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回顧和總結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漢藏語研究的成就。從單一描寫到多元化研究，研究手段不斷革新，從紙筆記錄到描寫分析；從數位技術手段到大範圍的比較研究。研究方法不斷更新，從定性研究到定量與定性相結合，語言學與其他學科相結合，不斷推進漢藏語研究。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大數據，跨學科合作，進行跨領域的研究，進一步推進漢藏語系語言研究。
漢藏語系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語系之一。數百種漢藏語系語言分布在中國、東南亞、南亞諸國的遼闊區域，語言特徵紛繁多樣，語言關係錯綜複雜，如同一個取之不盡的文化寶庫。中國是漢藏語的故鄉，據《中國的語言》一書初步統計，中國境內的漢藏語系語言有80餘種[1]。隨著調查和研究的不斷深入，可能還會發現新的語言。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積極扶持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事業，設立各級研究機構，壯大研究隊伍，培育學科體系，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取得輝煌成就。學者們在深入調查漢藏語言的基礎上，不僅發現一些新語言，而且漢藏語研究從少到多，從系屬問題研究、描寫、比較到更廣闊的語言類型、語言接觸等領域。過去有學者在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回顧和總結裡都有章節撰寫了漢藏語研究的成就（王均1982[2]；傅懋勣1984[3]；戴慶廈1998[4]，2006[5]，2009[6]；孫宏開1998[7]，2008[8]；朝克、李雲兵2013[9]；黃成龍2015[10]），也有些學者專門對漢藏語言10年內的研究進行過回顧和總結（李錦芳1992[11]1993[12]，1995[13]；尹蔚彬2012[14]）。本文於此回顧和梳理了漢藏語研究70年來所取得的成就。
一、漢藏語概論與同源詞研究
在漢藏語調查研究基礎上，出版了漢藏語及其下屬語族一些概論性著作，包括馬學良主編的《漢藏語概論》（1991年）、《漢藏語概論（第二版）》（2003年）是第一部漢藏語言概論性重要著作，除此之外，還有高華年的《漢藏系語言概要》（1992年）。還有兩本語族的概論，倪大白的《侗臺語概論》（1990年）、《侗臺語概論》（2010年），全書分導論、語言結構部件剖析、語言與文化，壯傣語支、侗水語支、黎語支、與侗臺語有關的一些語言共七章以及附了14種語言的長篇語料樣本。梁敏、張均如的《侗臺語族概論》（1996年）分導言、侗臺語族的一個「新語支」、侗臺兩語支語音概述、原始侗臺語音類的構擬、語法概要共五章以及3個附錄，該書是侗臺語研究的重要著作。丁邦新、孫宏開主編「漢藏語同源詞研究」叢書共4卷本：（1）孫宏開、江、潘悟雲、吳安其等著的《漢藏語同源詞研究（一）：漢藏語研究的歷史回顧》（2000年）；（2）邢公畹、陳其光等著的《漢藏語同源詞研究（二）：漢藏、苗瑤同源詞專題研究》（2002年）；（3）黃行、陳保亞、邢凱、江等著的《漢藏語同源詞研究（三）：漢藏語研究的方法論探索》（2004年）；（4）丁邦新、孫宏開等著的《漢藏語同源詞研究(四)：上古漢語侗臺語關係研究》（2011年）。該套叢書涉及東亞地區漢語、藏緬語、侗臺語、苗瑤語、南島語和孟高棉語6大語言集團，對18世紀以來的研究理論和方法進行了梳理，對漢藏語系的同源關係進行了總體上的評估，結合考古證據對漢藏語系民族的起源、遷徙進行了初步論證。還對6大語言集團總體關係以及相互之間是否具有發生學關係進行了初步論證，提出了一些可參考的證據。
二、比較詞彙集
從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編輯出版了各語族的詞彙集。中央民族學院壯侗語研究室編寫的《壯侗語族語言詞彙集》（1985年），包括：（1）前言、（2）凡例、（3）音系表、（4）分類詞目、（5）詞彙本義、（6）詞目索引。共收錄了2402條目，以單詞為主,兼收少量詞組。中央民族學院苗瑤語研究室編寫的《苗瑤語方言詞彙集》（1987年），收集了苗瑤語的7個方言點的音系表和常用口頭詞語(包括少數的詞組)3500餘條。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的《藏緬語語音和詞彙》（1991年，1420頁），該書包括導論、語音系統、詞彙、附錄。導論部分論述了藏緬語族同源詞的情況和一些主要語音現象的歷史演變過程和趨勢；語音部分，介紹了34種藏緬語族語言的分布、使用情況及語言的聲、韻、調；詞彙部分，選了最常用的基本詞1004個。
