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喜馬拉雅山脈把世界分為兩部分：在喜馬拉雅山脈以西的中東、歐洲等地的基督教文明、猶太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都屬於亞伯拉罕諸教的範疇；在喜馬拉雅山脈以東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則形成了以中國為核心的一套迥然不同於亞伯拉罕諸教世界的互動體系。古代東亞和東南亞國家之間形成的這種互動體系是由以下幾大要素組成的：政治上的宗藩朝貢體系、文化上的漢字文化圈、儒學和漢傳佛教傳播圈以及農業上的水稻種植文明。
古代東亞和東南亞國家都至少曾被納入上面所說的幾個以中國為核心的圈子中的某個，有的甚至可能還被納入到多個圈子之中。這其中朝鮮和越南是最典型的例子：這兩國都是定期向中原王朝進貢的藩屬國，也是漢字文化圈的國家，還從中國吸收了水稻種植技術。古代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就這樣構建起一種截然不同於西方世界的國際體系，然而這種體系隨著西方殖民者的東來被逐漸打破。19世紀末20世紀初處於這一體系之中的國家除中國、日本、暹羅（泰國）三國之外均已淪為列強的殖民地。
中國、日本、暹羅三國之中其實只有日本才是當時真正意義上的具有完全獨立主權的國家；相比之下中國和暹羅儘管沒淪為列強的殖民地，但諸多主權的喪失仍使其無可避免沉淪於半殖民地的狀態。日本為什麼能成為東亞和東南亞世界中唯一在近代史上具有完全獨立主權的例外呢？二戰後隨著殖民體系的坍塌使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紛紛獨立，與此同時日本也開始了自己的戰後復興。如今幾十年過去後日本依然還是國際體系中一個舉足輕重的國家。
相比之下越南、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等東南亞國家近年來的經濟發展速度儘管比較快，然而無論經濟實力或是在國際上話語權仍與日本存在相當的距離。為什麼在西方殖民者東來的大背景下日本能強勢崛起，而東南亞國家卻無法複製日本的成功模式呢？如果我們回看19世紀西方列強侵略中國、日本、東南亞的歷史就會發現：日本在那時實際上就已遙遙領先於東南亞各國了。事實上日本從自然地理結構上本就優於東南亞各國。
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都被海洋隔成了很多島嶼。這其中的印尼更是由大約17508個島嶼組成的全世界最大的群島國家。群島國家的優勢在於：不缺乏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海岸線和天然良港；缺陷則是地緣結構相對支離破碎——由於被海洋阻斷,以致於各個島嶼之間的交流會受到非常大的制約。由於各板塊各自為政，所以始終很難形成合力。這些島嶼都分布有大量的熱帶雨林，所以可耕地面積相當有限，也就難以生產出足以供養一個相對龐大的國家政權機構所需的糧食。
事實上東南亞國家可以明顯分為以越南、緬甸、泰國等為代表的中南半島國家和以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為代表的南洋群島國家。位置相對偏北的中南半島國家氣候條件相對較好，加之在地理上更靠近文明富庶的中國，所以自古以來中南半島的文明程度就高於南洋群島。西方殖民者東來時中南半島的越南、暹羅早已進化為成熟的封建化國家；相比之下南洋群島始終只存在一些分散於各島的原始部族，卻始終沒能形成過統一的民族國家。
