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與疾病貫穿著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經歷過災難的人，往往會以文學藝術的形式記錄或表現災難及其帶給人們的思考。例如戰爭主題的藝術作品，有些是當時的贊助人希望通過作品來彰顯自己的軍功或業績，有些是藝術家希望通過表現戰爭題材來控訴戰爭的暴行。
然而，在繪畫中表現瘟疫和疾病的作品並不是很多。由於瘟疫給大家帶來的記憶慘痛，得病的狀態也絲毫沒有美感可言，所以藝術家很少把生病的場景直接地表現在作品中。但是從疾病和瘟疫引發的對人生的重新思考，例如生死輪迴、人與社會的關係以及瘟疫本身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等，都在藝術中發揮著持久的影響。
在西方繪畫中，保留有一些與瘟疫或疾病相關的作品，偶爾會有藝術家在作品中直接表現瘟疫帶給人的視覺衝擊。這些作品反映了瘟疫和疾病帶給人類的災難與浩劫，以及其中凸顯的人性的光輝。
倖存者埋葬死者的場景， 現存唯一的第一次黑死病爆發期間的作品牧師們幫忙救治和埋葬死者的場景， 1348年佛羅倫斯瘟疫爆發期的銅版畫救治黑死病的醫生，戴著鳥嘴型面具作為防護措施瘟疫一直伴隨著人類的歷史，西方歷史記載中最嚴重的是1348年的黑死病。美國作家約瑟夫·P·伯恩曾在《黑死病》中寫到：「無論西方基督教還是伊斯蘭世界都無法用視覺圖像表現黑死病這樣的災難。」雖然很少有藝術作品表達，我們還是找到了一些圖像。這些繪畫對之後黑死病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法國寇馬安特林登博物館的《伊森海姆祭壇畫》，表現的是麥角中毒的疫情下，修道院對疾病的救治工作。作品通過基督教復活的主題安慰信眾，一定能夠戰勝疾病。
伊森海姆祭壇畫，馬蒂亞斯•格呂內瓦爾德《伊森海姆祭壇畫》中央聖壇1490年由尼古勞斯•哈格瑙雕刻，德國伊森海姆聖安東尼大教堂醫院禮拜堂，約1510年~1515年。聖壇，彩繪鍍金椴木，298.4釐米×250.1釐米×92.7釐米（中央），74.9釐米×340.4釐米（下部小畫板），側翼木板油畫，250.1釐米×92.7釐米。
聖安東尼是皮膚病患者的守護神（伊森海姆是科爾馬以南15英裡處的一個村莊）。在藝術中，豬通常伴隨著聖安東尼，指的是使用豬肉脂肪治療皮膚感染。但也導致聖安東尼成為養豬戶的守護神，完全與他治病無關的還有編筐人、制筆人和掘墓人的保護神（他第一次住作為一個隱士，一種宗教的隱士，在一個空的墳墓）。
在伊森海姆醫院，聖安東尼修道院的修道士致力於照顧生病和垂死的農民，他們中的許多人深受麥角病的折磨。麥角病是由食用感染了真菌的黑麥穀物引起的疾病。麥角中毒(Ergotism)，俗稱聖安東尼之火(St. Anthony's fire)，會引起幻覺、皮膚感染並攻擊中樞神經系統，最終導致死亡。
在西方美術史上還有一些代表性的反映瘟疫和疾病的傑出作品。
《亞實突的瘟疫》1628-1630，布面油畫，巴黎羅浮宮17世紀，法國著名古典主義代表畫家尼古拉·普桑的作品，根據撒母耳記中的描述，表現了孩子趴在因瘟疫死去的母親屍體上痛哭的情景，表現了人們希望免除瘟疫的願想。
《拿破崙視察雅法的鼠疫病人》1804年，布面油畫，532x720釐米，巴黎羅浮宮19世紀，浪漫主義的先驅、法國著名畫家安託萬-讓·格羅的作品，描繪了拿破崙視察看顧亞美尼亞聖尼古拉修道院內感染鼠疫的士兵，表現了拿破崙作為一個領袖愛兵如子的英雄形象以及鼠疫病人救治的真實場面。
愛德華·蒙克，《Death in the Sickroom》，189319世紀末20世紀初，挪威表現主義畫家愛德華·蒙克的幾幅作品用冷色調烘託了悲傷壓抑的情緒，將罹患疾病的氣氛表現得淋漓盡致。
畢卡索《科學與仁愛》 , 1897年1897年，年僅16歲的畢卡索的作品。畫面中的醫生以他父親為模特，病床上的女孩是以畢卡索在街頭遇到的一個吉普賽女孩為模特創作的。這種表現科技與仁愛主題的作品在19世紀末非常流行，和這個時代醫療科技的發展密切相關，表達了雖然疾病痛苦，但科技給人類帶來了希望的主題。
