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許多歷史學家來說，近十年來最重要的學術事件之一，是《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於二〇一五年刊登一篇對布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喬·古爾迪（Jo Guldi）和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時任系主任的戴維·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1965-）共同撰寫的《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的尖銳書評，以及這倆位作者的回應。畢竟，作為世界頂級、學術影響因子居全球首位的專業歷史學期刊，書評向由該刊編輯部指定，再向專家約稿，還須經過同行的匿名評審。然而，這篇書評自行投稿，沒有經過匿名評審，編輯部的「引言」稱：這是一次「規則總有例外」（Exceptions prove rules），為創刊一百二十年以來的首次破例。
此前一年，即二〇一四年出版的《歷史學宣言》，張揚激越，撼動視聽。該書效仿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熱情呼喚無產階級積極參與共產主義革命，先是疾言厲色地批評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史家沉溺於研究個體行為、個別事件的細枝末節和某個短暫時刻，致使史學不斷「內斂化」（inward turn）；接著高調鼓動歷史學家關注氣候變化、不平等，社會、國家乃至全球治理——這些影響人類未來文明發展的大問題。就像馬、恩當年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該書結尾也豪情滿懷地聲稱：「全世界歷史學家，聯合起來！你們會贏得一個世界，現在還為時不晚！」
《歷史學宣言》撰寫這篇書評的倆位作者，在英美史學界頗有影響。一是美國西北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德波拉·柯恩（Deborah Cohen , 1966-），另一位則是劍橋大學現代文化史教授，時任英國皇家歷史協會主席（Royal Historical Society）的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 1958-)。這篇批評文字犀利尖刻。該書的倆位作者在回應中稱，短短數千字中不乏「欺騙」（「deceptive」）、「不負責任」（「irresponsible」）、「過熱」（「overheated」）、「幻想」（「fantasy」）、「盲目」（「blind」）、「神秘」（「mystic」），「崩潰」（「debacle」），「歪曲」（「travesty」）和「驚慌失措」（「panic」）的負面性詞彙。
這倆位批評者最為不滿的，是該書猶如一份氣勢洶洶的戰鬥檄文，咄咄逼人。英文的「宣言」（Manifesto）一詞來自拉丁語，最初出現在一六四〇年代的義大利，意指公開聲明，解釋已實現的規劃和號召採取新的行動。二十世紀以來，「宣言」頻繁見於各種國際事務和政治活動，頗具競爭性、衝突性和對抗性。這篇書評稱，歷史學家不需要被領導，也不是被調派至一個戰線作戰的士兵。在這倆人看來，該書「或許還真有些目光偏狹和輕微的獨裁主義（one-eyed and just a little authoritarian）」。需要說明的，此書評沒有詰難該書倡導的「歷史長時段」，以及可能影響未來人類文明發展的氣候變化、不平等和社會、國家乃至全球治理的三個大問題。
這就可以讓我們稍稍放心地做點學術史的梳理。就治理而言，這在中國從《春秋》、《左傳》，在西方則從希臘羅馬之後，就已形成的政治史、經濟史乃軍事戰爭史的一個敘事傳統。它的重點關注如官制、疆域、律令、武備、外交、田畝、貿易等等，只不過隨著一九八〇年代後現代思潮的影響，史學轉向了關注話語、想像和意念的新文化史研究而稍顯冷落。再就氣候來看，自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1907-1964）於一九六二年出版了在春天聽不見鳥鳴的《寂靜的春天》之後，環境生態惡化引起了人們的極大焦慮。重點研究氣候和生態變化的環境史學，先在美國，後在世界各地迅速興起。逮至今天，該研究不僅擁有眾多的專業學會和專業期刊，且還被全球越來越多的高校列入教學和人才培養規劃。概言之，這兩個議題在史學界可謂大家眾眾、成果頗豐。
蕾切爾·卡遜相比之下，不平等問題此前似沒有太多學者予以關注，也沒有多少專門著述問世。這是因為自上個世紀的二戰結束以後，學術界深受哈佛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西蒙·庫茲涅茨( Simon Kuznets,1901-1985)的影響，相信在貧窮國家，經濟增長擴大貧富差距；在富裕國家，經濟增長縮小貧富差距。這個被稱之謂「庫茲涅茨曲線」的理論，認為隨著近代工業化、城市化展開之後，不平等會擴大；再隨著經濟發展，教育普及，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也會得到相應增長。用國人耳熟能詳的比喻，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把經濟增長的這塊蛋糕做大，社會自然會趨向平等。
