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E. H. 卡爾（E. H. Carr，1892-1982）
英國歷史學家、政治學家，曾任劍橋聖三學院高級研究員
歷史是什麼？為了避免讓人認為這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問題或是多餘的問題，我打算從《劍橋近代史》第一版和第二版中各自引用兩個具體的段落作為我的文本來進行解釋。這裡是阿克頓在1896年10月給劍橋大學出版社董事會就他本人編輯這部著作的工作報告：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以對絕大多數人最有益的方式記載19世紀要流給後世的知識……依據明智的分工，我們應該是能做到這一點的，會使每一個人都熟悉最新的文獻，都熟悉國際研究的最新成果。我們這一代人是不能達到終極的歷史（Ultimate History）；不過，既然我們可以得到所有的材料，解決每一個問題也已成為可能，在歷史研究這條道路上以不同的方式到達我們的目的，因此，我們可以拋棄傳統的歷史（Conventional History）。幾乎整整六十年之後，喬治·克拉克爵士在《劍橋近代史》第二版總導論中對阿克頓及其合作者的或許有一天會出現的這種「終極的歷史」信仰加以評論，並繼續寫道：晚近歷史學家對這種看法並不抱有幻想。他們期待他們的工作不斷地被超越。他們認為通過一代代心靈流傳下來的往昔知識已被他們「加工過」，因此，不可能有任何沒有經過改動而保持原樣的、與個人感情無關的細微材料……解釋似乎是無止境的，一些沒有耐心的學者求助於懷疑主義，或者說至少求助於這樣一種學說：既然全部歷史判斷都涉及不同的人和不同的觀點，而且此人的觀點與彼人的觀點又各有千秋，因此，並不存在「客觀的」歷史事實。專家們彼此激烈爭執的地方，正是需要特別研究的地方。我希望我足夠跟得上時代，認為寫於19世紀90年代的任何東西都必定是沒有意義的。但我還不會超前到認為寫於20世紀50年代的任何東西都是有意義的。實際上，你可能已經想到，這類探詢極易偏移到一些事情上面，這些事情比歷史本質這一問題更為廣泛。阿克頓和喬治·克拉克爵士之間的衝突反映了這兩代人之間的這一段時間之間，我們總的社會觀已經發生了變化。阿克頓說出了充滿自信的信念，這是晚期維多利亞時代頭腦敏銳的自信，而喬治·克拉克爵士言辭則反映了「垮掉的一代」的困惑及其思緒紛亂的懷疑情緒。當我們嘗試回答「歷史是什麼」這類問題的時候，我們的答案在有意無意之間就反映了我們自己在時代中所處的位置，也形成了更廣闊問題的一部分答案，即我們以什麼樣的觀點來看待我們生活其中的社會。我並不擔心我的研究主題在精心的探究之下似乎顯得很不重要。我僅僅擔心的是，我是不是很專橫地把這一問題擴展到如此寬泛、如此重要的地步。19世紀是一個注重事實的偉大時代。「我想要的」——《艱難時世》中的葛擂硬先生（Mr. Gradgrind）說——「是事實……生活中所需要的僅僅是事實」。19世紀的歷史學家大體上同意葛擂硬先生的這一說法。19世紀30年代，當蘭克（Ranke）合理地反對把歷史當作說教時，他認為歷史學家的任務是「僅僅如實地說明歷史而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這並不怎麼深刻的格言卻獲得了驚人的成功。德國、英國甚至法國的三代歷史學家都像念咒語似地吟唱具有魔力般的「如實地說明歷史」的詞語向歷史這一戰場進發——這一口號就像大多數咒語一樣，編制出來就是為了免除吟唱者獨立思考所帶來的令人心煩的重負。實證主義者極力宣稱歷史是一門科學，對這種事實的崇拜施加了極大的影響。實證主義者說，首先確定事實，然後從事實中得出你的結論。在大不列顛，這種歷史觀正適合那裡的經驗主義者傳統，這一傳統是自洛克到伯特蘭·羅素的英國哲學主流。經驗主義者的知識理論預先假定主體與客體之間是完全分離的。像感覺印象一樣，事實從外部世界影響著觀察者，事實是獨立於觀察者意識之外的。接受的過程是被動的：接受了事實之後，然後才可以以事實為依據行事。《簡明牛津英語詞典》，這是一本有用但又具傾向性的經驗主義學派的著作，就把事實定義為「與結論完全不同的經驗資料」，這樣一來便把這兩個過程清晰地區分開來了。這或許可以叫作對歷史的一般看法吧。歷史由一大堆已經確定的事實構成。歷史學家可以在文獻、銘刻等等諸如此類的東西那裡獲得事實，就像在魚販子的案板上獲得魚一樣。歷史學家收集事實，熟知這些事實，然後按照歷史學家本人所喜歡的方式進行加工，撰寫歷史。阿克頓的史學趣味是一絲不苟的，因此在他看來史學應當實事求是。在他給《劍橋近代史》第一版編撰人的指示信中，宣稱了這樣的要求：「我們筆下的滑鐵盧必定要使法國人、英國人滿意，同樣也要使德國人、荷蘭人滿意；假如不看撰寫者名單的話，就沒有人能夠分辨出牛津主教是在哪兒停筆的，也不能分辨出是費爾班（Fairbairn）還是噶斯奎（Gasquet），是李伯曼（Liebermann）還是哈裡森（Harrison）接著寫下去的」。3就喬治·克拉克爵士而言，雖然他批評了阿克頓的觀點，但他本人還是把歷史中的「事實的硬核」與「裹在外面的、果肉似的、有討論餘地的解釋」進行對比——或許他忘記了果子的果肉部分比硬核部分給人的好處要多得多。