馬克思·克林格的版畫馬克思·克林格的版畫描繪了象徵死亡的烏鴉突然出現，安慰病人的修女非常震驚，整個環境充斥著不詳的氣氛。
瘟疫帶給人類心理的衝擊，通過繪畫的形式得到了很好的體現。藝術是對人類歷史的記錄，不光是審美的表現，也是人類思想、文明的重要載體。
由於瘟疫，西方繪畫史上誕生了一些新的主題。例如黑死病之後出現了「死神的勝利」和「死神的舞蹈」的題材。這兩個主題都在提醒我們，人無法避免死亡：前者較為積極，勸導人們既然如此，今生應努力奮鬥，爭取獲得好的結果；後者更為悲觀，強調無論生前是國王還是修士或其他各行各業的人，最終都難逃一死。
這些跟死神相關的思想在14世紀非常流行，與當時醫學、科技的不發達非常有關，人們面對疾病和瘟疫束手無策、坐以待斃，大家的絕望和無奈可以理解。今天經過人類不懈的努力和探索，戰勝疫情有了新的希望。
《三個活人遇見三個死人》「死神的勝利」自14世紀開始在歐洲流行。上圖選自死於瘟疫的、盧森堡的諾曼第公爵波恩所著書籍《聖詩集和時禱書》。畫中的死人對活人說：「我們曾經像你們一樣，現在的我們就是將來的你們。」這個主題在中世紀晚期更加流行。
The Triumph of Death with The Dance of Death,「死神的勝利」系列題材在義大利、比利時、法國和德國都有表現。義大利作品 The Triumph of Death with The Dance of Death 非常典型。畫面上方是一個戴著王冠的死神形象以及世間各階層的人們面對死亡的無能為力，表明沒有人能夠戰勝死神；畫面下方體現了「死神的舞蹈」，表達死神陪伴了人們的一生，無法逃避。
死神的形象在中世紀逐漸固定：一具骷髏拿著鐮刀和代表時間的沙漏，有的還會長有一副類似蝙蝠的翅膀。
《世界的七個時代：死神的形象》是米夏爾·沃爾格穆特為哈特曼·謝德爾的《編年書》所作的木刻插圖，圖中表現了腐敗程度不同的屍體在舞蹈，圖像下原有一段文字：「沒有什麼比死亡更好……」提醒人們，死亡終將戰勝肉體。死神騎著一匹瘦骨如牛的馬從弓上射出箭來，目標是所有社會階層的人物。馬佔據了整個場景的中心，它的肋骨清晰可見，瘦骨嶙峋的頭部露出牙齒和舌頭。死神剛射出一支箭，射中了右下角的一個年輕人。死神也會在馬鞍邊佩帶一把鐮刀，這是它的典型特徵。
波納米科·迪·馬提諾或波納米科·布法爾馬科，《死神的勝利》。1315-1336比薩大教堂的墓園中，波納米科·迪·馬提諾或波納米科·布法爾馬科有一幅著名作品《死神的勝利》。畫面分左右兩部分：左側是年輕人騎馬去郊遊，遇到一位隱士，老者給大家展示了分別陳有國王、教士、貴族屍體的三具棺材，屍體腫脹腐爛，年輕人們捂著口鼻；右側是年輕人在花園裡彈琴、演奏、舞蹈的場景。表現了當時面對死亡的無能為力，人們及時行樂的態度，而天空中的天使和惡魔在爭奪人的靈魂，這警示大家，生命短暫，我們應該積極生活。
《華麗日課經》的一部分，死神的勝利的變體《華麗日課經》的一部分是由讓·科隆布完成，畫面中全副武裝士兵被三個骷髏打得落花流水，也代表了死亡的勝利。
老彼得·勃魯蓋爾的《死神的勝利》，1562最經典的作品無疑是老彼得·勃魯蓋爾的《死神的勝利》。畫作前景左下角是被死神抓住的國王，臨死依舊心心念念他的金銀，右側是被死神抓住的教士，中間躺在地上睡著的一位穿白衣的朝聖者也被死神殺害；左邊骷髏拉著載滿人類頭骨的車，車下有一位女子，正用剪刀將手中代表生命之線的紡織線團剪斷，暗喻生命的脆弱；畫面右下角有一個餐桌，正在宴席的大家被死神打斷，右邊還有一個像老鼠夾的陷進，人類都被死神驅趕至此，代表人類終將被死神戰勝。整個畫面的背景是一個荒蕪的戰場，硝煙瀰漫，骷髏大軍完勝人類的景象。
漢斯-霍爾拜因的《死亡之舞》中亞當和夏娃被逐出樂園，死神在一旁興奮地等待。德國藝術家漢斯-霍爾拜因（1497-1543年）的《死亡之舞》是文藝復興時期優秀的版畫作品。在一系列充滿動感的畫面中，死神侵入了34個來自社會各階層的人的日常生活，從教皇到醫生到犁地的農民。