黃布凡主編的《藏緬語族語言詞彙》（1992年），該書分詞彙和語音兩部分。詞彙為主要部分，彙編了40種（加方言共51種）藏緬語族語言包括基本詞在內的常用詞1822條。
孫宏開等主編的《漢藏語語音和詞彙（上、下冊）》（2017年），共三部分，第一部分，漢藏語系語言背景介紹，第二部分，漢藏語系語言音系介紹，第三部分，漢藏語系語言詞表。這些詞彙集在詞彙、語義以及比較方言詞彙上有比較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研究方法與系屬問題
漢藏語研究方法論探討方面的成果有馮蒸的《漢藏語比較研究的原則與方法──西門華德《藏漢語比較詞彙集》評析》（1988年）、戴慶廈的《漢藏語研究的一些思考》（2000年）、《關於漢藏語語法比較研究的一些理論方法問題》（2002年），孫宏開的《關於漢藏語分類研究的回顧與存在問題》（2000年）、《漢藏語研究中的一些問題》（2006年）、《漢藏語研究方法之我見》（2007年）、瞿靄堂、勁松的《漢藏語言研究的理論和方法》（2000年）、江荻的《漢藏語言演化的歷史音變模型：歷史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探索》（2002年）、馮蒸的《漢藏語比較語言學重要論著述評與初步研究》（2009年）、陳忠敏的《歷史比較法與漢藏語研究》（2009年）。對單個語言系屬問題討論的成果很多，而對漢藏語系及其語族系屬問題討論的成果較少，只有戴慶廈的《關於漢藏語分類的思考》（1997年）、孫宏開、江荻的《漢藏語言系屬分類之爭及其源流》（1999年）、江荻的《漢藏語言系屬研究的文化人類學方法綜論》（1999年）、潘悟雲的《從幾個詞語討論苗瑤語與漢藏語的關係》（2007年）等。
2019年張夢翰等在《自然》雜誌上發表了《語言譜系證據支持漢藏語系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起源於中國北方》通過系統發生學（phylogenesis）和貝葉斯計算方法，重構漢藏語系漢語與藏緬語各分支的親緣關係，推算出漢藏語系起源於新石器時期的中國北方，大約是5900年前的黃河上遊，與馬家窯文化和仰韶文化密切相關。該文以更為精密的有力計算方法為漢藏語系語言起源於中國北方和約在5900年前開始分化為不同語族的觀點提供了有力的證據[15]。
四、專題研究
專題研究是漢藏語研究最重要的內容，且取得豐碩成果，包括語音演變、詞類研究、形態變化和句法結構等內容。語音演變與語音屈折研究成果有袁家驊的《漢藏語聲調的起源和演變》（1981年）、陳其光的《漢藏語的幾種變調》（1984年）、《漢藏語聲調探源》（1994年）、石林、黃勇的《漢藏語系語言鼻音韻尾的發展演變》（1996年）、《論漢藏語系語言塞音韻尾的發展演變》（1997年）、金理新的《漢藏語中兩個性質不同的～*-g韻尾》（1998年）、《漢藏語的語音對應與語音相似》（2003年）、孫宏開的《原始漢藏語的複輔音問題──關於原始漢藏語音節結構構擬的理論思考之一》（1999年）、《原始漢藏語輔音系統中的一些問題──關於原始漢藏語音節結構構擬的理論思考之二》（2001年）、《原始漢藏語中的介音問題──關於原始漢藏語音節結構構擬的理論思考之三》（2001年）、《前綴，前置輔音還是二者兼而有之———有關漢藏語系音節結構構擬的討論》（2015年），尹蔚彬的《漢藏語鼻音、流音聲母關係字韻母對應分析》（2000年）、施向東的《原始漢藏語的音節結構和構詞類型再議》（2004年）、《漢藏語唇輔音與半元音w的交替》（2006年）、耿振生的《漢語音韻史與漢藏語的歷史比較》（2005年）、沈向榮，劉博的《漢藏語中的塞尾爆破現象》（2010年）、郭錦桴的《漢藏語聲調的特色》（2012年）、王豔春、楊福綿《漢藏語同源詞聲母對應比較研究》（2017年）、陳榮澤的《漢藏語中的清鼻音》（2018年）等。
漢藏語詞類比較研究成果較少，主要討論量詞、存在動詞、數詞等問題的專題比較研究論著。
量詞是漢藏語系語言重要的語法特徵之一，單個語言量詞研究成果豐碩。然而，漢藏語量詞研究只有李錦芳、胡素華主編《漢藏語系量詞研究》（2005年）、蔣穎的《漢藏語名量詞起源的類型學分析》（2007年）、《漢藏語系名量詞研究》（2009年）等。
存在動詞在漢藏語系語言中呈現較大的差異性，侗臺語族、苗語語族和漢語一般只有1個處所動詞，1個存在或領有動詞，大多數藏緬語族語言有多個存在動詞。因此，研究藏緬語存在動詞的成果較多，其他語族和漢藏語存在動詞研究成果較少。漢藏語存在動詞研究論著只有張軍的《漢藏語系語言判斷句研究》（2005年）、餘成林的《漢藏語系語言存在句研究》（2011年）。
漢藏語數詞問題的研究只有吳安其的《漢藏語的數詞》（2006年）、彭茹的《漢藏語隔位數詞結構的標記成分》（2016年）。