如今的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在西方殖民者到來之前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國家。日本的歷史比起中國當然要短得多，然而日本的歷史比起南洋群島可就悠久得多：至少相當於我國隋唐時期日本就已頻繁向我國遣使。日本遣唐使根據中國漢字的偏旁部首發明了日本文字，從此日本的歷史就開始有了明確的文字記載；相比之下南洋群島直到大航海時代西方殖民者到來時幾乎仍停留在原始部落文明的時代。由此可見日本從一開始的起點就要遠遠高於南洋群島。
表面上日本和南洋群島一樣也是由眾多島嶼構成的，然而日本的國土主要是以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四大島為基礎形成合力，另外日本各島之間的地理距離並不遙遠，彼此之間的交流幾乎沒受什麼影響。相比之下南洋諸島呈帶狀分布，東西之間的直線距離為5000多公裡。在古代沒公路、鐵路這樣的大規模運輸網絡的前提下僅僅靠船在島嶼之間交通顯然要付出極大的運輸成本；即使在今天南洋島國要修建跨海大橋的難度係數也是遠遠大於日本的。
日本呈狹長狀分布的眾多島嶼之間整合得異常緊湊(本州與四國之間的瀨戶內海,最狹窄處寬度僅約10公裡,本州與九州之間的關門海峽,最窄處甚至僅有1公裡），這就為建設連接各島嶼的交通運輸線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日本海岸線綿長，擁有眾多的優良港灣，而多山地形使日本的城市和重工業幾乎都集中分布在海岸線上，這就大大方便了用船舶進行大量運輸，在國際貿易日益繁榮的時代日本這種島國優勢就得到了進一步釋放。交通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也許從「要想富，先修路」這句話中可以看出來。
由此可見南洋群島國家相比日本在自然地理上就存在難以克服的先天短板，所以南洋群島的文明進化程度也一直滯後於日本。如今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南洋群島國家與日本的差距其實是不難理解的，那麼越南、泰國等中南半島國家與日本的差距又如何解釋呢？19世紀越南、暹羅等國和日本一樣已是高度成熟的封建化國家。尤其是暹羅還曾效法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推行過朱拉隆功改革。在近代西方殖民者瓜分東南亞的過程中暹羅成為了唯一得以保持獨立地位的國家。
日本和泰國都在列強的刺激下推行了維新變革。日本的明治維新和泰國的朱拉隆功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救亡圖存的作用。然而明治維新使日本得以躋身帝國主義列強的行列；相比之下泰國的朱拉隆功改革儘管使其得以避免完全淪為列強的殖民地，但泰國仍是一個和當時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一樣的半殖民地國家。那麼日本和泰國的這種差距究竟從何而來呢？我在上文曾提到日本是近代東亞和東南亞世界中唯一具有完全獨立主權的例外。
這點實際上不僅對東南亞國家具有啟發意義，對我國也同樣具有啟發意義。我國史學界過去的傳統觀點一直認為：日本是通過明治維新從而迅速崛起成為近代化強國並進而開始對亞洲鄰國發動侵略戰爭的。甲午戰爭後無數志在改革圖強的仁人志士在痛定思痛後開始總結日本崛起的經驗，然而當時中國人的所有總結都只追溯到明治維新，放佛日本在短短幾十年間所實現的跨越式發展全是明治維新的功勞。在物理學上有一個能量守恆定律——能量既不會憑空產生，也不會憑空消失。
能量只會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在哲學上有一個與之類似的概念叫做物質不滅——物質是不能被消滅的，它只能轉化為其他形態。事實上整個宇宙以及地球、人類的歷史同樣遵循這一定律：歷史就猶如一條無法割斷的河流。明治維新和古今中外任何一次改革一樣不可能是憑空發生的孤立事件，而必然有其一系列前因後果——正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的歷史積澱才為明治維新的成功提供了土壤。事實上日本自古以來就是東亞和東南亞世界的一個特例。
