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為政治傳播語言學的邏輯起點）
摘要：政治傳播語言學並非既有的政治學、傳播學、語言學研究的簡單疊加，而是根據對於「政治」「傳播」「語言」的重新定義獲得的一種新的理論範式。現代政治（已然）是為了某個群體利益的行動，更（應然）是不同利益集團為了自我利益最大化和全球共同體的共同利益和可持續發展的「非零和博弈」；傳播不僅是發布消息，更是溝通社會、建構社會的「信息事件」；語言不僅僅是詞句，更是一個行為，不僅僅意味著日常的行為，更意味著一種「社會實踐」。政治傳播語言學就是運用語言分析、媒介分析、政策分析的一系列技術（方法），研究語言的傳播何以影響公共知識、社會信仰和政治行動（問題），以促進不同的利益集團達成信仰互文、政治協商、社會共識（目標）的理論探索。
關鍵詞：政治傳播語言學；政治；傳播；語言；價值觀；事件哲學；新言語行為分析
何為政治傳播語言學？
政治傳播語言學何為？
這不僅是一個政治學、傳播學、語言學如何對話的契機，更是一個重新認識政治學、傳播學和語言學的機緣。
政治傳播語言學是語言學、傳播學、政治學三大學科交叉的產物。語言學、傳播學、政治學分別擁有自己獨特的研究範式，而語言與傳播、語言與政治、政治與傳播也都已在國際學界有了大量的專門論述。與此同時，不論是在專門的政治學、傳播學、語言學論著中，還是在已經蓬勃展開的語言與傳播、語言與政治、政治與傳播研究中，如何將政治學、傳播學、語言學三個知識體系融匯為一體，依然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命題。
我們曾經提出，對於一種言語行為的研究需要採用「充分定義法」，即充分認識一個核心概念的內涵，這樣才可能有效地展開邏輯的分析。也許，對於「政治傳播語言學」的分析同樣需要從重新定義「政治」「傳播」「語言」三個基本概念入手。
何為「政治」？政治就是「政府、政黨、社會團體和個人在內政及國際關係方面的活動」，抑或就是「權力的運用」？
全球思想史上的「政治」概念源自希臘語Πολιτικά（politiká），最初指的是「城邦」，後來意指城邦中公民參與城邦治理、社會管理的過程。在古希臘思想家看來，「政治制度是從城邦公民的習慣裡產生出來的」。「我們見到每一個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種類的社會團體」，「城邦出於自然的演化，而人類自然是趨向於城邦生活的動物（人類在本性上，也正是一個政治動物）」，「城邦的長成出於人類『生活』的發展，而其實際的存在卻是為了『優良的生活』」。這一思想深刻地影響了整個西方思想史，並逐漸發展為一個具有豐富內涵和多種價值指向的概念。
道德主義政治學傾向於認為「政治即正義」，強調政治與意識形態、與倫理緊密相關，由此指向一種烏託邦的思想。根據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說法，亞裡斯多德的觀點是「要政治化……意味著一切都是通過言語和說服而不是暴力來決定的」。伯納德·克裡克（Bernard Crick）則明確強調「政治是對自由社會的治理方式。政治是政治，其他形式的統治則是另外一回事」。「政治是一種獨特的統治形式，人們可以通過制度化的程序共同行動，以解決分歧，調和各種利益和價值觀，並為追求共同目標制定公共政策。」
激進主義政治學傾向於認為「政治即利益」，政治的本質就是利益之間的衝突，「所有政治的根源都是衝突的通用語言」。政治的本質是「朋友」與「敵人」的區別。
現實主義政治學則傾向於認為「政治即分配」，認為政治就是「誰得到什麼，何時和如何獲得」，這是關於「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也有學者進而認為：政治是關於衝突與合作的典型融合，這種融合在人類的互動中經常出現。純粹的衝突就是戰爭，純粹的合作是真正的愛，政治是兩者的結合。
馬列經典作家則認為：「政治是經濟的最集中的表現。」亦即，政治根源於經濟，由經濟所決定，政治對於經濟具有反作用，任何階級和社會集團的政治活動，歸根到底都是為了實現和維護本階級和集團的根本經濟利益。
也有的觀點將政治泛化，認為「政治即權力」，政治存在於人類社會關係的各個領域，一切牽涉到權力、權威的關係都是政治關係，哪怕是家庭內部的父子關係、夫妻關係甚至母嬰關係，這在女權主義政治學那裡表現得尤為突出。
還有的觀點將政治汙名化，以為「政治即權術」。廢奴主義者溫德爾·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就曾宣稱：「我們不玩政治；反奴隸制對我們來說不是半開玩笑的。」
