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肽鏈 原創出品
作者｜多肽鏈創始人 嚴睿
「天總會亮的，霧總會散的，真相總會大白的。」
幾個小時前，愛爾眼科（ 300015.SZ ）董秘吳士君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寫下這麼一段話。
一紙自查公告，一場醫療糾紛，讓這家創業板C28的老牌上市公司不僅在2021年的第一個交易日跌去了近9%，更深深陷入輿論的旋流之中。
半年多前，武漢市中心醫院的艾芬醫生由於視力問題，在武漢武昌區的愛爾眼科做完白內障與人工晶體植入手術，但時間不及半年，艾芬便遭遇右眼視網膜脫落的結果。
原本這是一起並不算多複雜的醫療糾紛事件，但卻在一系列「作用力」之下，演變成了聲勢浩大的醫患信任問題的社會性批判。
與大部分醫療糾紛有所不同的是，在「艾芬事件」中，當事人艾芬是一名急診醫生，並且剛剛經歷過武漢的一線疫情考驗。
在網絡上，艾芬是一位擁有219萬微博粉絲的「大V」，尤其是在武漢疫情爆發時那份後來被李文亮醫生轉發在朋友圈的病毒檢測報告，正是由艾芬醫生拍攝和上傳到網絡上的。由此，艾芬也被網友稱作「發哨子的人」，抗疫英雄光環傍身。
2020年10月末艾芬因視網膜脫落進行二次手術，與愛爾眼科溝通未取得共識時，12月末憤而將事件推向了網際網路。也或許是因為艾芬的醫生身份與抗疫英雄的社會形象，各路媒體紛紛跟進報導。
媒體輿論跟進之後，更多的矛頭開始指向愛爾眼科「成熟、高效的流水線流程」，指向上市公司的市值與股價，也指向了民營醫療機構的「謀利」的「原罪問題」…… 實際上，正是從這個時刻起，艾芬醫生與愛爾眼科的糾紛就已經開始超出了一樁醫療糾紛事件的範疇。
壹｜ 「網脫」羅生門
無論如何，右眼幾近失明且面臨視網膜再度脫落的艾芬醫生是不幸的，但更不幸的是艾芬與愛爾的糾紛從一開始就沒有啟動標準意義的鑑定程序，而是變了羅生門式的戲劇情節。
在事件尚未大規模發酵時，愛爾眼科集團內部第一時間成立了工作組，赴武漢進行內部調查。2021年1月2日、1月4日，愛爾眼科兩次公開發布核查報告回應：艾芬右眼視網膜脫離與本次白內障手術無直接關聯，且其病歷記錄上有術前眼底檢查記錄和術後第一天眼底檢查記錄。
與此同時，愛爾眼科也承認了診治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僅有術後第一天的複查記錄、主診醫生未按照醫院規範規定及時上報不良事件等。
但顯然，艾芬對愛爾眼科的這兩份回應，相當不滿甚至是憤怒，她對媒體表達了自己的態度:「愛爾的兩份通報，我絲毫看不出任何認錯的態度」、「他們這是避重就輕、混淆視聽、管理混亂、推卸責任」……
艾芬對愛爾眼科診療過程提出過幾條「質疑」：
1.愛爾眼科治療方案存在不當，在非必要情況下勸其進行費用高達2.9萬元的晶體更換手術，而白內障手術僅需幾百塊錢；
2.就診時醫生沒有將其眼底視網膜情況查清楚，以致其延誤發現及治療視網膜脫落的時機；
3.術後其反映視物非常黯淡，愛爾眼科院方未重視，等發生視網膜脫落之後，把她推到別的醫院治療。且其索要術前相關資料，院方不提供，給她的是一份虛假資料。
實際上，在1月4日「關於艾芬女士診療過程的核查報告」中，愛爾眼科集團也針對這幾個問題作出了相應的回覆：
1.依據《眼科學》關於白內障手術適應證和禁忌證的說明，愛爾眼科的治療方案有明確的手術適應證，也並無手術禁忌證；
2.艾芬整個手術過程順利，無併發症，而其右眼視網膜脫落髮生在此次白內障的5個月後，且其屬超高度近視，是視網膜脫落的高危因素。因此，艾芬的視網膜脫落與此次白內障手術無直接關聯；
3.愛爾眼科為艾芬提供的3張白內障照片是其本人的真實照片，並無造假。
針對爭議較多的愛爾眼科是否因「趨利」而「誘導」艾芬做人工晶體植入的問題，《多肽鏈》問詢了愛爾眼科董秘吳士君，得到回覆： 「艾芬明確表達過她對於手術解決自己視力問題和視力要求，實際上也只有這個高端晶體能夠實現她所要求的效果，況且也是因為她們醫院沒有這個晶體，才來愛爾做的 （手術）。」
而《多肽鏈》就此徵詢一位海南省海口市醫療事故鑑定專家庫成員時，對方則表示根據公開信息看，愛爾眼科「沒有根本性、原則性的問題，手術也在適應證之列，這毋庸置疑，但的確是有瑕疵」。