首先要弄清你的事實，然後冒險投身於解釋的流沙之中——這是經驗主義的、憑藉常識的歷史學派的金科玉律。這讓人想起偉大的自由主義新聞記者斯科特的名言：「事實是神聖的，解釋是自由的。」顯然這是行不通的。我也不會就過去知識的性質進行哲學方面的討論。為了當下的目的，讓我們假設愷撒渡過盧比孔河（Rubicon）這一事實和屋子中央有一張桌子這一事實是同類事實，或者說是可以比較的種類，這兩件事實以相同的形式或以可以比較的形式進入我們的意識之中，就知道這兩個事實的人而論，它們都具有相同的客觀性特徵。但即使是在大膽的、同時也並非不可信的假設之下，我們的論據也會立即陷入這樣的困境：並不是所有關於過去的事實都是歷史事實，或者過去的事實也並沒有全部被歷史學家當作歷史事實來處理。區分歷史事實與過去其他事實的標準究竟是什麼呢？
什麼是歷史事實？這是一個我們必須更加仔細研究的一個至關緊要的問題。根據通常的看法，有一些基本的事實，這些事實對於所有的歷史學家都是相同的，因此，也可以說這些基本事實構成了歷史的基本框架——比如黑斯廷斯戰役（Battle of Hastings）發生於1066年這一事實。然而這種觀點還要從兩個角度加以考察。首先，歷史學家主要關心的並不是這一類事實。毫無疑問，知道這場偉大的戰役發生在1066年而不是1065年或1067年，發生在黑斯廷斯而不是發生在伊斯特本或布賴頓是很重要的。歷史學家千萬不能把這些事情弄錯。但是當提出這類觀點的時候，我想起了豪斯曼的評論：「精確是職責，不是美德。」讚揚歷史學家敘述的精確，就像讚揚建築師在建築中適當使用了乾燥的木材，合理地運用了混凝土一樣。這是進行工作的必要條件，卻不是本質功能。歷史學家恰好在這一類問題上有權依賴所謂的歷史「輔助學科」——考古學、銘文學、錢幣學和年代學等等學科。並不要求歷史學家具備特殊的才能，可以像相關專家一樣能夠鑑定陶器或大理石的來源和所屬時期，解讀讓人費解的銘文，或者為確定一個精確的年代而必須進行龐大的、精心的計算。這些對於所有歷史學家都一樣的所謂基本事實，通常屬於歷史學家的那類原始材料，而不是歷史本身。第二個必須考察的是，構建這些基本事實不是依據這些事實本身的任何特性，而是依據歷史學家「先驗的」（a priori）決定。不管斯科特的座右銘如何，今天所有的記者都知道左右輿論最有效的方式是對事實進行適當的選擇與排列。過去常說，讓事實本身說話。當然，這話是不確切的。只有當歷史學家要事實說話的時候，事實才會說話：由哪些事實說話、按照什麼秩序說話或者在什麼樣的背景下說話，這一切都是由歷史學家決定的。我想，這猶如皮蘭德婁劇中一位人物所說的，事實像一隻袋子——假如你不放進一些東西，袋子就不會站起來。我們對1066年發生在黑斯廷斯的這場戰役之所以感興趣的惟一原因是因為歷史學家把它當作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正是歷史學家按照自己的目的來選擇愷撒渡過溪流盧比孔作為歷史事實，可是此前此後有成千上萬的其他人渡過這條溪流，卻絲毫沒有引起任何人的興趣。半個小時以前，你步行，或騎自行車，或乘車去這座建築物，這一事實和愷撒渡過盧比孔河一樣是關於過去的事實。但是歷史學家或許會忽略這一事實。塔爾科特·帕森斯教授曾把科學稱為「以現實為認知方向的、精心選擇的體系」。或許可以更簡練地表達這句話。就歷史而言，尤其如此。歷史學家當然對事實有所選擇。相信歷史事實的硬核客觀獨立於歷史學家解釋之外的信念是一種可笑的謬論，但這也是一種難以根除的謬論。讓我們看一看僅僅是一件過去事實轉變為歷史事實的過程。1850年在斯塔利布裡奇·威克斯（Stalybridge Wakes），一位賣假貨的小商販因小事發生爭執，結果竟被一群瘋狂的暴徒蓄意踢死。這是一件歷史事實嗎？一年前，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這不是」。這是一位目擊者在一些不知名的回憶錄中所做的記載；不過我從沒有看到有哪位歷史學家認為這是值得一提的事件。一年前，基特森·克拉克博士在其牛津大學之福特演講（Ford Lectures）中引用了這一事件。這就使這一事件變為歷史事實了嗎？不，我還不這樣認為。我認為這一事件目前的身份是有人推薦它進經過挑選的歷史事實俱樂部。現在仍需附議者和保證者。我們或許可以看到在今後的幾年間，這一事實首先會出現在有關19世紀英格蘭文章和著作的注釋中，然後又出現在正文中，再經過20年或30年，這或許會成為一個毫無疑義的歷史事實。也可以換一個角度來思考這一問題，或許沒有人會注意到這一事件，這樣的話，這一事件就會落入關於過去的非歷史事實的深淵之中——基特森·克拉克博士極力想從這非歷史事實的深淵中拯救出的事件。究竟是什麼力量決定了兩種情形之中的哪一種情形會發生呢？我認為這將取決於基特森·克拉克博士所引用的這一事件是不是可以說明克拉克的主旨或證明克拉克的解釋，而別的歷史學家也認為這一引用是有效的、有意義的。作為可做事實的這一事件將呈現出解釋的問題。這種解釋的因素滲入歷史的每一個事實之中。可否讓我提起一件個人記憶中的事情呢？好多年以前，當我在這所大學學習古代史的時候，我曾做過一個專題研究「波斯戰爭時期的希臘」。在我的書架上有我收集的15本或20本著作，並理所當然地認為與我研究的主題相關的全部事實都保存在這些著作之中。