比較而言，《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修訂版）》的界定似乎較為平允：「政治是在共同體中並為共同體的利益而作出決策和將其付諸實施的活動。」
《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修訂版）》強調，從這一定義，可以得出三項重要的推論：第一，政治是一種活動，既然是一種活動，就具有能動性，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發展演化，從根本上說就是某些行為產生的一種過程。第二，它是作出決策並付諸實施的活動，故它又同權威和合法性等概念密切相關，制定政策的過程需要導向，因而也就需要意識形態；制定和實施政策必須要有某種可以促使共同團體成員解決問題的力量，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從溫和的感化到直接強制等各種壓力手段（權力），包括「制度」和「傳統」。第三，政治是發生於某個社會共同體之中，並為該共同體服務的一種活動，即政治是在集體背景下產生的，至少要有兩個個人共同作出決策，否則就談不上政治；它產生於任何社會共同體的環境中，並非僅僅是國家內的一種活動。
不過，我們的疑問是，政治的本質究竟是「不同個體在同一個群體之間調整利益」的過程，還是「不同的群體——由多個個體依據某種需求臨時或穩定地構成的群體之間調整利益」的過程？如果是前者，則很容易得出「政治首先是個人性的，最典型的政治關係就是父子關係、夫妻關係」，而依據後者，則才可能充分關注到群體的發展。
由此，我們認為，所謂政治，首先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團依據一定的價值觀為使本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博弈。這就意味著：
第一，我們需要區別「個體」「個別」「集團」「共同體」的概念。政治固然與每一個「個體」有關，但它的直接形式卻是多個個體構成的「利益集團」，純粹某個具體個體（我們將之稱為「個別」）的行為和訴求並不直接成為政治。政治並非一個小群體內若干「個別」之間的利益，而是是意味著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某夫妻兩人之間的權力分配本身並不構成「政治」，只有其中一方或者雙方把這種關係與普遍的夫妻權力分配聯繫起來（比如將之自覺地作為抗爭「男尊女卑」制度的一種行動），成為一種「群體性」框架中的「個體」關係，才成為「政治」。
第二，政治固然意味著一種利益的分配，但這一分配過程是一種「博弈」。即不同的政治集團在一定的遊戲規則約束下，基於直接相互作用的環境條件，各參與人依靠所掌握的信息，選擇各自策略（行動），以實現利益最大化和風險成本最小化的過程。
第三，「政治遊戲」的最大「規則」就是價值觀。政治離不開「利益」、「分配」和「權力」，甚至常常也需要「權術」，但制約這一切的首先是價值觀，不同的價值觀不但決定了對於「利益」的判定，決定「分配」的原則，也構建了「權力」的社會基礎。極端主義政治往往把政治博弈看做是一種「參與博弈的各方，在嚴格競爭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著另一方的損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損失相加總和永遠為『零』，雙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的「零和博弈」，所謂「不是我滅了你便是你滅了我」；而反極端主義政治學則更需要把政治的博弈看做是「博弈中各方的收益或損失的總和不是零值，博弈中，自己的所得並不與他人的損失的大小相等，連自己的幸福也未必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即使傷害他人也可能『損人不利己』，所以博弈雙方存在『雙贏』的可能，進而達成合作」的「非零和博弈」。在「非零和博弈」中，「正義恰正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