漢藏語形態變化研究成果有徐世璇的《漢藏語言的語音屈折構詞現象》（1996年）、《漢藏語言的派生構詞方式分析》（1999年）、金理新的《漢藏語的名詞後綴-n》(1998年）、《漢藏語的肢體與動物名詞前綴＿（S-)》(1998年）、宋金蘭的《漢藏語形態變體的分化》（2001年）。
重疊是漢藏語系重要的形態手段。這方面的研究有劉丹青的《漢藏語系重疊形式的分析模式》（1988年）、孫豔的《漢藏語四音格詞研究》（2005年）、戴宗傑的《漢藏語動詞重疊式的形式—意義匹配格局》（2013年）。
句法問題是漢藏語研究非常重要的領域之一，學者們對領屬結構、疑問結構、被動結構、比較結構、述補結構、連動結構、致使結構、複句等方面關注較多。
漢藏語的領屬結構比較研究成果只有聞靜的《漢藏語系「的」字結構研究》（2007年）、戴慶廈、聞靜的《漢藏語的『的』字結構》（2011年）等。
漢藏語的「疑問」表達形式呈現多樣。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竟成的《漢語和藏緬語的一種是非問句》（1988年）、孫宏開的《藏緬語疑問方式試析──兼論漢語、藏緬語特指問句的構成和來源》（1995年）、《漢藏語系裡的一個疑問語素》（2004年）、宋金蘭的《漢藏語是非問句語法形式的歷史演變》（1995年）、戴慶廈、朱豔華的《藏緬語、漢語選擇疑問句比較研究》（2010年）等。
漢藏語系的被動結構跟印歐語系完全不一樣，侗臺語族和苗瑤語族有類似漢語的「被」字結構，絕大多數藏緬語沒有被動結構。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車得駟的《漢藏語被動語態表達形式的對比試析》（1984年）、戴慶廈、李潔的《藏緬語的強調式施動句———兼與漢語被動句對比》（2005年）、《從藏緬語族語言反觀漢語的被動句》（2006年）、《漢藏語被動句的類型學分析》（2007年）、李潔的《漢藏語系語言被動句研究》（2008年）、儲澤祥、王豔的《漢藏語OV語序表被動的情況考察》（2016年）等。
近年來對單個語言比較結構描寫成果較多，而漢藏語內部比較結構研究成果只有鄧鳳民的博士論文《漢藏語系語言差比句研究》（2010年）等。
述補結構研究成果有戴慶廈的《藏緬語的述補結構———兼反觀漢語的述補結構的特點》（2004年）、戴慶廈、黎意的《藏緬語的述補結構———兼反觀漢語的述補結構》（2004年）、黎意的《漢藏語述補結構研究》（2004年）等。
連動結構是漢藏語系多數語言顯性的句法結構之一，對單個語言連動結構描寫分析較多，而漢藏語系內部比較的成果較少，只有戴慶廈、邱月的《藏緬語與漢語連動結構的比較研究》（2008年）、彭國珍的《跨語言對比視角下漢藏語連動結構研究》（2019年）。
藏緬語多數語言有形態性致使結構，漢語、侗臺語族、苗瑤語族沒有形態性致使結構。因此，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只有馮英、曾曉渝的《漢語藏緬語「致使」義表達方式的歷史層次及類型學意義》（2005年）、黃成龍的《類型學視野中的致使結構》（2014年）等。
對單語言的複句（複雜結構）描寫分析成果較多，而漢藏語內部比較論文只有戴慶廈、範麗君的《藏緬語因果複句關聯標記研究———兼與漢語比較》（2010年）、範麗君的《漢藏語條件複句關聯標記的共時特徵分析》（2014年）、《漢藏語因果類複句研究》（2016年）、《從藏緬語因果複句的特點反觀漢語》（2017年）、《藏緬語目的複句特徵分析———兼與漢語比較》（2017年）等。
五、類型學研究
漢藏語類型學的關注與研究始於20世紀80年代，主要討論親屬語言內部的語序類型。進入21世紀以來，從類型學視角，進行漢藏語系語音、詞彙、形態句法的類型比較的論著越來越多。漢藏語親屬語言內部類型比較研究成果有黃行的《我國漢藏民族語言的語法類型》（2007年）、《漢藏語系語言區域性特點形成機制初探》（2014年）、孫宏開的《漢藏語系歷史類型學研究中的一些問題》（2011年）、戴慶廈、朱豔華的《20年來漢藏語系的語言類型學研究》（2011年）等。
漢藏語語音類型學研究主要討論聲調、高元音、複合元音、塞音、小舌音等類型，包括黃行的《漢藏民族語言聲調的分合類型》（2005年）、田阡子的《複合元音在漢藏語中的語言類型》（2015年）、《漢藏語複合元音的類型及淵源》（2016年）、燕海雄的《論漢藏語言硬顎塞音的來源》（2011年）、《論漢藏語言塞音的類型與共性》（2015年）、《論漢藏語言小舌塞音的音變共性》（2016年）、《論漢藏語言高元音的類型與共性》（2018年）等。
語序問題一直是語言類型學關注的一個熱點話題。少數民族語言語序/詞序問題的研究始於上世紀90年代，丁崇明、榮晶的《漢語與南方少數民族語言在語法類型學上的部分共性特徵》（1997年）、丁崇明的《漢語、藏緬語、侗臺語、苗瑤語複合式合成詞比較》（2002年）、李雲兵的《中國南方民族語言語序類型研究》（2008年）、黃平的博士論文《漢藏語數量名結構語序研究》（2012年）、王磊、徐玉英的《類型學視角下的漢語介詞語序特徵———兼論漢藏語系語序類型》（2014年）、戴慶廈的《漢藏語並列複合詞韻律詞序的類型學特徵——兼論漢藏語語法類型學研究的一些認識問題》（2015年）、惠紅軍的《漢藏語系的數量名結構》（2015年）等。