我們可以假定——這也幾乎是完全真實的——這些著作包括了那時所知道的關於這一課題的全部事實，或者當時可能知道的所有事實。不過，我從沒有想到去探詢是什麼樣的偶然事件或是什麼樣的消耗過程記錄了這些經過篩選的事實——這是從曾為一些人肯定知道的堆積如山的事實中的篩選，最終倖存為歷史事實。我猜想，甚至在今天古代史、中世紀史仍然是令人著迷的一個領域的原因是：它給了我們一種我們已經擁有的全部事實全都可供處理的錯覺，在這裡，令人心煩的歷史事實與關於過去的其他事實之間的界限消失了，因為已知的這些不多的事實全都是歷史事實。就像對這兩個領域都做過研究的伯瑞所說：「古代、中世紀史的文獻記載到處是漏洞。」歷史一直被叫作一具缺少許多零配件的、巨大的鋼絲鋸。但是主要的麻煩並不在於漏洞。我們有關公元前5世紀希臘的描述所存在的缺陷主要並不是因為由於偶然因素而喪失了許多細微文獻，更多地是由於這幅畫面主要關注的是雅典這座城邦中為數不多的一小群人。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在雅典公民看來是怎樣的，我們知道得很多；可是在斯巴達人、科林斯人、底比斯人眼中的雅典是怎樣的，我們卻幾乎一無所知——更不用說波斯人，或者說奴隸，或者說那些居住在雅典的非雅典公民是怎樣看待雅典的了。我們關於雅典的印象是為我們預先選擇好的，預先決定了的，而且與其說是偶然事件決定的，不如說是由人決定的，這些人有意無意之間地受一種特定觀點的影響，而且認為支持這一特定觀念的事實是值得保存的。同樣，當我讀現代人所寫的中世紀歷史的時候，知道現代人筆下的中世紀人特別沉溺於宗教，我就在揣摩我們是怎樣知道的，這是不是真的。我們所知道的作為中世紀史的事實幾乎全部是由一代代編年史家為我們選擇好的，這些人的職業就是專注於宗教的理論與實踐，因此認為宗教是至高無上的，記錄一切與之相關的事，而別的東西就顯得不重要了。1917年革命摧毀了俄國農民宗教虔誠信仰的形象。中世紀人虔誠信仰宗教的形象——不管這一形象是否真實——都是摧毀不了的，因為幾乎所有關於中世紀人形象的事實都是由相信這一形象也想讓別人相信這一形象的人預先為我們選擇了的，或許我們可以在大量的其他事實中找到與之相反的證據，不過這些證據已無可挽回地丟失了。昔日一代代歷史學家、抄寫員和編年史家那不可抹殺的影響已決定了過去的模式，要想翻案，談何容易。「我們所讀的歷史」，身為中世紀史專家的巴勒克拉夫教授寫道，「儘管基於事實，但是嚴格地說，根本不是事實，只是一系列已經接受下來的判斷」。讓我們把目光轉向近代史家所面臨的不同的，但同樣嚴重的困境。古代歷史學家或中世紀歷史學家或許會感激歲月所帶來的巨大的篩選過程，這使得他們可以得心應手地處理那些大量的易於處理的歷史事實。就像裡頓·斯特拉奇詼諧地說：「無知是歷史學家的第一要素，無知可以讓人簡單、明了，也可以讓人有所選擇和省略。」當我受誘惑，有時也確實羨慕從事古代史寫作或中世紀史寫作同事的巨大才能時，我會在這種反思中找到慰藉，這些歷史學家之所以能耐如此之大源於他們對研究的主題無知。近代史學家並不欣賞無知自身所蘊涵的優勢。他必須為自己培養這種無知的意識——越這樣就越接近他自己的時代。他有雙重的任務：一方面，要發現少數意義重大的事實並把它們轉變為歷史事實；另一方面，把許多影響不大的事實當作非歷史加以擯棄。這恰好與19世紀的異端思想相反，這個異端思想就是認為歷史由最大量無可辯駁的、客觀的事實編纂而成。任何屈服於這種思想的人要麼把歷史當作一件不好的工作加以放棄，沉溺於集郵或其他愛好古董的方式，要麼積勞成癲，在瘋人院終其天年。正是這種異端思想在過去的百年間對近代歷史學家產生了如此毀滅性的影響，以至於在德國、大不列顛和美國出版了一大批，而且還在不斷增長的大批枯燥無味、滿頁事實的歷史著作和專門至極的論著，也造就了一批未來的歷史學家，他們在越來越小的範圍內知道的東西越來越多，最終無影無蹤地消失在事實的汪洋大海之中。我想正是這種異端思想——而不是那種斷言忠於自由主義與忠於天主教教義之間的衝突——使作為歷史學家形象的阿克頓遭到了挫敗。阿克頓在其早年的一篇文章中談到他的老師多林格爾：「沒有完全的材料，他是不會寫作的，而對他而言，材料永遠是不完全的。」阿克頓在這裡肯定為自己預先做了一個判斷，也是給一位歷史學家的那種奇特現象預先做一個判斷，許多人認為這位歷史學家是該大學近代史欽定講座建立以來最傑出的主講人——但是，他不寫歷史。在阿克頓去世後不久出版的《劍橋近代史》第一卷導論注釋裡，他哀嘆著壓迫在歷史學家身上的要求，「大有迫使他從一位學者變為百科全書編纂者之勢」，阿克頓說這話的時候，實際上也在寫下自己的墓志銘。一些事情已經出現問題了。這一問題在於信仰歷史的基礎是不厭其煩地、無止境地積累核心事實，信仰事實自身可以說明問題，我們絕不嫌事實之多，這一信念在當時顯得如此千真萬確，以致幾乎沒有歷史學家想到還有必要——今天仍舊有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沒有必要——去思考這個問題：歷史是什麼？19世紀對事實的頂禮膜拜由對檔案的頂禮膜拜而達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並得到合法的證明。檔案就是事實聖殿中的約櫃。虔誠的歷史學家恭敬地接近這些檔案，以敬畏的語調談論這些檔案。只要你在檔案中發現是如此，那無疑便是如此。