第四，政治「利益集團」並非一個被固化的結構，由於「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因此，每一個「個體」可以同時分屬不同的利益集團。由此，所謂的「利益」即使落實在某一個個體身上，也往往是彼此衝突、顧此失彼的。由此，也就帶來了如何超越「臨時的」「當下的」「分裂的」乃至「自我衝突的」利益博弈，達成全球意義上的「利益分配公正」問題。全球意義上的「利益分配公正」也就是「全球治理」的過程。
「全球治理」最初是德國政治家勃蘭特於1990年提出的旨在對全球公共事務進行共同管理的理論。1992年，28位國際知名人士發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會」（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根據「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治理是個人和制度、公共和私營部門管理其共同事務的各種方法的綜合，衝突或多元利益能夠藉此相互調適並能採取合作行動。全球治理是由不同層次的行為體和運動構成的複雜過程，強調行為者的多元化和多樣性，強調參與、談判和協調，強調程序的基本原則與實質的基本原則同等重要。
如果說「全球治理」最初還只是一種願景，那麼，隨著網際網路的突起，信息流通的全球化、經濟活動的全球化、人員交通的全球化，任何社群再也不可能只是一種孤立的存在。網際網路不僅深刻改變了作為社會運行基本條件的信息生產方式、信息流通方式與信息消費方式，同時也深刻改變了社會的層級結構與地緣關係。「在這一語境下，『全人類參與』與『全球化治理』究竟如何展開，第一次已然成為一個極具現實性的問題」，「通過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模式來解決全球性問題，已成為全球的共同需求」。
而全球治理的要素包括五個方面：為什麼治理、如何治理、誰治理、治理什麼、治理得怎樣。其核心就是目標（為什麼治理）問題。而這一旨在全球範圍內所要達到的目標指向，應當是超越國家、種族、宗教、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水平之上的全人類的共同命運，也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指出，「共同體」和「社會」雖然都屬於人類的共同生活形式，但只有「共同體」才是真正的共同生活，而「社會」不過是暫時的和表面的共同活。「共同體」是人類出於「本質意志」的有機團結，它體現了人類關係的真正本質，而傳統意義的「社會」則是依賴權力、制度、法律等「選擇意志」形成的機械團結，體現的是人類關係的表象。「命運共同體」是「命運」與「共同體」的一種內在精神組合和有機聯繫，「命運共同體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共同體類型及其價值要求，同時又是諸種共同體精神和特質的綜合化集結和辯證統一，其倫理精義集中體現為利益共生、情感共鳴、價值共識、發展共贏與責任共擔」。中國政府如今對此也有了越來越清晰的主張：「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裡，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裡，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這樣，我們也許可以將政治重新定義為：政治是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依據一定的價值觀為了使得本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博弈，更應該同時成為在全球視域下不同的利益集團就全人類發展最優化的非零和博弈。
「政治」不是「個別」的政治，也不僅僅是「集團」內部個體之間的關係，而是關乎「集團」內的「個體」「集團」之間、全球「共同體」視域下的「集團」的政治。這一定義，既是一種現實主義的立場，同時，也是向以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為代表的人類政治文明的開拓者的致敬；既可以覆蓋社會公共認知中的各種政治行為，又可以避免將政治無限泛化；既關注到各個層級、各種類型的利益集團的政治活動，又關注到不同的利益集團達成更大的利益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可能。