阿爾布雷希特·丟勒，《啟示錄中的四騎士》阿爾布雷希特·丟勒是德國文藝復興時期最偉大的畫家。他的《啟示錄中的四騎士》中有四個騎士，分別代表徵服、戰爭、飢餓和死亡。其中死亡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這個作品雖然沒有直接表現瘟疫，但通過死神的形象來告誡大家瘟疫對人類的影響。
這些作品代表了16世紀這個特定時期，西方面對瘟疫表現出來的悲觀主義態度。這些情緒是對當時世界的寫照，代表人們對世界的看法和認識，同時藝術家也通過作品諷喻社會現實，這也提醒我們如何看待當下的世界。
但是在西方繪畫史上，這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作品以積極樂觀的現實主義態度面對人生。由瘟疫衍生的主題並不都是悲觀主義，後期有一些變化。
屍體紀念碑：瘟疫爆發期間，很多人只能葬在無名的墳墓或墓坑。出於對這種完全消失的感覺的恐懼，有條件的人要求在自己的墳墓上留下足夠的標記。在大約兩個世紀裡，有錢人在墓頂安放自己真人大小的雕像。14世紀90年代，出現了一種新的墓葬形式，主要是主教、紅衣主教或貴族下葬時衣冠整齊的形象和真人大小的腐屍像並置，被稱為屍體紀念碑（Cadaver monument）。
英格蘭最早的腐屍墓屬於坎特伯雷大主教亨利·齊切爾（Henry Chichele）。在陵墓的銘文中寫道：「我出生貧苦，後來升為主教。現在一病不起，將成為蛆蟲的食物……你們死後也會和我一樣：全是可怕的塵土、蛆蟲和腐肉。」基於大家對免除瘟疫侵染的祈願，應運而生了兩個保護聖徒：聖塞巴斯蒂安（St. Sebastian）和聖羅赫（St. Roch）。
聖塞巴斯蒂安
聖塞巴斯蒂安生活在公元4世紀早期。他和瘟疫的關係源於身遭箭雨卻能不死。而西方傳統中，箭就和上帝發起的疾病聯繫在一起。聖經舊約中就有多次用箭來比喻上帝的懲罰。如《申命記》（32:23）：「把我的箭向他們射盡。」《詩篇》（64:7）：「但神要射他們，他們忽然被箭射傷。」《詩篇》（7:12）：「弓必上弦，預備妥當了。」等等。古典作家和第一次黑死病大流行中的基督教作家也都將瘟疫比作箭支。已知最早求助於塞巴斯蒂安的事件發生在7世紀的帕維亞和羅馬。
《聖塞巴斯蒂安》已知最早的表現聖塞巴斯蒂安的作品是現存義大利拉文納的新聖阿波利納爾教堂的鑲嵌畫，創作於大約公元527-565年。另一幅較早的《聖塞巴斯蒂安》，羅馬聖彼得鐐銬教堂的鑲嵌畫，大約創作於公元682年。
南尼德蘭畫家利弗林克斯，Josse Lieferinxe (working ca 1493–1503/08) 聖塞巴斯蒂安的代禱，Saint Sebastian Interceding for the Plague Stricken聖羅赫
聖羅赫出生於法國蒙彼利埃的貴族家庭，大約是在13世紀90年代到1350年之間。在前往羅馬朝覲途中遭遇瘟疫，於是，聖羅赫留在託斯卡納的阿誇蓬登特幫助病人。數年後，返鄉途中身染瘟疫，一條狗為他舔舐傷口，並給他帶來食物，最終康復。返鄉後被誤認為奸細，死於獄中。人們在他身上發現了「天使手跡」，稱其升天后將成為瘟疫病人的保護聖徒。崇拜他的最早證據出現在15世紀初。他的傳說在威尼斯非常流行，畫像中的聖羅赫通常是站姿，頭戴朝覲者的帽子，拿著手杖和扇貝殼，身邊有給他食物的狗。左腿裸露，顯出腿根部的淋巴結腫塊。
：Burial place of Saint Roch, Church of San Rocco in Venice, Italy在1477年至1479年肆虐義大利北部的黑死病期間，人們對聖羅赫的崇拜日益高漲。
威尼斯聖羅赫大會堂1951年，藝術史家米拉德·邁斯出版了《黑死病之後的佛羅倫斯和錫耶納繪畫：14世紀中葉的藝術、宗教和社會》。在書中他指出，黑死病對佛羅倫斯和錫耶納的藝術風格與內容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正是由於對瘟疫的恐懼讓宗教繪畫的贊助人放棄了長達半個世紀的藝術發展，轉而回到更傳統，也是更加虔敬和注重精神性的風格。