但是，當我們認真研究這些檔案的時候，這些檔案——這些法令、條約、地租帳簿、官方報告、公文、私人信件和日記——究竟會告訴我們什麼呢？沒有什麼檔案告訴我們的東西要超出這些檔案作者所想的——他想像中的已經發生了的事情，他想像中應該發生或將要發生的事情，或者只是他想讓別人知道他想像中的事情，甚至只是他自己認為他想了的事情。如果歷史學家不研究這一切，不解讀這一切，所有這些都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不論出自檔案與否，在歷史學家能夠以任何方式使用它之前，則必須由歷史學家來加工處理這些事實：假如我的這種說法正確的話，那麼歷史學家使用這些事實的過程就是一種不斷加工利用的過程。讓我舉一個碰巧熟稔的例子來生動地說明我打算說的話。當魏瑪共和國的外交部長古斯塔夫·斯特雷澤曼於1929年去世時，他身後留下大量的——滿滿300箱的——官方、半官方以及私人的文件，這些文件幾乎全與他擔任六年外交部長的職務有關。他的朋友和親屬自然會認為應該建立一座石碑來紀念這麼偉大的人物。他忠實的秘書伯恩哈特接手了這一任務，三年之內出版了從300箱中精選出來的、內容豐富的三卷文件，並冠之以引人注目的書名《斯特雷澤曼的遺產》（Stresemanns Vermächtnis）。在通常情況下，文件本身會在某一地窖或閣樓中腐壞掉，從此永遠消失；或者，也可能在一百年之後，有那麼個有好奇心的學者碰巧遇到了這些文件，並把這些文件與伯恩哈特編輯過的文件加以比照。已發生的情況比這更富有戲劇性。1945年，這些文件落入英國政府和美國政府手中，政府給這些文件拍了照片，並把這些影印膠片存放在倫敦的檔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和華盛頓的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供那裡的學者使用，因此，假如我們有足夠的耐心與好奇心，我們是能夠發現伯恩哈特究竟做了些什麼。他所做的事既不特殊，也不驚人。當斯特雷澤曼去世的時候，他的西方政策似乎已經取得了一系列輝煌的成就——籤訂了洛迦諾公約、德國加入了國際聯盟、道威斯—楊格計劃（Dawes and Young Plans）和美國貸款、協約國軍隊自萊茵河地區的撤退。這似乎就是斯特雷澤曼外交政策中重要的、值得讚揚的部分；伯恩哈特選本過分著重突出這一部分，這是極其自然的事了。另一方面，斯特雷澤曼的東方政策，他跟蘇聯的關係似乎並沒有在任何地方產生特別的效果；既然談判只產生一些微不足道的結果，那麼有關談判的大量檔案就不太吸引人的注意力，況且這些檔案並不能增加斯特雷澤曼的聲望，因此選擇的過程是更加苛刻的。事實上，斯特雷澤曼更加不斷地、也更加焦慮地投入精力關注與蘇聯的關係，從總體上來看，德蘇之間的關係在其外交政策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這種重要性超出了伯恩哈特選本的讀者的想像。但是我想，伯恩哈特所編輯的這幾卷文件，跟坊間出版的、為一般歷史學家所盲目信賴的許多檔案選集相比較起來，還是較好的。
我的敘述並沒有結束。伯恩哈特的選本出版後不久，希特勒便上臺了。在德國，斯特雷澤曼這個名字陷入被遺忘的狀態，這幾冊書也就淡出了流通領域：一些版本或許是絕大多數版本想必已經銷毀了。今天，《斯特雷澤曼的遺產》一書是極其少見的書籍。但是，斯特雷澤曼在西方世界的聲望還是很高的。1935年，一位英國出版商出版了伯恩哈特著作的節譯本——伯恩哈特選集的選集；大約省略了原書的三分之一。一位著名德國譯者薩頓非常出色地完成了這一任務。譯者在該書英譯本前言中解釋說，「略做壓縮，而且僅是省略一些對英國讀者或學生來說意義不大……或者不太有趣的東西」。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伯恩哈特選本中本來表現不多的斯特雷澤曼的東方政策，在讀者眼前就更加退居次要地位了，蘇聯在薩頓的選本中只是作為一個偶爾出現且不受歡迎的、闖入斯特雷澤曼大佔優勢的西方外交政策的不速之客罷了。不過，這樣說肯定沒有問題：除少數專家外，都認為是薩頓而不是伯恩哈特——更不是那些檔案本身——向西方世界表達了斯特雷澤曼的真實想法。假如這些檔案毀於1945年的大轟炸，假如剩下的伯恩哈特的選本不出現，人們會從不懷疑薩頓的真實性和權威性。由於缺乏原件，歷史學家心懷感激地接受印刷本檔案選集，而這些選本並不比上述那個選本更加可靠。不過，我還是想更深入一步講述這個故事。讓我們暫且把伯恩哈特、薩頓放在一邊，我們還要感激的是，假如我們願意的話，我們可以查閱這位參與過當代歐洲歷史中一些重大事件的重要領導人的真實檔案。檔案究竟告訴我們些什麼呢？特別重要的是，其中包括斯特雷澤曼與蘇聯駐柏林大使的幾百次談話以及與契切林的二十來次談話記錄。這些檔案有一個共同點。它們表明斯特雷澤曼在這些談話中處於重要地位，而他的發言毫無例外地提得又好又切中肯綮，而他的對話者的發言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則是空泛的、混亂的、毫無說服力的。這些檔案並沒有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只是告訴我們斯特雷澤曼心裡所想的已經發生的事情，或者是他想要別人想像，甚至他自己想像已經發生了的事情。