「共同體」既是一個源遠流長的社會理想，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現代觀念。真正的現代政治應該是指向每一個個體的生命價值和存在意義，指向全人類的根本利益與永續發展，在鼓勵「每一個個體自由發展」的條件下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何為「傳播」？傳播就是信息的「廣泛散布」，抑或就是「大眾傳播」？
對於傳統傳播學來說，「傳播是指兩個相互獨立的系統之間，利用一定的媒介和途徑所進行的、有目的的信息傳遞活動」。也就是資訊理論學者申農與韋弗所說的，信息傳遞是「信源－編碼－信道（幹擾）－解碼－信宿」的過程。而當這種信息傳遞活動滿足了這樣三項特徵：「1.它針對較大數量的、異質的和匿名的受眾。2.消息是公開是公開傳播的，安排消息傳播的時間通常是以同時到達大多數受眾為目的，而且其特徵是稍縱即逝的。3.傳播者一般是複雜的組織，或在複雜的機構中運作，因而需要龐大的開支」便形成了「大眾傳播。」
只是，是否任何「兩個相互獨立的系統之間，利用一定的媒介和途徑所進行的、有目的的信息傳遞活動」都構成傳播學乃至政治傳播意義上的「傳播」？進而言之，「政治傳播」是否就是對於「政治的大眾傳播」？或者只需要定義為「政治的信息傳遞活動」？
我們以為：傳播並非簡單地報告消息。張三微信李四「午飯吃了嗎」，李四回答「還沒有」。這對話雖然存在「信息傳遞」，也「利用一定的媒介和途徑」，具有一定「目的」，但其本身並不直接構成傳播學意義上的傳播。
首先，傳播是一種「溝通」過程，「政治傳播」就是「政治溝通」。
信息傳播過程是一種信息分享過程，雙方都能在傳遞、交流、反饋等一系列過程中分享信息，在雙方信息溝通的基礎上取得理解，達成共識。政治信息的傳播更意味著「賦予政治過程以結構和意義之信息和情報的流動」。「政治溝通不只是精英對其民眾發送信息，而且還包括全社會範圍內以任何方式——不論是對公共輿論的影響、對公民的政治社會化還是利益集團的動員——影響政治的整個非正式溝通過程。」這是「一種包括信息和情報的收集、 儲藏和傳播在內的龐大的溝通過程」。
進而言之，並非所有的「政治溝通」都必定依賴大眾傳媒，甚至並非所有的「政治溝通」都一定依賴公共傳播。對於政治和政治溝通而言，信息的「收集、存儲和傳播」有兩種可能：依賴公共傳播渠道和依賴非公共傳播渠道。由此，政治也可以劃分為兩類：依賴公共傳播渠道的政治和依賴非公共傳播渠道的政治。
在今天，政治溝通並不限於大眾傳播，而是包括各種不同的活動：既包括大眾傳播媒介對公共輿論的影響乃至對於公共政策的影響，也包括新的溝通技術如電子溝通技術特別是「自媒體」對政治及政治事件怎樣被理解的影響，還包括各種非公眾渠道的信息傳播對於政治組織和政治決策的影響，只是後者通常更多地被歸於「情報」或「決策諮詢」的範疇加以考察。
更重要的是，「傳播」不僅僅是一種「信息傳遞活動」，更是一種「事件」，信息傳遞的「事件」。「政治傳播」就是「政治信息傳遞事件」。
並非所有的「事情」都構成「事件」，用《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事件」就是「歷史上或社會上發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輿論學」的開山鼻祖李普曼曾經提出：「新聞的作用在於突出一個事件，而真相的作用則是揭示隱藏的事實，確立其相互關係，描繪出人們可以在其中採取行動的顯示畫面。只有當社會狀況達到了可以辨認、可以檢測的程度時，真相和新聞才會重疊。」李普曼只是從「事實」是否能夠從「背景」中「突出」來定義「事件」，以至於極端者推之為「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法國哲學家巴迪歐則從「事件」與「語境」是「斷裂」還是「連續」的視角給予「事件」更為深刻的定義：「事件是將那些不可見的抑或不可想像的可能性顯現出來。事件自身並不是一個現實的創造，它是可能性的創造，它開啟了可能性」，「事件是將那些不可能性轉變為可能性」。
這也就是說，「事件」並非某一「事實」（行動/事情）在同一種具有連續性的語境中的「再次發生」，而是意味著一個「事實」（行動/事情）從原有「語境」（發展邏輯）中「脫落」出來，並由這一「事件」創設出了新的「語境」，使得未來的行動獲得了與過去不同的理據。