美國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在其所著的《文明衝突論》一書中明確地將日本列為一種與西方文明類似的獨特文明：日本作為一個東亞國家在歷史上曾和其他東亞國家一樣受到中華文明影響，以致於日本的文字結構就直接借鑑於中國漢字，然而日本的社會結構卻有著和其他東亞國家完全不同的特徵。日本從中世紀以來的社會結構就缺乏歐亞大陸中央集權式的統治特徵，反而與西方中世紀的社會結構更為接近：日本社會中的大名和武士更類似於西歐中世紀的封建領主和騎士。
這與中國的州牧、郡守等直接聽命於中央政府的地方官有很大的不同。正是這樣一種接近於西方的社會結構使近代日本更容易地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日本歷史上始終缺乏像中國一樣的大一統王權，而是形成了一種各地由各地武士階級分控的幕藩體制。從1615年大阪夏之陣結束到1853年的黑船事件這238年間日本國內再無大的戰事。在長期的天下承平局面之下商業和城市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這一時期統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制定了參覲交代制度。
所謂參覲交代制度是指：要求地方藩主半年住在江戶，半年住在自己的封地。藩主們住在江戶的半年實際上處於幕府監控之下，而頻繁往返於封地與江戶之間則耗費了藩主們大量財力和精力，從而大大降低了地方藩主叛亂的可能性。儘管幕府制定這一制度的初衷是為了削弱地方藩主的實力，然而無形之中這也大大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幕府出於讓諸侯大名們在路上耗費人力物力財力的目的而大力發展諸侯往返途中的商業貿易，希望諸侯們在沿途花的錢越多越好。
與此同時藩主大名們往往處於攀比的心理在參勤上做足派頭：紀州德川家第11代藩主德川齊順在1841年的參勤就動員了1639名武士、2337名工人及103匹馬。這一路上這麼多人的食宿就足以對所經之地的經濟發展起到極大的刺激作用了。後來幕府為便利藩主大名們的參覲交代還開通了五大商路和幾條海路。交通的發展進一步刺激了商業貿易的發展。這一時期日本出現了舉世罕見的農民進城和城市化現象。1720年江戶的人口已達到100萬。
相比之下清朝的首都北京在75年後才達到74萬，直到光緒年間才達到108萬。除了江戶之外日本的大阪也有38萬人口、京都有34萬，而英國倫敦同期的人口為70萬，也不如日本的江戶大。1700年日本有5-6%的人住在1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中，而同期的歐洲只為2%，如果算上人口1萬以上的城鎮，那麼日本的城市化率則達到10%，而同期的清朝僅為6.9%。當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生意剛起步時日本的金剛組已屹立千年不倒，大阪還誕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大米期貨市場。
世界上最早的股票始於1600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創立發行，然而世界上最早的期貨交易所卻不是誕生於西方國家，而是1710年誕生於日本的堂島大米會所。這一年對應的中國歷史年號是康熙四十九年。堂島大米會所的合約嚴格規定了交易標的物大米的等級標準、數量、價格變動幅度、交割時間等，確立了現代期貨標準合約的諸多要素。當時堂島大米會所的交易空前繁榮：從業的做市商有千人之多，會所開出的標準合約最多時有11萬多包 ，而當時全日本的實物大米只有3000包。