這位長期從事醫療事故鑑定工作的專家亦表示，像這種案例在任何眼科醫院都可能會出現，只不過是這次碰上了上市公司愛爾眼科，輿論聲響很大。
貳｜ 程序的正義
如果產生了醫療糾紛，作為當事者要如何維護自身權益？而在這個現實的案例情境中，「程序正義」與「結果正義」，哪一個更重要呢？
「作為一名醫務工作者，還遭到這樣的忽悠，不曉得又多少普通老百姓上當。愛爾眼科的行為不止是失誤，而是沒有醫德，我要揭露這種現象。」在微博上，艾芬非常直接地向愛爾眼科「開炮」。
「開撕」愛爾之後，不僅在微博上宣稱追尋「結果正義」：「我是一名醫生，我不是為了錢，是為了真相，為了防微杜漸」，艾芬醫生還頻繁接受各路媒體的採訪。
以最熟悉醫療系統和流程的職業身份來「防微杜漸」的確是個合乎情理的邏輯，但這卻也是艾芬醫生身上存有爭議之處，因為醫生理應更懂得處理醫療糾紛的「程序正義」。《多肽鏈》在徵詢多位醫生、行業律師後得到一個較為一致的意見：「（艾芬）作為醫生應該很清楚出現醫療糾紛該怎麼解決，要麼雙方協商，或者第三方鑑定，再者法律訴訟，都是可以主張其合法權益的。」
上述醫療事故鑑定專家亦表示，如果艾芬醫生申請醫療事故鑑定，是否構成醫療事故，是否存在過度治療，醫療機構該承擔多大的責任，這些問題都會有一個清晰的判定，愛爾眼科是很難隱藏或者掩蓋問題的。
「如果是普通患者，我們可以理解對方的情緒與行為，但她是一名醫生，這一系列的操作就讓人覺得有些匪夷所思了，這太奇怪了！」
吳士君頗為無奈的告訴《多肽鏈》，愛爾眼科集團1月1日派出專家調查組自查的同時就在尋求與艾芬女士當面溝通的機會，並請她接受第三方機構的鑑定，但對方始終拒絕任何形式的溝通。
拒絕與愛爾方面溝通的艾芬，也並沒有申請醫療事故鑑定或者提出法律訴訟，而是選擇在個人微博上直接「審判」：愛爾眼科是為了賺錢，不必要地摘除了自己原本幾近正常的晶體。
然而，即便是放棄「程序正義」，艾芬所選擇的方式似乎也並不一定能實現「結果正義」，所謂正義一定是客觀存在的，而非主觀的決斷。
艾芬在網絡上發起輿論戰的那一刻，實際上就已經註定了這不再簡單的是一個醫療糾紛的問題了。在網際網路的暈輪效應下，這一事件所帶來的影響力恐怕也是遠超雙方想像的。
從微信公眾帳號到各種內容平臺，再到愛爾眼科的網絡股吧社區，傳統媒體、新媒體、自媒體，各路內容創作者迅速集結變身成為評判者，甚至是審判者，大量的報導、解讀，將「艾芬事件」硬推上了網絡熱搜。
當輿論場真的可以替代審判法庭的時候，程序正義就喪失了很大一部分意義。
叄｜ 「社死」愛爾 「殺人誅心」
這是網絡社交媒體帶來的副產品，被「社死」的除了清華學弟，還可能是3000億市值的上市公司。
艾芬醫生選擇在個人社交媒體上「公示」與愛爾眼科的糾紛事件，是其保有的表達意見的權力，這並無不妥。只是在表達方式上，不夠理性與嚴謹的表述，太容易被「有心人」所利用。亦或者，艾芬醫生本就希望獲得大眾影響，以向愛爾眼科施壓。「見面溝通」與「私下聊聊」，同一件事的兩面表述，會產生截然相反的效果。對於「吃瓜群眾」來說，接受愛爾眼科表達的與艾芬醫生見面溝通訴求就是想「用錢收買她」的邏輯，要容易很多。
事實上，在網絡上短時間出現的各種內容大部分出自於醫療行業之外的媒體、自媒體，且不說是否具備最起碼的科學精神和嚴謹態度，單就不少「網文」的標題看能明白，這根本就是在消費「艾芬事件」本身。
一些自媒體在艾芬醫生的表述上略作「調整」，僅僅用「器官」代替「晶體」，一詞之差便會製造出令人聳動的標題效果，更甚者直接定性「她健康的眼球晶體被黑心醫生摘除」……
而在各種各樣關於「艾芬事件」的網文評論區，帶有強烈主觀色彩或者情緒的言論更是充斥在每一寸角落。絕大部分看客已被帶走了「節奏」，批判「無良黑診所」成為唯一的政治正確。
也並非沒有理性的聲音，但大部分出自於醫療行業從業者，尤其是眼科醫生群體。他們努力從專業角度和醫療體系本身存在的問題，來理性分析這起醫療糾紛可能生成的原因。比如「分科細化」有可能是造成「漏診」艾芬眼底全面檢查的原因。
值得玩味的是，在評論區普通大眾的論調與大多數醫療從業者迥然相異，形成了聲量極不平衡的輿論場兩端。大眾一端更敏感於艾芬的醫生身份、抗疫英雄的社會形象，以及幼小孩子母親的角色。這也是媒體擅用的標籤詞彙，因為相對於機構「如塵埃一般渺小」普通人的弱勢者形象，更容易使大眾有代入感。