例如，「一位老人跌到在地，路人上前扶起」，這對於社會來說只是一個每天都會發生成千上萬次的普通「事實」，並不構成事件，通常媒體也不會加以報導傳播。但是，在2006年11月20日，南京老人徐壽蘭去搭乘公交車時在車旁意外摔倒，青年彭宇立刻予以救助。徐壽蘭如何跌倒，她與彭宇是否發生相撞，沒有任何第三方能提供確鑿見證。現場唯一目擊證人陳先生在案發時也參與了部分救助，據稱當時他也沒有看到徐老太如何倒地，在他看到彭宇上前幫忙後，自己也上前幫忙，並打電話叫老人的兒女過來，整個過程大約半個小時。彭宇將徐壽蘭扶起送往醫院，檢查結果股骨頸骨折，需進行人造股骨頭置換手術。診斷結果出來後，徐壽蘭向彭宇索賠醫療費，遭到拒絕，並在各種調解失敗後，在鼓樓區法院提出民事訴訟。彭宇則稱自己好心幫助那名老人，將她扶起送她去醫院，卻反而被誣，由此構成了一個法律事件（案件）。案件被媒體曝光後，迅速成為熱議的網上話題，儘管事後有關方面稱彭宇最後還是「承認曾與老人相撞」，但在當時，卻已經形成一個政治傳播的重大「事件」，迄今百度「南京彭宇案」，不僅有169萬個相關文件，甚至還有專門的百度百科詞條。而其之所以從一個「法律事件」發展為一個重大的「政治傳播事件」，不僅僅在於當事人究竟誰該負責，更在於一審判決書中「如果被告是見義勇為做好事，更符合實際的做法應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僅僅是好心相扶」之類的推斷性判詞。這一主觀性過強的判詞一獲披露，立刻誘發了「法院不保護見義勇為」「誰主張誰舉證並不重要」等一系列社會想像，不但在全社會掀起軒然大波，而且直接影響了此後中國人扶助跌倒老人的積極性。傳統語言學認為是「語境生產（出）事件」，其實是「事件生產（出新的）語境」，一個「南京彭宇案」的傳播造成了全社會從此「怕扶老人」的無奈社會語境。
而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發生後，5月17日，「國務院決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為全國哀悼日。在此期間，全國和各駐外機構下半旗致哀，停止公共娛樂活動，外交部和我國駐外使領館設立弔唁簿」。決定一經發布，不但改變了五千年中國的國家政治禮儀，更開創了我國「國旗為平民生命而降」的新的積極政治生態。
由此，也許可以對於「傳播」作出定義：
傳播並非一般意義上的信息的散布，而是指兩個以上的系統之間，利用公共的或者非公共性的媒介和途徑所進行的信息傳遞「事件」，旨在彼此溝通以達成新的共識、開拓新的行動路徑、創設新的社會語境。
何為語言？語言只是「人類所特有的用來表達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由語音、語法和詞彙構成一定的系統」，抑或只是一套「音義結合體」？
潘文國曾經提出：「語言是什麼?這是語言研究的首要問題。所有與語言研究有關的其他問題,諸如語言研究的理論,語言研究的目標, 語言研究的範圍,語言研究的途徑,語言研究的方法, 語言研究的重點,語言研究的結果,乃至語言政策的制訂,等等,可說都是在對語言是什麼這個根本問題認識的基礎上進行的。不同的語言觀會導致不同的語言理論, 產生不同的語言研究方法, 追求不同的語言研究目標和結果。語言觀決定語言研究方法 , 一定的方法是為一定的語言觀服務的。方法之間的相互借鑑當然是可能的,但方法的移用很難擺脫這一方法原來所適用的語言理論的影響。」與此同時，他搜集了從19世紀初至今的權威學者、權威工具書和部分語言學家在這個問題上有代表性的60多條觀點加以考察。實際上，語言觀的差異還遠不止於此。
在索緒爾看來：「語言是一種自足的結構系統,同時又是一種分類的原則。」而喬姆斯基更進一步提出：「語言是一組有限或無限的句子的集合,其中每一個句子的長度都有限,並且由一組有限的成分構成。」
而在輝特尼看來：「語言是獲得的能力, 文化的組成部分,為人類普遍具有,也只有人類才有。語言與人類其他表達手段的區別:語言需要產生的直接動因是交際, 這是語言史上自覺的、並起決定作用的因素。」《美國百科全書》則強調，語言就是「正常人類所具有而為其他物種不備的能力, 能通過口頭或書面方式,來表達精神現象或事件。其根本點是在語音與思想、概念、頭腦中的形象之間建立聯想關係, 並能用重複方式發出和理解這些語音」。
洪堡特認為:「語言的產生是人類內心的需要, 而不只是為了維持外部的與人交流,語言存在於人的本性, 是人類發展的精神力量,達到世界觀不可缺少的東西。」沃爾夫也認為：「每種語言都是與它種語言各不相同的形式系統,其形式與範疇都由其文化所規定,人們不僅利用語言進行交際,還利用它來分析外部世界, 對各類關係、現象或關注或漠視,從而理清思路, 並由此建立起他自身的意識大廈。」《大英百科全書》表示:語言就是「人類作為社會集團的成員及其文化的參與者,所用來交際的約定俗成的說話和書寫系統」。