不是薩頓，也不是伯恩哈特，恰恰是斯特雷澤曼本人開始了這一選擇過程。比方說，如果我們擁有契切林關於這些同一會談的記錄，我們從這些記錄中所獲知的也只是契切林想像中的事情，真正發生的事情仍舊有待於歷史學家用心去建構。當然，對於歷史學家而言，事實與檔案是本質的東西。但是不能盲目崇拜事實與檔案。就其實質來說，事實與檔案並不構建歷史；它們本身也不為「歷史是什麼」這個煩人的問題提供現成的答案。就這一層面而言，我願就為什麼19世紀歷史學家對歷史哲學不感興趣這一問題發表一些看法。歷史哲學這一術語由伏爾泰創造，人們自那以後在不同的意義上使用這一術語；假如我使用這一術語，我便認為它的意義就是回答「歷史是什麼？」這一問題。對於西歐知識分子來說，19世紀是一個散發著自信與樂觀的、令人輕鬆自在的世紀。從整體上看，事實符合人們的要求；對這些事實提出疑難問題，並回答這些疑難問題的傾向相對來說也比較薄弱。蘭克虔誠地相信只要他管理好事實，神聖的天意就會管理好歷史的意義；略帶現代犬儒主義味道的布克哈特（Burckhardt）則說道：「不會有人向我們傳授永恆智慧的意圖。」巴特菲爾德教授遲至1931年顯然非常滿意地指出：「歷史學家很少反思事物的本質，甚至很少反思其自身研究主題的本質。」但是，在我之前擔任這個講座的羅斯博士的批判則較為公允，就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爵士的《世界危機》（World Crisis）加以評論——這是邱吉爾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本書——該書在人物個性、生動活潑、感染震撼方面絕不遜色於託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但有一個方面稍遜一籌：邱吉爾的書缺乏「歷史哲學」。16英國歷史學家不願意總結意義，不是因為他們相信歷史不存在意義，而是因為他們相信歷史的意義是含蓄的、不言自明的。19世紀的歷史觀是自由主義的歷史觀，這與自由競爭的經濟政策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也是一種沉著的、自信的世界觀的產物。每人恪守其職，那隻看不見的神秘之手就會管理著整個世界的和諧。歷史事實本身就是至高無上事實的明證，這就是親切地、仁慈地朝向更高境界永無止境地邁進。這是天真的時代，歷史學家行走於伊甸園之中，沒有哲學這塊布來遮身，赤裸且大方地站在歷史這座神祇面前。自那時以來，我們知道了什麼是罪惡（Sin），也體驗到墮落（Fall）；今天，那些佯稱要擯棄歷史哲學的歷史學家就像一群裸體主義者一樣僅僅在盡力但徒勞且忸怩地在郊區花園裡重建伊甸園。今天已經沒有人能夠逃避這一棘手的問題了。在過去的五十年期間，人們已就「歷史是什麼？」這一問題做了大量的、嚴肅的研究。是德國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從而顛覆了19世紀自由主義一統天下的安逸局面，是德國在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首先向歷史事實處於首位、歷史事實處於自主的原則發起了挑戰。現今，人們僅記得為數不多的提出挑戰的哲學家名字：狄爾泰（Dilthey）是其中的一位，最近在大不列顛得到了認可，雖然略顯遲晚。進入20世紀之前，仍舊極度繁榮且信心十足的大不列顛沒有注意到那些攻擊事實崇拜的異教徒。但是，到了20世紀早期，當這把攻擊事實崇拜的火炬傳到義大利時，這裡的克羅齊開始陳述一種歷史哲學，顯而易見，這種歷史哲學深受德國大師們的影響。克羅齊宣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17這意味著歷史的本質在於以當下的眼光看待過去、根據當前的問題看待過去，歷史學家的主要任務不在於記錄，而在於評價；因為，假如歷史學家不評價的話，他又如何知道哪些東西值得記錄呢？1910年，美國歷史學家卡爾·貝克故意以挑釁的語言論說：「對於任何歷史學家而言，在他創造歷史事實之前，歷史事實並不存在。」18這些挑戰在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只是在到1920年之後，克羅齊的思想才開始在法國和英國取得很大影響。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或許並不是克羅齊的思想比他的德國先驅更深刻、更有文採，而是因為，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事實在我們眼中再也不如1914年之前那些年間可愛了，我們也因此更加願意接受一種有意貶低事實威望的哲學了。克羅齊對牛津大學哲學家、歷史學家柯林武德有著重要的影響，而後者是本世紀對歷史哲學做出重大貢獻的、惟一的英國思想家。柯林武德身前沒有完成其計劃中要寫的系統論著；但是，他關於這一主題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論文在其去世之後被收集成為一卷，名之為《歷史的觀念》（The Idea of History），該書出版於1945年。