植寫《與楊德祖書》時，正為臨淄侯。這一年也正是曹丕、曹植兄弟二人爭奪太子之位的劍拔弩張之時。而且，曹植在與曹丕爭儲的競爭中大佔上風，處於政治上相當得志的時候。
《三國志·魏志》卷十九《陳思王傳》注引《典略》中的一段話，對曹植與楊修（字德祖）的書信往答情況有很好的說明：
「又是時臨淄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修，數與修書，修答曰……其相往來如此甚數。」
這裡所說的「數與修書」，即指包括這封《與楊德祖書》在內的幾次與楊修的通信，這則材料證明，此時的曹植正處於以「才捷愛幸」的得意之時。
又據《三國志·魏志》中《王粲傳》注引《魏略》記載，赤壁之戰後，曹操身邊的紅人邯鄲淳來到鄴城，曹丕、曹植都欲與邯鄲淳結交。但此時曹操正偏愛曹植，遂命邯鄲淳往見曹植。
這次會面，史料有著極為精彩的敘述：
曹植先是請邯鄲淳入座，且沒有與他交談，而是叫侍從打水來洗澡、搽粉，跳起胡舞，又作了一套五禽戲、耍了一手技跳丸擊劍、朗誦藝人的臺詞和小說幾千言。之後，曹植整理衣冠，儀容端莊地與邯鄲評說宇宙起源，萬物區別的意義；然後再評論伏羲以來聖賢、名臣和志士的優劣之別；接著又誦讀古今以來的文章、賦、誄以及討論當官理政的輕重緩急；隨後再論述用兵、行軍、打仗的配合變化。這番暢談之後，才設宴款待邯鄲，舉座默然無語。
因曹植的這番表現，引得邯鄲淳對曹植大加讚賞：
「嘆植之材，謂之『天人』」，「於時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不悅。」
這段記載，較全面地反映出曹植當時政治方面的情況，從中可以看出，他在邯鄲淳面前的這些表現，其目的是要給曹操所派來的使臣一展他多方面的才能，而由邯鄲淳在曹操面前稱讚曹植，竟引起了曹丕的「不悅」，說明曹植此時的政治生涯正值旺勢。
曹植此時正得到曹操的寵愛，被曹操認為是「兒中最可定大事」者，因而曹操有意廢長立幼，在政治事業上寄曹植以厚望。
可以說，曹植寫《與楊德祖書》時，正是他政治生命最輝煌的時期。他身處於政治形勢對他十分有利的情況下，對理想功名的追求欲和政治表現欲便顯得格外強烈。
曹植對邯鄲淳的那番表現，無疑帶有明顯的政治目的，即便是在《與楊德祖書》中所說的「辭賦小道」，也是同他的政治理想作以對比之後才道及的，結合特定的身世背景，我們也可以理會到其中寓有某種程度的政治用意。
曹植自幼在兄弟當中表現得最有才華，他最初被父親所矚目並寵愛，也是由於他的辭賦寫得好。建安十五年，十九歲的曹植隨父登「銅雀臺」時作賦，「援筆立成，可觀」，受到父親的讚賞。
此後的曹植不但在曹操面前「以才見異」，而且在世人的心目中，他也被視為一個「辭採華茂」的文士。人們所稱道曹植的「才」，主要是指他的文學才華及通古曉今，具有淵博的學識和極強的理論才能等。
凡此，都使本人極為愛好詩文辭賦，並在用人上主張「唯才是舉」的曹操，自然對曹植賞愛有加，並欲在政治大業上委以重任。
曹植雖然在文學才華方面獲得大名，然而他卻不甘徒以文人的名份立身於世，而是以在政治方面一顯身手作為其人生的最高理想。
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將辭賦與功名一抑一揚的加以對比，也意在向他的好友楊修表明他的理想並不在雕蟲小技的辭賦上面：
「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榆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云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採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
如果說曹植在此是有意貶低辭賦的作用，還不如說他是有意迴避自身的文人形象更為準確。聯繫前述建安二十一年的政治背景，對曹植提出「辭賦小道」的真正原因就可以作這樣的解釋：
曹植是一個政治色彩十分濃厚的人物，一生以建功立業為他的人生理想當他處於政治上十分得志的時候，以為理想功名即可實現，永世之業的政治遠景似乎為他鋪設出一條理想的橋梁，他不禁高揚政治功名理想而小視「壯夫不為」的辭賦。
曹植有意貶低自己所擅長的辭賦，旨在向人們表明寫辭賦只不過是他能力中的「小道」，他還有更大的能力可以從事大業，即在政治事業上立功揚名。
如此，曹植提出「辭賦小道」一說的真實用意，也就凸顯出來了。
02 「辭賦小道」只是曹植對辭賦的社會政治功能的價值否定，而不是對其文學價值的否定
根據前文所述，曹植的文學價值思想只是其人生價值理想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對文學作品地位、作用的認識，是以文學作品對實現人生政治價值的功用如何來作為立論標準的。