而品克則認為:「語言不是文化的產物,我們並不像學會看鐘表或了解聯邦政府如何運作那樣學會語言。相反,語言是人類大腦的生理構成中的一個清晰的部分。語言是一種複雜的專門化的技術,是在兒童期間自發地、無意識地、不需花力氣也不需特別指導地形成的。」
布洛克、特雷傑指出：「語言是社會集團內部用來協調一致的一個任意的有聲符號系統。」布龍菲爾德則強調：「語言社團內部的人們通過語言進行合作, 語言彌補了不同的人們在神經系統上的差距,對語言社團中某一個人的刺激, 可能會引起另一個人的反應行為。語言把個別的人凝聚成社會的有機整體。」
而馬林諾斯基則指出:「語言的最原始功能是作為行為方式, 而不是思想的對應記號。」劉易斯也指出:「語言是一種活動形式,可能是人類最重要的一種行為模式。」弗斯則具體強調:「我們總覺得語言就是表達感情或交流思想的工具, 這個輕率的定義對於活生生的事實來真是太簡單化了。言語行為涉及整個社會組織,還必須把日常生活中周而復始的情形考慮進去。」
《劍橋語言百科全書》把語言定義為:「1.人類社會用來交際或自我表現的、約定俗成的聲音、手勢或文字系統。2 .一種特別設計的信號系統, 以為計算機進行編程與進行人機對話。3.動物用來交際的手段。4.語音學 ( 常包括音系學)以外的語言符號。」而《中國大百科全書》則把語言定義為「人類特有的一種符號系統。作用於人與人的關係時，是表達相互反應的中介；作用於人和客觀世界的關係時，是認識事物的工具；作用於文化時，是文化信息的載體。」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那麼，語言究竟是什麼？在這裡，正如韓禮德所說:「看來各種對於語言的解釋都很難適用所有的目標。理論是行動的手段,有許多不同的行動都會涉及到語言。同時,人們也不希望理論專門得只能適合一件事情。語言學可以適用的目標有這麼一些:(1)了解語言的性質與功能;(2)了解各種語言的共同點與不同點;(3)了解語言的演變; (4)了解兒童如何學會語言, 語言如何促進人類發展;(5)了解語篇的質量,為什麼語篇能傳達出它的信息,為什麼人們又是這樣衡量它的;(6)了解語言如何因使用者及使用目標的不同而不同;(7)了解文學與詩篇,以及口頭創作的性質;(8)了解語言與文化、語言與情景的關係; (9)了解語言在社團和個人中所起作用的方方面面:多語現象、社會化、意識形態、宣傳等等; (10)幫助人們學習母語;(11)幫助人們學習外語;(12)培訓口譯和筆譯人才;(13)為各種語言編寫字典、語法等參考書;(14)了解語言與大腦的關係;(15)幫助診斷和治療因大腦損傷 (如腫瘤和意外事件)或功能失調(如孤獨症、唐氏綜合症)而引起的種種語言病症; (16)了解聾啞人的語言;(17)設計助聽器;(18)設計計算機軟體,以讀寫文本或從事機器翻譯;(19)設計能理解和產生言語的系統,在口語和書面語間進行轉換;(20)通過對照聲音或用語習慣協助司法判斷;(2l)設計更經濟有效的方式來傳送口語和書面文本;等等。」
我們以為，「語言」的定義可以有各種假設，但站在政治與傳播的視角，特別需要明確的是：語言是一套符號體系，也是一種社會制度，更是一種行為過程和「社會實踐」。
作為符號體系，語言不僅意味著音義的結合，更意味著在語音系統外，還必須有強大的詞彙系統和語法系統，而詞彙系統的豐富程度和語法系統的精密程度直接顯示了這一語言社群的思想交流和知識創造的可能性。
作為社會制度，語言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功能不僅是由母語使用者決定的，而是整個社會的制度性安排。社會之所以選擇若干特定的語言體系以分別承擔全球交往、地區交往、社區交往等不同功能，是「政治」的一種，而這種「政治安排」直接決定了一種語言體系的發展空間和使用這一語言的行為可能。
作為行為過程和社會實踐，語言更是人類藉此實現自己的具體意圖並推進社會建構的最重要的路徑。語言行為的呈現，就是「話語」（Discourse ，敘述、演講、談話和論述）。Discourse的詞頭dis具有「分離」和「否定」的意思，而詞根course則是指「路徑」和「過程」等，於是，Discourse便具有了「辨識路徑」的意思，其中包含辨識行為所需要的邏輯性和路徑指向所具有的目的性。而在根本上，「溝通是人類語言的終結目的」，也就是說，語言在根本上是人類藉助符號彼此溝通的一種社會實踐過程。在這裡，「話語不僅反映和描述社會實體與社會關係，話語還建造或『構成』社會實體與社會關係；不同的話語以不同的方式構建各種至關重要的實體，並以不同的方式將人們置於社會主體的地位，正是話語的這些社會作用才是話語分析關注的焦點」。
「語言」應該以符號體系的拓展推進語言社群內和跨語言社群知識創造的可能，以語言制度的變革推進諸種語言權利和非語言權利的發展和平衡，以語言行為的實踐推進社會關係的和諧。