德川幕府時代日本的教育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並且形式多種多樣：日本當時的公立學校叫學問所，主要教授中國古代的哲學和文學研究，還教民間小孩們識字。地方上的各個藩也有自己的學校，藩校設立的最初目的是培養武士階層的文化水平——當時日本的軍隊系統實際由武士構成，包括部隊的文書、會計等文職工作也一概由武士擔任，這就要求武士必須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質。事實上在明治維新之前一些思想較為開放進步的藩校就已經開始增設外語、軍事、工程學等學科。
除了學問所和藩校之外日本還有民間學塾和寺子屋。據《日本教育史資料》統計：19世紀初登記在冊的寺子屋就已有16560家，到明治維新前夕算上沒有登記的非正規寺子屋已達到7萬家之巨。1850年的日本男孩識字率為45%上下，女孩為13%左右，總識字率不僅超過了當時的清朝，也超過了當時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國。學生學習的內容除了儒家經典，還會學習《商業指導》、《百商教程》等實用技術。通過學習，學生能夠聽懂官方文告，學會開具發票、記明細帳、閱讀農學手冊等。
1872年9月明治政府開始正式實施義務教育制度，儘管比英國晚了兩年，但仍早於法國和美國。到1912年日本的學齡兒童就學率已達98.2%。如今日本已完成小學到初中全面義務教育。如今日本中小學入學率為100%，大學毛入學率為40.3%，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數佔總人口的比例高達48%，成人識字率近100％。進入21世紀後的日本在18年間拿了18個諾貝爾獎。2007年至2017年期間日本發表和引用的論文數分別為81萬和972萬。日本最近五年的專利發明項目多達22.4萬件，在專利數量上僅次於美國。
1754年若狹小浜藩的醫生杉田玄白和他的朋友山脅東洋得到京都所司代的允許用死刑犯的屍體進行了一次人體解剖實驗。1774年由杉田玄白成功翻譯了荷蘭語解剖學書籍《解體新書》，書中所使用的「神經」、「軟骨」等詞彙後來還傳到了中國。1827年日本史上第一部系統介紹西方物理學的書籍《氣海觀瀾》出版，十年後日本史上第一部介紹近代化學的書籍《舍密開宗》出版。由此可見早在中英鴉片戰爭爆發之前日本就先於中國接觸到近代醫學、物理、化學方面的知識。
1774年繼位的薩摩藩主島津重豪在自家領地創辦了醫學校，後來又建立了研究天文和數學的學校。1851年島津重豪的孫子島津齊彬就任藩主後在今天的鹿兒島市規劃了一片近代化工業試驗區——集成館。集成館曾嘗試仿製反射爐、玻璃、瓦斯燈、水雷、火炮、輪船、紡織機等近代工業產品。過去有的說法認為中國的洋務運動早於日本的明治維新，然而如果把日本的近代工業化從集成館時代算起則要比中國的洋務運動要早十年左右。
日本之所以能成為近代東亞和東南亞世界中唯一具有完全獨立主權的例外其實在明治維新之前就已奠定了基礎；相比之下泰國的朱拉隆功改革儘管也起到了一定的富國強兵作用，但其總體成就是無法與日本的維新變革相比的。1868年10月1日朱拉隆功登基成為暹羅新國王，1873年年滿20歲的朱拉隆功開始臨朝親政。這時暹羅全國的土地幾乎都集中在封建貴族手中，廣大平民和奴隸只能依附於封建貴族。這些封建貴族千方百計使佃農和奴隸束縛在土地上為自己勞作。
貴族們不斷榨取佃農和奴隸的勞動所得，而拒絕在暹羅發展新式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因為作為既得利益者的他們對這一新生事物的不確定性還充滿排斥感。與此同時暹羅也面臨嚴重的外患：西面的緬甸已被英國納入英屬印度，南面的馬來半島建立了英屬海峽殖民地，東邊的越南被法國徵服，暹羅只能在英、法兩國之間夾縫求生。早在1864年主動與英國籤訂了《寶靈條約》：允許英國在曼谷自由貿易，暹羅對英國商品所徵收的關稅稅率不得超過3%。兩年後暹羅和西方七國相繼籤訂了類似條約。