可以說，曹植的文學價值取向，取決於他人生政治理想的價值選擇，他評價文學的價值，實質上是評價文學對實現人生政治理想所具有的價值。
曹植的人生價值理想簡單明了，而且終生未渝，那就是建功立業，揚名後世。在上文所引的《與楊德祖書》一段言論中，可以看出，曹植在此並不是對文學價值問題作自覺的理論闡述。
他所談的辭賦觀，實則是他人生價值觀中的一個附屬部分，從曹植將辭賦與政治功名對舉，並持一抑一揚的態度，就可以說明辭賦在他人生價值選擇中並沒佔有一席之地。
曹植說了他的人生理想，第一是建功立業，第二是著子書，第三是寫作辭賦，或許寫作辭賦，在曹植看來恐怕連第三個等級也不算，因為他根本就沒設想要以辭賦家的身份立身於世。
他對人生理想的設計，完全取法於傳統儒家理想的人格價值標準，即「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謂「三不朽」。
「立德」只有聖賢之人才能做到，曹植不敢僭稱，故爾只標舉「立功」、「立言」兩項作為自己的價值追求。
曹植在此所追求的「立言」，即是要「採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顯然是指著述容載社會政治內容的子書，並不包括辭賦作品在內。
曹植說「辭斌小道」，是同他宏大的政治理想相對比而言的，它只表明曹植對辭賦價值選擇上的否定，而不是價值的否定判斷。
從《與楊德祖書》裡面，並未看出曹植有否定辭賦本身價值的意思，說它是「小道」，乃是因為它對曹植自己博取政治功名作用甚微，至於辭賦是否還有其它方面的價值，曹植並未論及。
因而，曹植輕視辭賦，只是否定它的社會政治功能，而曹植的人生最高目標恰恰是在政治方面一顯身手，所以此時的曹植，並沒有把寫作辭賦編織在他的人生藍圖之中。
但有意思的是，曹植被後人們熟知並讚揚的，恰恰是他的文學成就，而非他的政治武功。
或許，他能在建安文壇上卓立不群，並不是由於他自覺地認識到文學的巨大價值，而有意識地欲以文章之事立身揚名，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命運讓曹植這個充滿政治豪情的人，恰恰在政治上不得意，使他的作品充滿慷慨之氣和磊落之情，由此才將他一步步地推上了文學的高峰。
他在文學創作上寫出了包括辭賦在內的許多優秀作品，但是他卻沒有把文章著述事業當作自己的人生目標。於此，可以說曹植提出的「辭賦小道」一說，原本道出了他在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真實想法。
而且，隨著政治地位的變化，曹植的文學價值觀念也發生了相應的轉變。早期的曹植深得父王寵愛，幾乎被立為王位的繼承者，因而他大倡功名，小視辭賦。
後來曹植在文帝、明帝父子的猜忌和壓制之下，自知立功無望，便退一步地以自己能夠在文學上留名後世為安慰他在《燕露行》一詩中先是說：
「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
前兩句表現了詩人對功名的嚮往和對朝庭的顧盼之情，後兩句則自嘆懷才不遇卻又不甘偶同眾庶，詩人在此仍然在呼喚著自己的政治理想。
本詩的結尾又說道「孔氏姍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這四句已道出了曹植欲以文章之事揚名於世的願望，看出曹植至此已修改了自己人生的價值追求，他在這裡強調文章具有載人不朽的價值，這同曹丕在《典論·論文》所說的文章乃「不朽之盛事」的觀點大致相同。
曹植前後期文學價值觀的轉變，是他特定的身世命運變化的產物，從這一個角度，又可以說明曹植的文學價值取向，取決於他的政治價值選擇他對文學事業的看重，是在政治功名不得實現的情況下精神追求的轉移。
黃節《曹子建詩注》對「孔氏刪詩書」幾句詩解釋說：
「言自孔子刪詩書以來，帝王之業已粲然分寄於文章矣，故我今日懷王佐之才，而不能展其功勤，亦欲馳騁寸翰，以垂芬於後世耳。」
黃節的解說道出了曹植的本意，曹植一方面將文章之事作為自己政治理想失落後的精神補償，另一方面他仍然將文學的價值攀附到孔子「素王之業」的政治價值上來。
可見，曹植的「辭賦小道」一說，並非完全是基於文學的獨立價值來立論的，它仍然以政治事功價值為前提，表現為以人生政治理想為中心的價值取向。
他的文學價值觀，是一種政治功利主義的文學觀；他的「辭賦小道」說，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他對文學持有政治功利的價值期待。
曹植身處於「文學自覺」的建安時代，雖然他本人十分熱衷於詩賦的創作，也認識到文學具有美學價值，但他的文學觀，是以他人生政治理想為核心的，追求社會功利目的的文學價值觀。
#曹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