任何研究範式都應該是「目標」「問題」「方法」的統一。
政治（已然）是為某個利益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博弈，更（應然）是為全球共同體的共同利益和長久利益最優化的實現；傳播不僅是發布信息，更是溝通社會、建構社會的事件；語言不僅僅是詞句，更是一個行為，不僅僅意味著日常的行為，更意味著一種社會的實踐。由此就構成了政治傳播語言學的邏輯起點：
語言不僅是一種符號體系，還是一種社會制度、更是一種符號活動（行為過程）。這一符號活動如果是發生在兩個以上的系統之間，利用公共的或者非公共性的媒介和途徑所進行的，旨在彼此溝通以達成新的共識、開拓新的行動路徑、創設新的社會語境，就構成了傳播（事件）。語言符號所傳播的信息既有個人性的，也有公共性的、集團性的。不同的利益集團既為本集團當下利益最大化、更就全人類發展最優化的博弈就是政治。在這一博弈過程中，為依據自己的價值觀使本集團利益最大化和人類發展最優化，試圖系統性地影響公共知識、公眾信仰和政治事務，以達成社會共識、信仰互文、政治協商的過程就即為政治傳播，其中，承載政治傳播功能的語言就是政治傳播語言。對此加以系統性考察的就是政治傳播語言學。
據此而論，我們提出：
政治傳播語言學的應有目標就是：既積極推進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為利益最大化的非零和博弈，更自覺推動每一個個體的生命價值和存在意義的實現，推進全人類的根本利益與永續發展的實踐，推進在鼓勵「每一個個體自由發展」條件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基於這一目標，政治傳播學的根本問題就是：「以語言推進傳播進而推進政治溝通、保障人類每一個體生命價值和全社會和諧發展何以可能？」
由此可以發現一系列問題：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信息如何有效發布？」
——「公眾意見與焦慮如何有效傳達？」
——「政府與公眾如何有效溝通？」
——「外交場域如何有效對話？」
——「政治傳播如何走出『塔西佗陷阱』？」
——「政治謠言可能造成什麼利益，什麼傷害？」
——「漢語國際教育如何避免『文化侵略』的誤解？」
……
而這些問題又可以分為「政治傳播的語言」「政治語言的傳播」「語言傳播的政治」三大論域。
既然「語言不僅是一種符號體系，還是一種社會制度、更是一種行為過程和社會實踐」，「政治傳播的語言」就不能不分別討論作為符號體系的語言、作為社會制度的語言、作為行為過程的語言對於政治傳播的不同意義。
既然「兩個以上的系統之間，利用公共的或者非公共性的媒介和途徑所進行的，旨在彼此溝通以達成新的共識、開拓新的行動路徑、創設新的社會語境的信息傳遞事件」，則「政治語言的傳播」便不能不討論主體建構、議程設置、輿情應對、印象管理等各個環節和大眾傳媒、文藝作品、教科書、政務新媒體、新聞發布會甚至「網劇」等各種場域。
既然「政治是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依據一定的價值觀為了使得本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博弈，更應該同時成為在全球視域下不同的利益集團就全人類發展最優化的非零和博弈」。在這一博弈中，不但需要回應利益集團內部不同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問題，也需要回應利益集團外部不同群體之間、群體與人類整體之間的關係問題。因此，「語言傳播的政治」就不能不討論語言傳播與國家治理、語言傳播與政治認同、語言傳播與公眾權利、語言傳播與全球發展的命題。
而根據這種種問題，則需要「知識與行動理論」「互文性分析」「話語批評」「框架理論」「新言語行為分析」「實驗修辭學」「事件哲學」等等一系列理論方法的選擇和設計。
總而言之，政治傳播語言學就是運用語言分析、媒介分析、政策分析的一系列技術（方法），研究語言的傳播何以影響公共知識、社會信仰和政治行動（問題），以促進不同的利益集團達成信仰互文、政治協商、社會共識（目標）的理論探索。在這一意義上，所謂「政治傳播語言學」也就是「政治語言傳播學」或者「語言傳播政治學」，亦即「政治傳播語言學」並非「政治傳播＋語言學」，而是以「政治/傳播/語言」為基石的理論探索。
原文刊《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