一項顛覆性的論述，是法國新銳經濟學家託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1971-)於二〇一四年出版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該書的簡體、繁體中文版，分別於當年九月、十一月問世，同樣也引起了中文世界的極大關注。皮凱蒂直接挑戰了西蒙·庫茲涅茨的理論，認為隨著經濟和科技，以及全球化的發展，財富正愈來愈集中在極少數經濟精英的手中。再至二〇一八年，由皮凱蒂等人主持、全球經濟學家眾多參與的《世界不平等報告2018》出爐，稱當下百分之一的富豪，掌握了世界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七。簡言之，這些年裡經濟增長的蛋糕，在全球幾乎沒有一個發達經濟體實行了較為公平的分配。中產階級大量減少，財富向少數人迅速集中，在英國脫歐、川普當選，以及法國的黃馬甲運動中都被充分證實。
託馬斯·皮凱蒂這在歷史學界也引起了廣泛的共鳴，同年稍後出版的《歷史學宣言》對不不平等就有大段評述。畢竟，與眾多經濟學家不同，皮凱蒂在研究方法上沒有太多採自經濟學原理、法則和定律；而是跨學科地援借了歷史學家的方法。他從法國自十九世紀以來的稅收與遺產紀錄著手，搜集整理橫跨二十幾個國家、長達二百多年的歷史大數據，藉此分析工業革命以來的全球財富分配動態。可能受其鼓舞，二〇一六年當選的美國歷史協會主席，匹茲堡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的派屈克·曼寧(Patrick Manning,1941-)，在以「不平等：歷史學與學科方法」（「AHA Presidential Address, Inequality: Historical and Disciplinary Approaches,」）為題的就職演說中，號召歷史學家對該議題應當高度關注，並聲稱如果有效利用歷史大數據，就可以更深入地展開這項歷史研究。他詳細介紹了自己所在大學於二〇一一年開創的資料庫（The Collaborative for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CHIA）。
或能反映這項研究正蓄勢待發，是一些大學設立了相關的研究項目和課程。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也是近年來享譽全球史學界的《棉花帝國：全球歷史》（2014年）一書作者的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自二〇〇五年來合作主持了該校「資本主義研究」（the Program on the Study of Capitalism ）的項目，關於「惡化的不平等危機」 （crises of worsening inequality）是重要的研究內容之一。劍橋大學歷史系則開設了「不平等：一項全球史」（Inequality: A Global History）的研究生課程。課程主持者希望能夠採取全球視野和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從定性和定量兩個方面研究人類社會不平等的歷史。該課程討論的問題，涉及歷史上的財富分配和經濟發展，關於平等和不平等的思想之互動，以及關於性別、種族和宗教的不平等如何演化，等等。
二〇一七年，史丹福大學古代史教授沃爾特·謝德爾（Walter Scheidel,1969-）出版了一部頗引人注目的專題著述，題目是《均富利器：從石器時代到21世紀，不平等的暴力和歷史》（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如果說皮凱蒂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是從十八世紀工業革命開始，那麼該書鳥瞰了數千年的大歷史。作者指出經濟或物質的不平等，源自於對超越維持生存所需「剩餘」資源的掌握；早在人類狩獵採集的時代，對「剩餘」資源的不均等分配就已普遍存在，只是由於生產力的低下而沒有那麼嚴重罷了。在他看來，逮至農耕文明的出現，由於生產力的提高和更多「剩餘」的出現，再以國家建立權力等級制度及不斷伸展的強制性力量，致使不平等的現象愈演愈烈。
沃爾特·謝德爾於前近代的不平等，該書以探討古羅馬和中國這兩個不同類型而展開。前者，由古羅馬帝國首創，是通過軍事徵服而分封土地，不平等體現在延續至中世紀歐洲盛行的貴族封建莊園制度。後者，則是自秦漢以來，通過建立中央專制皇權，不平等基於擔任官職（office holding）而非私人經濟活動所致。該書就中國歷史關於不平等的陳述，擷取的案例有自秦漢之時「富者田連阡陌」的豪強，清乾隆之時富可敵國的和坤，再一脈相承和千年未變的，竟然還有據他說財富排在二〇一五年福布斯世界富翁榜上第五十五位的周永康。
可能並非危言聳聽，是該書認為迄今為止的歷史顯示，要想大面積地消除貧富懸殊，只有通過他所謂「均富利器」的「四騎士」 （four horsemen）——災難性大瘟疫、大規模戰爭、劇變型革命和政權崩潰。簡要說來，上個世紀風起雲湧的流血政治革命，以及今天「失敗國家」（failed state），秩序崩圮之後而留下來的普遍貧窮。至於災難性大瘟疫，如中世紀歐洲黑死病蔓延，兩次世界大戰，都導致了財富大幅縮水，致使社會不得不趨向平等。如果反觀該書沒有詳細談及的中國史，雖沒有多少歷史大數據作為支撐，古人卻留下了太多悽苦悲涼的相關傾述。諸如「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以及「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等等——不早就深深地契入到我們的心髓和血脈中？