柯林武德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歷史哲學所關注的既不是「過去本身」，也不是「歷史學家對過去的思考這一本身」，而是「這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一警句反映了「歷史」這一術語當下的兩種含義——歷史學家所進行的探究以及歷史學家所探究的過去的一系列事件）。「歷史學家所研究的過去不是死氣沉沉的過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仍舊活躍於現實生活中的過去」。不過，假如歷史學家不能理解一個過去行為背後所隱藏的思想，那麼這個過去的行為是無生命的，也就是說，對歷史學家而言是沒有意義的。因此，「一切歷史是思想史」，「歷史就是一個對這種思想的歷史進行研究的歷史學家，以自己的觀念重新加以組織的過程」。歷史學家以自己的思考重新構建過去的過程取決於經驗證據。但這本身也並不是一個經驗的過程，也不能僅僅只是陳述事實而已。恰恰相反，這種重構的過程支配著事實的選擇與解釋：實際上，這就是所謂的使事實成為歷史事實的過程。奧克肖特教授說，「歷史是歷史學家的經驗」，這種看法接近柯林武德的觀點。「歷史不是別人恰恰是歷史學家『製造』出來的：編撰歷史是製造歷史的惟一方法」。這類敏銳的批評，儘管也要保留一些嚴肅的思考，但它畢竟還是揭示了某些曾為人所忽略的真理。首先，我們所接觸到的歷史事實從來不是「純粹的歷史事實」，因為歷史事實不以也不能以純粹的形式存在：歷史事實總是通過記錄者的頭腦折射出來的。依據這一說法，當我們研究一本歷史著作時，我們首先要關心的不是這本書所包含的事實，而是這本歷史著作的作者。讓我以偉大的歷史學家為例，這些系列講座就是為了紀念他而以他為名建立的。特裡威廉，就像他在其自傳中告訴我們的，「在富有相當濃厚輝格傳統的家庭中長大」；假如我把特裡威廉描述為最後的、重要的、具有輝格傳統的、偉大的英國自由主義歷史學家，我希望他不會拒絕這一頭銜。特裡威廉追溯自己的家系，從偉大的輝格派歷史學家喬治·奧託·特裡威廉到輝格派歷史學家中無可比擬的偉大人物麥考萊（Macaulay），是有一定道理的。特裡威廉博士最出色、最成熟的著作《安妮女王統治下的英格蘭》（England under Queen Anne）就是以此為背景撰寫的，也只有當讀者以此背景來閱讀這部著作的時候，這部著作才會呈現出其全部的意義與價值。實際上，作者使得讀者沒有理由不如此行事。如果以讀偵探小說高手的技巧，一上來便讀《安妮女王統治下的英格蘭》的最後篇章，你就會發現該書第三卷最後幾頁已對我們現在所稱的歷史的輝格解釋做了在我看來是最好的概括；你也會看到特裡威廉是在盡力探究輝格傳統的起源與發展，這種傳統在它的建立者威廉三世（William III）去世之後的年代裡，大行其道、深入人心。儘管這也許並不是安妮女王治下所發生事件的惟一可能的解釋，然而卻是有根據的解釋，通過特裡威廉的手法更成為一種有效的解釋。不過，要想理解該書的全部價值，你還必須明白歷史學家在幹什麼。就像柯林武德所說，如果歷史學家必須在自己的思想中重構其主人公（dramatis personae）所曾想過的東西，反過來說，讀者也必須重構歷史學家所曾想過的東西。開始研究事實之前，你必須先研究歷史學家。這畢竟不是什麼非常玄妙費解的。有一位很聰明的大學生就這樣去做了，當有人向他推薦閱讀聖裘德學院的偉大學者瓊斯（Jones of St. Jude）的著作時，這位學生就到聖裘德學院的一位朋友處詢問，瓊斯是個什麼樣的人，他的思想、觀點又是什麼樣的。當你讀一部歷史著作時，應傾聽出弦外之音。假如你不能辨別出弦外之音，不是你耳朵重聽，就是那位歷史學家愚笨之至。事實的確不像魚販子案板上的魚。事實就像在浩瀚的，有時也是深不可測的海洋中遊泳的魚；歷史學家釣到什麼樣的事實，部分取決於運氣，但主要還是取決於歷史學家喜歡在海岸的什麼位置釣魚，取決於他喜歡用什麼樣的釣魚用具釣魚——當然，這兩個因素是由歷史學家想捕捉什麼樣的魚來決定的。總體上來看，歷史學家可以得到他想得到的事實。歷史意味著解釋。實際上，如果我把喬治·克拉克爵士的話顛倒一下，我將把歷史稱之為「堅實的解釋硬核外面裹著可引起爭議的事實的果肉」，毫無疑問，我這樣的陳述也是片面的、易引起誤解的，不過我敢說，和原來的那句格言相比，這種片面性、誤導性並不大。第二點更加為人們所熟知，即歷史學家需要一種富於想像的理解力（imaginative understanding），以透視正在其研究視野中人物的內心世界，把握其行為之後的思想狀態：我使用「想像的理解力」一詞，而不是使用「同感」（sympathy）一詞，以免別人把同感誤解為同意（agreement）。19世紀不重視中世紀歷史的研究，因為這個時代非常厭惡中世紀的那些迷信及其帶來的野蠻行為，因而不願意以想像的理解力來看待中世紀人。我們以布克哈特（Burckhardt）對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的苛評為例：「認為得救高於民族完整的信念，不管這是天主教的教義還是新教的教義，都令人震驚。」