1867年暹羅割讓自己湄公河以東的屬地柬埔寨給法屬印度。1893年法國尋找藉口挑起雙方紛爭，然後將炮艦開進曼谷河段，強迫泰方籤訂《曼谷條約》：將附屬於暹羅的寮國割讓給法國屬下的印度並賠款300萬金法郎。同年暹羅又把撣邦割讓給了英屬緬甸。1904年暹羅被迫完全放棄湄公河以東的土地。1909年暹羅又割讓南部的吉打、吉蘭丹等地給英屬馬來亞殖民地。泰國儘管是東南亞唯一未被列強殖民的獨立國家，但泰國的獨立在相當程度上是以喪失大片領土為代價而實現的。
朱拉隆功艱難地周旋於英、法之間——利用英、法之間的矛盾使之互相牽制，這才勉強使暹羅成為英法兩國勢力範圍的「緩衝地帶」。然而這終究不是長遠之計，只有改革自強、順應歷史潮流才能在嚴酷的叢林法則中生存下去。對此朱拉隆功是有清醒的認識的：早在他還是太子時就系統學習過泰文、英文、峇里文和梵文，還學習過射擊、武術、騎馬、騎象等科目，酷愛古代歷史和文學。1868年8月他參加過法國科學探險隊在距曼谷以南一百四十英裡的三禮育觀測日全蝕的活動。
1870年和1871年尚未親政的朱拉隆功兩次訪問新加坡和爪哇；1872年底又訪問了印度。朱拉隆功作為暹羅歷史上第一位出國訪問的國王對暹羅國情和世界形勢都是比較了解的，當他從印度回國後就下令在皇宮內設立兩所學校：一所教泰文，一所教英文，命名為「玫瑰園學校」。這就改變了過去那種以寺院為中心、以僧侶為教師的傳統教育方式，開創了泰國教育史上的新篇章。事實上這已開啟了朱拉隆功改革的序幕，由朱迪·福斯特和周潤發主演的《安娜與國王》就是根據這一史實所拍攝的。
親政前的朱拉隆功更多是在自己的皇宮內通過對周圍人生活習慣的改變而向其灌輸改革理念，還並沒真正涉足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等體制層面。在這一時期暹羅宮廷成員改穿西式禮服、免去跪拜之禮、廢除宮廷肉刑、改留西式髮型。隨著朱拉隆功在1873年親政終於使其可以放開手腳對國家進行全面改革了，而他選擇的改革突破口是整頓國家財稅制度：在1824年—1851年國王拉瑪三世執政時期暹羅盛行起包稅制——政府將收稅的權力轉包給有官方背景的商人。
這使大量資金落入包稅人的私囊；而國家的資金則儲存在王庫裡，這時王庫和國庫並無任何區別，暹羅人尚未意識到要將國家財政體系和國王的私房錢進行分別管理。1873年朱拉隆功親政後在第一時間成立了稅務廳，頒發保護稅收條例，統一規定全國的稅率，同時廢除包稅制，至此暹羅中央政府從包稅商手中收回了收稅權，從而有效地制止各種偷稅漏稅的不法行為。此後從1892年開始暹羅正式將國王的私庫和國庫進行分別的預算管理。
暹羅還從法律上規定和確立私人土地所有制，實行徵收貨幣地稅並不斷降低土地徵稅率。1874年朱拉隆功開始釋放他親政後又一個改革大招——廢奴：在此之前暹羅的奴隸制已存在了6個世紀，當時暹羅的奴隸儘管按法律規定可細分為七種之多，但實際上大體都可以歸為可贖身奴隸和非贖身奴隸兩大類：失去土地的農民因債務問題賣身為奴者有的是與主人約定服役年限，有的則是永久為奴。奴隸作為主人的私有財產。主人除無權把他們殺掉以外，可以隨便把他們轉賣或轉讓給他人。
母親如系非贖身奴隸，那麼其子女也是奴隸。朱拉隆功在自己親政的第二年就明確在法令中規定：1868年以後出生的奴隸之子全部變為自由民，家生奴21歲後即可獲得自由並廢止債務奴。到朱拉隆功去世前兩年暹羅已基本完成廢奴運動。朱拉隆功的廢奴運動一方面解放了暹羅的奴隸，使他們擺脫了被人奴役的悲慘命運；另一方面削弱打擊了地方封建貴族的勢力，強化了中央集權並為國家發展近代資本主義體系下的農工商業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
同樣是在1874年朱拉隆功下詔設立參議院協助國王處理政務並對將要頒布的法律進行討論，隨後不久又成立了作為國王的私人諮詢機構的樞密院。1892年暹羅模仿西方發達國家的內閣制對自己的中央政府進行改造，提高了行政效率，但並未改變暹羅國王作為專制君主大權獨攬的地位，泰國的君主立憲並非始於朱拉隆功時期。在改造中央政府的同時暹羅的地方治理結構也進行了重大調整——在此之前暹羅的地方治理模式有些類似於我國在秦始皇統一之前實行的分封制。
