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發生的早期，由於對病毒有太多的未知以及信息披露的不及時、不對稱等因素，全民度過了一段茫然無措的時期。特別是"募繳令"那魔幻的一周。
1月23日武漢封城之際，武漢政府最早提出募繳令。隨後，湖北政府跟進，並強調由指定機構"統一接收捐贈"。
隨後媒體曝光醫院代表被拒於紅會倉庫門外，無法及時得到醫療物資的混亂局面，而"莆田醫院口罩事件"、"政府公務車"司機從"後門"領走口罩的新聞都讓讓公眾群情激奮。一周後，武漢市紅十字會主動放棄了"募繳權"。
募繳令解除始末，背後引發社會尤其關切的官民信任互建的問題。近幾年網際網路公益的快速崛起，在官民之間搭建起了合作的橋梁。
公眾捐款：官方VS民間組織，怎麼選？
慈善公益組織，官方與民間的博弈一直微妙。
早些年，經過汶川地震、玉樹地震救災募捐事件後， 民間慈善組織、民營企業一直不太同意募捐統繳的安排。希望工程創始人徐永光曾透露，在汶川地震時，加多寶公司要求有關部門披露捐款用途，被拒；玉樹地震時，加多寶拒絕向政府指定機構捐款，執意把款物捐給了自己信任的公益機構。當時五部委下文要求所有捐款匯繳給青海省人民政府，但遭到了13家基金會聯合抵制。
時代的迅速發展進步，正在推進募捐機制進行與時俱進的改變，捐款行為選擇官方組織還是民間組織？在網際網路技術的支持下，大眾也有了更多的自由選擇空間。當然，各自發揮所長，實現有效合作，才是皆大歡喜的局面。
2015年9月，騰訊推出了"99公益日"，以"1：1"配捐的方式直接"放大"網民對公益組織的捐款，在3天內，動員205萬人次，募得善款和騰訊配捐共計2.3億元，成為當年一個現象級的募捐事件。
騰訊主辦的"99公益日"已進入第六個年頭，在過去的幾年裡，許多原本在政商庇護下沒有競爭而安於現狀的慈善組織不得不思考如何去爭取公眾的"選票"，許多偏安一隅，自娛自樂的公益機構開始從全行業、大社會的維度進行合縱與連橫。
在99公益日的模式裡，擁有大流量平臺的騰訊，擁有公募資質的基金會、擁有實際解決問題能力的公益組織有明確的分工，公益組織將項目提交到騰訊的網絡平臺，公募基金會以"認領"的方式與民間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如此一來，沒有公募權的民間機構就可"借殼上市"，合法募捐了。
如此以來，官辦慈善組織有了更強的存在感；民間公益機構獲得了更多的捐款；拿出資金進行配捐的企業得到更好的社會口碑；而公眾也很開心，比之以前，他們的選擇更多了，以往是被動地"響應號召"，現在可以"自由選擇"了。可以說，"99公益日"能導演一個多贏的結果。
99公益日：為官民提供靈活合作方式的平臺
以"99公益日"為平臺的聯合勸募，是讓官辦慈善與民間公益得以靈活合作的方式。近年發展躥升的公益機構幾乎都有"官民合作+網際網路"的要素。
疫情期間，武漢封城，捐贈資源集中交給當地官辦慈善機構，許多全國性公益機構毫無辦法，但北京新陽光慈善基金會表現出色，他們與湖北省慈善總會有長期的合作，也熟悉當地醫院，這讓他們成為了連接官民的橋梁，在疫情初期有針對性地捐贈了許多款物，及時緩解了治療一線的物資緊缺。
深圳慈善會是近年"99公益日"籌款額上升最快的機構之一，2018年排名第二，2019年排名第三，2019年 "99公益日"籌資額超1億元。翻開深圳慈善會的項目清單，可以發現他們的"秘訣"：他們聯合129個社會組織夥伴一起上線募捐，上億的善款是官民合力大家一起籌的，最後會給到各個執行機構。
其中，2018年99公益日，德義基金3天籌款2100萬，佔當年深圳慈善會總額超過36%，足以見得這種合作模式起到的重要作用。
官民合作才是"99公益日"正確的打開方式，雙方磨合順利，則社會受益。今年的99公益日即將到來，據了解，受疫情影響，今年的玩法在線上更多樣，還提供了1000萬元非限定性激勵金、總計7億曝光人次的線上廣告金激勵、超100萬件小紅花物料，豐富線上互動活動。
同時，線上直播、微信公眾號、粉絲團、視頻號等渠道全面啟動，覆蓋更多用戶，無時不刻隨手即可做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