一個19世紀的自由主義歷史學家所接受的教育使其相信，為保衛祖國而廝殺是正確的、值得歌頌的，為捍衛信仰而廝殺是邪惡的、執迷不悟的，要想使這樣一個人步入三十年戰爭中廝殺人的內心世界，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這種困難在我眼下研究的領域尤為突出。過去十年間，英語世界關於蘇聯的記載，蘇聯關於英語世界的大多數記載，由於彼此之間甚至不能以一種最基本的想像理解力來看待對方，因此，彼此的言行總是表現出詆毀、愚蠢、虛偽的樣子。如果歷史學家不能以適當的方式接近其正在研究的人物的內心世界，也就不能撰寫出適當的歷史。第三點是我們只有以當下的眼光看待過去，才能理解過去。歷史時代中的歷史學家，同時也受該時代人類狀況的約束。他使用的所有術語——像民族、帝國、戰爭、革命等——其含義都與現實有關，他無法脫離這一語境而使用這些術語。古典學家一直喜歡使用諸如城邦（polis）、平民（plebs）之類的固有術語，只是表明他們沒有掉入這個陷阱。然而，這並不能幫歷史學家很大的忙。現實生活中的歷史學家也不能靠使用生僻或業已廢棄的術語來造成自己生活在過去的幻覺，就像他們即使是穿上古希臘男子所著的那種短鬥篷（chlamys）或古羅馬男性公民所著的寬鬆長袍（toga）來講學，也不能使他們成為好於那個時代的希臘、羅馬歷史學家一樣。一代代法國歷史學家使用這些詞語來描述法國大革命中起著重要作用的巴黎民眾——極端共和主義者（les sansculottes）、下層群眾（le peuple）、暴民（la canaille）、光胳膊漢（les bras-nus）——對於那些熟悉遊戲規則的人，所有這些詞語都是對政治依附關係和獨特解釋的說明。然而歷史學家必須做出選擇：詞語的使用不容許他採取中立的態度。而且，這不僅僅是詞語的事。過去一百年來，歐洲權力均勢的變化已經扭轉了英國歷史學家對腓特烈大帝的看法。基督教會內部天主教與新教之間權力均勢的變化已深深改變了彼此之間對一些人物的看法，比如對羅耀拉、路德、克倫威爾的看法。只需對過去四十年間法國歷史學家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著作作些粗淺的了解，就會認識到1917年俄國革命對法國大革命研究帶來多麼深遠的影響。歷史學家不屬於過去，而屬於現在。特雷弗—羅伯教授告訴我們，歷史學家「應該熱愛過去」。這是一個含糊的訓諭。熱愛過去或許很容易地被表達為對逝者和昔日社會懷舊的浪漫感情，或是喪失信仰的一種徵候，或是對現在或未來感興趣的一種徵候。如果以陳詞濫調來代替陳詞濫調，我倒寧願喜歡使自己從「過去事件永久性的影響」中解脫出來的老生常談。歷史學家的作用既不是熱愛過去，也不是使自己從過去中解脫出來，而是作為理解現在的關鍵來把握過去、體驗過去。不過，假如以上所述是我心目中柯林武德歷史觀的某些睿智之見，那麼現在則是考慮其中一些危險的時候了。對強調歷史學家在歷史編撰中所起作用這一趨勢——假如歷史學家這一作用對歷史編撰的邏輯結論帶來很大影響的話——其結果會從根本上排除歷史的客觀性：歷史是歷史學家製造的。實際上，柯林武德似乎有段時間已達到這一結論，柯林武德著作的編輯者在一條沒有發表的注釋中引用了這一看法：聖奧古斯丁從早期基督教的觀點看待歷史；提勒孟（Tillamont）會以17世紀法國人的角度看待歷史；蒙森以19世紀德國人的角度看待歷史。詢問哪一種看待歷史觀是正確的，這毫無意義。任何一種歷史觀對於採納某種歷史觀的人而言，是惟一的可能的歷史觀。這等於是純粹的懷疑主義，就像弗勞德認為的，歷史是「孩子的字母盒，只要我們願意，就可以拼出任何單詞」。柯林武德反對「剪刀加糨糊的歷史」，反對把歷史僅僅當作是編輯事實的觀點所帶來的後果是很危險地走向另一個極端：把歷史當作是人腦中編織出來的東西，這又走回到我先前引用的喬治·克拉克爵士段落中的結論：「不存在『客觀的』歷史真理。」以這種理論來代替歷史沒有意義的理論，我們在這裡得到的便是歷史有無數意義的理論，而且其中的任何一種意義並不比另一種意義更正確——所有的意義在大體上都是相同的。實際上，第二種理論和第一種理論同樣站不住腳。不能因為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山會呈現出不同的形狀，就推論說山在客觀上根本沒有形狀或有許多形狀。並不能因為解釋在建構歷史事實中起著必要的作用，也不能因為現有的解釋不是完全客觀的，就推論說這一解釋同另一解釋一樣好，就推論說歷史事實在原則上並沒有服從客觀解釋的義務。在後文的敘述中我將要思考歷史的客觀性究竟意味著什麼。但是在柯林武德的假設中還潛伏著一個更大的危險。假如歷史學家必須以當下的眼光來看待其研究的歷史時期，必須以其研究的過去問題當作是眼前問題的關鍵，那麼他是否會陷入以實用主義觀點來看待事實的窠臼，是否會堅持正確解釋的標準是這一標準與某些眼前目的的適當性？在這種假設基礎之上，歷史事實是沒有任何價值的，解釋是極其重要的。尼採已經闡明了這一原理：「我們無需對虛假的觀點做任何反對……問題是虛假的觀點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助長生命、保持生命、保存物種，或許是創造物種。」美國實用主義者儘管不是那麼明顯地、一心一意地，但使用的還是同一路數。知識都是有一定目的的知識。知識的合法性取決於目的的合法性。