國王按功勞給貴族授予爵位和封地，這些封建貴族和國王派駐各地的大臣一同治理當地。朱拉隆功廢除了祿田制度，對獎勵有功人員改為發放薪俸。此後暹羅的地方官員完全由中央統一任命。軍隊作為支撐政權的基石也和地方一樣完全掌握在以朱拉隆功為核心的暹羅王室手中：國王同時以暹羅軍隊的總司令身份牢牢控制著軍隊。按照1910年的規定：只有王室成員才能獲得中將以上的軍銜——當時暹羅的13個少將中有6名王室成員，一半以上的師長出身王室。
隨著這一時期暹羅在行政管理制度和社會經濟形態方面的一系列變化以及暹羅面對的國際形勢的變化傳統的以寺院為中心、以僧侶為教師教育模式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這點早在朱拉隆功親政前就已注意到並在宮內率先進行了示範性改革試驗，然而相比對財稅體制、土地制度、行政體制的改革而言：朱拉隆功的教育改革儘管起步較早，但發展進程一直是相對比較滯後的：宮裡的「玫瑰園學校」遲遲沒能普及開。1881年朱拉隆功才創辦暹羅第一所西式大學——宮廷侍衛學校並在同一年開辦了圖書館。
儘管這所學校後來演化為朱拉隆功大學，但一開始仍是立足於培養宮廷侍衛的皇家御用學校，對暹羅的整體教育改革並沒太大實質性影響。1887年暹羅仿照歐美模式成立了專門的教育部負責管理國家教育和規範教育體系。同年朱拉隆功在薩拉隆行宮創辦了陸軍軍官學校培養現代軍事指揮人才，隨後又創辦了陸軍士官學校和海軍學校。此後新式的法律、警察、師範學校等陸續建立。朱拉隆功還下諭選拔派往國外學習的留學生。教育在暹羅已不再是貴族子弟的特權，平民教育開始在暹羅全國形成熱潮。
朱拉隆功按西方建制改革軍隊，制定軍事條例，結束了此前暹羅臨時招募士兵的慣例，開始給將士發放固定的薪俸。1887年以後由於法國的武裝入侵暹羅改編和擴充了陸軍、配備新式武器。在丹麥人裡舍爾的幫助下暹羅建立了第一批新式軍事院校，這一時期暹羅海軍正式創建成軍並開始自建戰艦。1893年暹羅成立國防部。1904年制定的徵兵條例對過去用犯人的後裔補充軍隊和在地方行政長官的統率下進行戰鬥的傳統做法做出禁止性規定。
19世紀90年代朱拉隆功開始著手建設近代化的交通和郵政事業，成功使邊遠地區和首都曼谷連接起來，這大大利於邊遠地區的開發事業和國防建設，使整個國家聯結成比較緊密的經濟整體，促進了全國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由於這一時期的鐵路建設使暹羅的主要產米區湄南河三角洲與中部和北部的新興水稻種植區連接起來，大米出口成了暹羅最大的收入來源。雖然林業和礦業被外國資本壟斷，但仍需向暹羅政府繳納所得稅，同時暹羅的民族資本也開始蓬勃發展。
以國王為首的暹羅王族和華僑富商將大量金錢投入碾米廠、罐頭廠、水泥廠和紡織廠。暹羅國家財政收入越來越高，國庫越來越豐富。暹羅利用豐厚的財政收入進行土木建設：開挖運河，修築鐵路和水閘，架設電線和電報線，建設警察部隊，創辦醫院、博物館和圖書館，開辦新式學校。到了1909年暹羅的人均GDP甚至達到清政府的17.3倍。暹羅人口從朱拉隆功登基時的500多萬增加到900萬，醫療條件的改善使暹羅的人均壽命提高了5歲多。
到了1910年泰國軍隊共有9個師5.4萬人，和法屬印度的軍隊相當，甚至甚至一度在同法國的戰爭中小勝對手。儘管朱拉隆功改革奠定了暹羅近代化轉型的基礎，捍衛了國家的獨立，但暹羅並沒像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一樣成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暹羅的地緣形勢遠比日本糟糕：列強之中歐洲各國皆是自西向東擴張到亞洲，隨著地緣距離的日益疏遠後勤補給的難以為繼，事實上列強擴張到印度、南洋就已經是極限了，至於中國這樣一個遙遠的東方大國是列強所無力徵服的。