並不難解釋這個現象，大眾本來就很容易站在「弱者」立場來判別問題的是非對錯，因為這樣能夠帶來公眾化的安全感。
可問題是醫療行為之複雜性、專業性，很多時候是很難簡單用對錯是非來界定的，當情緒化的對立完全覆蓋了理性的思考，那麼醫療糾紛與醫患不信任的問題只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
原本這樣的事件有合理合法的途徑去解決問題，但「艾芬事件」卻「另闢蹊徑」的將大眾引向並不符合規範的方向去尋求答案，這同樣會帶來大眾對於權威機構不信任的心理暗示。
這些才應當是所有人應當去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肆｜ 沒有贏家的博弈
一面是大眾對醫療服務日益增長的需求，一面是大眾對醫療行業的誤解和妖魔化，這是個奇幻卻又很真實的對弈。
「艾芬事件」的發酵，已經不僅僅將「罪與罰」指向愛爾眼科，更指向了孱弱的中國民營醫療，乃至整個中國醫療系統。
在大眾端對醫療行業的認知中，民營醫療、私人醫療、莆田系幾乎就是「同義詞」，而只要醫療機構賺錢盈利就是有悖於醫療機構品格的問題，甚至機構的連鎖化、醫療的標準化都可能是醫療機構「謀利」的形式。
代表著中國眼科領域醫院規模與醫療能力領先的機構水平，這是大多數行業人士、專業投資者對愛爾眼科的基本評價，但在大眾端的評價卻往往是大相逕庭的。
從某種程度上，民營醫療幾乎無法卸下原罪論的「十字架」。因為，在大眾眼底裡，醫療與商業之間完全不存在「中間地帶」，醫療就該是「治病救人」，甚至最好是能不收錢就不收錢。
但事實上，今天中國民營醫療的規模已經超過了整個醫療體系的半壁江山，為分散公立醫療系統的壓力，緩解醫療服務供需兩端矛盾，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也符合醫療需求消費升級的趨勢。
一位在民營醫療領域摸爬滾打數十年的機構高管對《多肽鏈》表示，「盈利與醫療之間沒有本質的矛盾，只有長短期的矛盾。很多醫院投資者本末倒置，以短線心態來做醫院，就出現竭澤而漁的行為。」
無論營利性醫院還是非營利性醫院，要發展就要有投入，要投入就要有盈餘或盈利。只要技術好服務好，醫院一定是財務充足的。至於公立醫院，有盈餘也要努力花掉，以爭取更多的政府投入。
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的主要區別只在於結餘是否可以分紅，在醫療管理上都是一樣的。醫院行業的特點是慢熱型，贏得同行和社會信任需要時間，是長線行業，需要有耐心。
回到「艾芬事件」，這位機構高管認為，無論事件如何演變終受傷害的是整個醫療體系和醫生群體，它加劇了醫患之間的不信任感。「如果，把它看作是一場醫患的博弈，我相信這場博弈中是沒有贏家的。」
還記得一年前，北京朝陽醫院眼科醫生陶勇所遭遇的那起惡性傷醫案嗎？陶勇醫生回到了原來的崗位，在一檔綜藝節目中，他雲淡風輕的談及那段經歷，語氣溫柔卻也無比堅定。
筆者後記
其一、「艾芬事件」並非一個孤立的醫患糾紛案例，它折射出的關於醫患信任的問題、社會公眾對醫療體系評價以及中國醫療改革迫切要解決的問題，遠比雙方的糾紛本身更值得探討。
其二、無論公立醫療、民營醫療，都是構成中國醫療服務體系的組成部分，我們無法只是簡單粗暴的把它們切割開來看。就像「莆田系」給中國醫療所帶來的長期負利的影響一樣，本質上是中國醫療體系整體發展所付出的成本代價。
其三、作為媒體從業者或者內容生產者，我們更應當尊重專業精神和程序正義，理性分析問題和闡述觀點，但我們不是審判者，不具備裁定任何結果的能力，也不應該用輿論影響遮蔽公眾的認知與判斷。
其四、任何醫療行為都是無法絕對保證結果的救贖。醫學是科學，不是神學；醫生扮演的是天使，而不是上帝。這是個太容易被公眾忽略的常識，作為公眾我們可以促進醫療機構能力、水平的提升，但我們無法要求醫院、醫生永遠做到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