不過，即使是在那些沒有公開承認這類理論的地方，實際的實踐還是令人非常擔心的。就我自己的研究領域而言，那種不顧事實、隨意誇張解釋而又沒有意識到這種危害的現實性例子，我見得太多了。熟讀歷史學之蘇維埃派和反蘇維埃派的一些極端著作，有時便會對19世紀所抱有的那種純事實歷史的幻想境界產生某種思念之感，這一點也不奇怪。那麼，到了20世紀中葉，我們又是如何定義歷史學家對事實所應承擔的職責呢？我相信我近幾年來已花費了大量時間來收集、研讀檔案，把事實以注釋方式適當地插入我的歷史敘述之中，以免背上輕率處理事實與檔案的惡名。歷史學家尊重事實的義務不會因為他也應當知道事實精確程度這一義務而山窮水盡。他必須盡其所能地以各種手法把那些與他所研究的主題，與他所提出解釋的全部已知事實或可知事實生動地描述出來。假如他想把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描述為有道德、有理性的人，他必定不會忘記1850年斯塔利布裡奇·威克斯所發生的一切。但反過來說，這並不意味著他可以排斥解釋——解釋是歷史的生命血液。門外漢——我是說，不是學術界的朋友或來自其他學科的朋友——有時問我歷史學家編撰歷史是如何著手的。最常見的想法似乎是，歷史學家把他的工作明顯地分為可以辨認的兩個階段或兩個時期。首先，在初期，他要花費很長時間來研讀他的材料，並在筆記本上記載大量的事實；然後，當這個階段結束時，歷史學家就把材料放在一邊，只是利用筆記就一氣呵成地撰寫歷史著作了。在我看來，這一說法既不令人信服，也沒有什麼道理。就我自己而言，只要我一研究那些我認為重要的材料，就有一種強烈的渴望，並想動手寫作——不一定是在開始的時候，而是在某一階段，任何時候都可以動手寫作。自那以後，讀與寫幾乎是同時進行的。閱讀的過程，同時也是增補、扣除、重組、刪略的過程。閱讀是受寫作引導的、涵化的，因而也產生了豐富的成果：我寫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正在尋找什麼，也就更好地理解自己所發現材料的重要性及其彼此間的關聯性。有些歷史學家或許沒有使用筆、紙、打字機，而只是在其頭腦中從事這種初步寫作，就像一些人在頭腦中下棋，並不要棋盤和棋子一樣：這是一種令我羨慕的才能，但我無法模仿。不過我相信，在任何不愧於歷史學家這一頭銜的人看來，經濟學家所稱之為「輸入」與「產出」的兩個過程是同時進行的，實際上也是一個單一過程的組成部分。假如你想把這兩個過程分開，或者想此一過程優越於彼一過程，你就會陷入兩種異端中的一種。你所寫的不是沒有意義、毫不重要的剪刀加糨糊的歷史，就是宣傳材料或歷史小說，僅僅使用了過去的事實來點綴你的文體而已，而這種文體與歷史毫無關係。檢查了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關係之後，我們也因此發現自己處於非常明顯的危險境地，謹慎地航行在錫拉巨巖與卡律布迪斯旋渦之間。這塊巨巖就是那種客觀的編輯事實、事實應無條件優越於解釋的站不住腳的歷史理論，卡律布迪斯旋渦也是一種站不住腳的歷史理論，這種理論把歷史當作是歷史學家頭腦中的主觀產物，他安排歷史事實並通過解釋的過程來控制歷史事實，謹慎地航行於以過去為重心的歷史觀和以現在為重心的歷史觀之間。但是我們的情形和這相比似乎不那麼危險。在這一系列講座之中我們還會遇到以其他形式出現的把事實與解釋分開的兩分法——特殊的與一般的、經驗的與理論的、客觀的與主觀的。歷史學家的困境就是人性的反映。人除了最早的幼兒階段和很老的晚年階段外，一般不完全受囿於生活環境，也不是無條件地順從於這一環境。另一方面，他也從不是完全獨立於生活環境，並成為環境的絕對控制者。人與環境的關係就是歷史學家與研究主題的關係。歷史學家在事實面前既不是卑微的奴隸，也不是專制的暴君。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平等的、互動的關係。就像任何正在從事研究的歷史學家知道的一樣，當他在思考和寫作時，假如他停下來想想他正從事的一切，就會意識到歷史學家從事的工作是一個不斷地讓事實適合解釋，讓解釋適合事實的過程。讓一方處於比另一方更重要的地位，這是不可能的。歷史學家在開始選擇事實時具有臨時的性質，因而，根據這種選擇——不僅別人的選擇也是自己的選擇——的解釋也具有臨時的性質。隨著研究的進展，事實的解釋、事實的選擇、事實的秩序通過彼此之間相互作用經歷著微妙的，也許部分是沒有意識到的變化。並且這種相互作用由於歷史學家是現在的一部分，而事實屬於過去的這一情況而使現在與過去之間發生互動作用。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彼此互為依存。沒有事實的歷史學家是無本之木，沒有前途；沒有歷史學家的事實是死水一潭，毫無意義。因此，我對於「歷史是什麼？」這一問題的第一個答案就是，歷史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連續不斷的、互為作用的過程，就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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