所以列強只能把中國作為自己資本輸出經濟侵略的半殖民地。如果再把戰線向東延長到日本這個資源匱乏的彈丸島國對歐洲列強而言就有得不償失之感了。相比之下從太平洋方向而來的美國就不一樣了，如果美國想從巨大的中國市場分一杯羹的話，在其通往中國的航線上需要一個中轉補給站，日本正好適合扮演這個角色。可此時的美國尚處於國力不強的童年時代，根本無法和英、法、俄、德等列強抗衡，所以美國在完成在北美大陸的西進運動擴張到太平洋後就幾乎不怎麼參與列強瓜分殖民地的戰爭。
像關島、波多黎各少數幾塊殖民地都只是呈點狀分布的殖民據點，美國幾乎沒有像其他列強那樣整片大塊的殖民地，更多是通過要求被侵略國門戶開戶的方式進行經濟滲透，所以其實美國對日本的內政也並不太關心，只要日本同意開放門戶充當其通往中國的中轉站即可。相比之下暹羅處於英、法兩大強國之間，儘管改革後國力有所增強，但也強不過英、法，要想避免被英、法瓜分的命運就只能盡力周旋以夾縫求生。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就已積累了雄厚的商業、工業、教育基礎。
當日本開始明治維新之時美國正忙於國內戰爭，德意志正忙於統一大業，英、法的注意力正集中於中國，所以這一時期列強都沒對日本有太多幹預，從而為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相比之下當泰國的朱拉隆功改革開始時法國人佔領了東面的越南、寮國、柬埔寨，英國人佔領了西邊的緬甸，所以泰國的近代化改革從一開始就是在英、法兩大列強虎視眈眈的狀態下展開的。這就註定了兩國的近現代化從一開始就是存在差距的。
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曾說過：「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製造「。由此可見新中國的工業化是建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之上，然而日本早在二戰前就已是亞洲第一個能自主生產汽車、飛機、輪船的工業化國家。二戰期間日本被摧毀的只是有形的廠房和機器，然而日本在戰前所積累的技術和管理層面的無形優勢卻並沒被戰爭所摧毀。
當日本在亞洲率先實現工業化時東南亞國家除了泰國之外都還是列強的殖民地，即使是泰國也是一個主權不完整的半殖民地國家。作為宗主國的英、法、荷等國是按自己的需要發展東南亞經濟的，所有殖民地都是以為宗主國供給需要的商品為目的發展自身產業，而不是以最適合本地區實情的方式發展。這就造成了東南亞各國的產業單一化。時至今日東南亞絕大多數國家仍保持著以出口初級農礦產品創匯的低端發展模式，並沒能建立完善齊全的工業體系。
韓戰後日本因區位優勢獲得美國海量的軍火訂單，從而使日本得以積累起戰後復興的第一桶金。當日本經濟如火如荼之時正在爭取民族獨立的東南亞各國錯過了50年代第一次產業轉移。直到60年代趕上第二波轉移浪潮的新加坡才得以依靠區位優勢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然而新加坡有限的資源稟賦、戰略縱深、人口規模、國內市場註定無法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世界級強國。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後依靠完整的工業體系、勤勞的人民、健康的投資環境迅速發展成為產業轉移的最佳承接地。
在這一亞洲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等國也開始被冠以「亞洲四小虎」的稱號，然而到目前為止四小虎比起四小龍、中國大陸、日本等地的發展仍是相形見絀。近年來越南經濟也進入高速增長時期，然而即使只著眼於東南亞區域內部也會發現：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等國的經濟總量均位於越南之上。中國和日本的崛起經驗值得東南亞各國學習借鑑，然而無論中國模式或是日本模式都不是東南亞國家能直接複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