邁斯認為，黑死病使文藝復興風格的現實和人文主義藝術發展推遲了幾十年。但是，更多的美術史家，如漢克·凡奧斯指出，許多關鍵的藝術家和贊助人因為瘟疫而離世，這才是導致藝術風格變化遲滯的原因。如錫耶納畫家羅倫澤蒂兄弟就死於黑死病，再加上錫耶納的9人政府垮臺，導致對藝術的贊助終結了。藝術史家朱迪斯·施泰因霍夫認為，品位較低的「新贊助人」導致了當時藝術品位的下降。經歷過瘟疫的義大利人變得非常關心被人銘記，這體現在禮拜堂的建造、藝術品贊助和捐贈上。而個人對身後之名的關心直接引發了人類對藝術現實主義的關注，它將是15和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藝術的標誌。
喬託·迪·本多內（Giotto di Bondone, c.1277-1337）
薄伽丘稱喬託為繪畫藝術帶來了光明。但丁在《神曲·煉獄篇》中的第十一歌「驕傲者成為卑謙者」裡寫道：契馬菩想在繪畫上立於不敗之地，可是現在得到採聲的是喬託，因此那另一個的名聲沒沒無聞了。在佛羅倫斯大教堂由洛倫佐·德·美第奇委託製作的紀念喬託的紀念碑。碑文由人文主義者波利齊亞諾撰寫：我是使失傳的繪畫藝術獲得新生的人。
提香（Titian，1488/90-1576）,《哀悼基督》提香感染了瘟疫，1576年8月27日死於高燒。《哀悼基督》在他生前並未完成，由他的學生帕爾馬完成。
西班牙流感另一件對西方美術產生重要影響的瘟疫是西班牙流感。西班牙流感從1918年1月持續到1920年12月，全世界大約有5億人感染，據估計死亡人數達1700萬至5000萬，也有人認為可能達1億人。
奧地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畫家死於西班牙流感，分別是埃貢·席勒和克裡姆特。
埃貢·席勒自畫像，1914/15埃貢·席勒將自己畫成聖塞巴斯蒂安的形象。其中的箭不僅代表瘟疫，也代表了對他藝術否定的流言蜚語。
愛滋病與20世紀的美術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由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愛滋病（AIDS）爆發，並席捲了美國和世界各地。自從愛滋病開始流行以來，已經有7000多萬人感染了愛滋病病毒，大約3500萬人死於愛滋病。1990年，哈林死於愛滋病，年僅31歲。
基斯·哈林設計的招貼畫瘟疫帶來的對人性的考驗也是今天我們需要面對的。疾病讓我們必須思考幾個問題：第一，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人與環境、人與動物）；第二，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個人與整體）；第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親人、朋友以及素不相識的人）；第四，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平等、博愛，還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在這段驚心動魄的與瘟疫相關的藝術史裡，我們看到了人類的絕望和掙扎，看到了許多優秀藝術家的英年早逝，而看到更多的是希望和力量。藝術在不斷提醒我們，如何與自然、與社會、與過去相處。我們應當以更博愛、平等、寬廣的胸懷，共同面對挑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希望藝術的力量伴隨人類繼續前進，人類不滅，藝術不朽。
（本文轉載自清華大學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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