六、結語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漢藏語研究從單一描寫到比較多元化研究，尤其是系屬問題、語音比較、詞彙比較、形態比較和句法比較等方面成果顯著。研究手段不斷革新，從紙筆記錄到描寫分析；從數位技術手段到大範圍的比較研究。研究方法不斷更新，從定性研究到定量與定性相結合，語言學與其他學科相結合，不斷推進漢藏語研究。由於漢藏語系語言研究的歷史不及印歐語系語言那麼長，相比之下，對某些核心觀點的研究也都還處在尚未確定的階段，正如漢藏語系語言的起源等議題。現代計算機技術使得處理大批量數據和快速計算成為可能。最初服務於生物科學研究的名為「貝葉斯系統發育模型」（Bayesian phylogenetic modelling）的概率測試模型軟體，運用到語言學中。這個軟體能夠對可得數據中計算出的多種可能的語言譜系樹提供測試，進而確定不同語言裡可能性最大的譜系樹和可能性最大的語言分化時間範圍。張夢翰等的研究從眾多學科中收集了有關漢藏語系語言及其使用者的證據，包括發生學、計算生物學、語言學、考古學以及人類學等，同時還考慮到了農耕文化發展進程及其在特定區域內對人類移民的影響，然後運用概率測試法對建立於上述證據的語言譜系樹進行了評定。他們在諸多方面都有著顯著的重要性在於對漢藏語起源這一關鍵性問題做出了更牢靠的解釋，在此基礎上其他研究者可更為深入地探討漢藏語系語言的歷史關係。同時，該研究還幫助建立了語言學研究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繫，比如考古學和歷史學等（La Polla 2019年）[16]。
展望未來漢藏語系語言研究趨勢，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大數據，跨學科合作，進行計量語言學、語言類型學、語言地理學、歷史語言學、語言接觸學等領域的研究，進一步推進漢藏語系語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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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dvances on the Study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From 1949-2019 in China
HUANG Cheng-lo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ast 70 years, Methods of language collection are gradually updated and the studie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were continuously innovating from sole language description to diverse analysis from digital technology to large-scale comparative research from qualitative research to the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to promote the studie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etc. In the future, on the basis of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o further promote the study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cooperative studies of interdiscipline and cross-field with big data will be required.Keyword：Sino-Tibetan family; Comparative study; Research tends
黃成龍，四川茂縣人，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語言類型學、功能語法、紀錄語言學以及漢藏語系語言形態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