14世紀，黑死病席捲幾乎整個歐洲。實際上，與中世紀歐洲還有不同， 即「均富利器」在中國催生了人類歷史上最多次數的農民戰爭。一九三九年，毛澤東與范文瀾合作撰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指出「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這個慘烈的歷史脈絡，可以從陳勝、吳廣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到東漢黃巾提出的「人無貴賤、皆天所生」，北宋王小波、李順的「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輩均之」，綿延至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太平天國洪秀全的「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就此「貧富不相齊」的歷史邏輯，龔自珍於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撰寫的《平均篇》，總結得最讓人涕泗橫流：「至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為兵燧，為疫癘，生民譙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
與之相應，一九五〇年代至一九八〇年代初，馬克思主義居於中國史學主流，農民戰爭史和農民運動史的研究是重點之一。該研究與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資本主義萌芽、漢民族形成，並稱中國史研究的「五朵金花」。那時幾乎所有參與者，雖都認為這些農民戰爭的爆發，歸因於「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的極度不平等，重心卻試圖論證如果沒有先進階級和先進政黨的領導，舊式農民戰爭是無法取得徹底勝利的。一九六〇年代初，當時史學領軍人物的翦伯贊稍微偏離主題，提出了統治階級在大災大難之後，從休養生息計，通常會採行「讓步政策」 的觀點。翦伯贊及其追隨者們認為，那些「輕搖薄賦」、「減輕刑罰」、「選用廉吏」、「抑制豪強」和「招撫流亡」等措施，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或減輕相關不平等的危機。
那時除了中國之外，英美和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頗關注不平等和民眾反抗。開創性的研究，如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 1917-2012）於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原始的叛亂：十九至二十世紀社會運動的古樸形式》，以及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匪徒》（Bandits）。他率先使用了「原始叛亂」（primitive rebels）、「社會匪徒」（social bandit）這兩個基本概念，生動地描述了綠林好漢、黑手黨、各種農民千禧年運動、都市暴民、以宗教為凝聚力的勞工運動，以及諸如共濟會和兄弟會這類反對不平等的社會抗爭。一九七五年，同樣享有世界聲譽的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E.P 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1993），出版了《輝格黨和獵人：黑匪法的起源》（Whigs and hunters: the origins of the Black Act），講述了十八世紀初在溫莎森林區，眾多面部塗黑的盜獵者與當局之間對抗和衝突的故事。
埃裡克·霍布斯鮑姆毋庸贅述，關於 「原始叛亂」（primitive rebels）、「社會匪徒」（social bandit），全都立足於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強調迄今為止的人類一切歷史都是階級鬥爭歷史的理念。然而，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一些基於紮實歷史檔案的學院派歷史學家的研究發現，這些「原始叛亂」、「社會匪徒」的面目和實際所為，與通常所認定的「犯罪」界限十分模糊。一方面，他們是局外人、叛逆者、拒絕接受常規貧困的綠林好漢；另一方面，他們也可能是打家劫舍、殺人越貨的盜匪和罪犯。這些歷史學家檢視相關科西嘉島、中國、希臘、馬來西亞、義大利和巴西等地的底層反抗，並沒有發現能與霍布斯鮑姆的到理論模型相匹配的歷史人物（James A. Inciardi, Alan A. Block, and Lyle A. Hallowell, Historical Approaches to Crime: Research Strategies and Issues ,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7）。
從我們今天的角度來看，或許過於強調經典理論的指導，當年那些馬克思主義農民戰爭史的研究確實不同程度地拔高、美化，乃至烏託邦化了這些底層民眾反抗。霍布斯鮑姆承認自己那本開創性的著作，連二手資料都未曾予以詳盡地搜羅整理，因為「本書並不意在成為一本詳盡性的學術著作」（《原始的叛亂：十九至二十世紀社會運動的古樸形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3頁）。更生動的一個事例，是二戰後在日本治中國明清社會經濟史，也是重要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和東京大學教授的田中正俊，對學生說自己熬夜撰寫有關明代農民鬥爭的論文時，睡夢中時常聽見那些農民的鼓勵：「我們能夠依靠的只有你了！」有趣的是，他夢中的農民們不是說中文而是法語。田中教授向來討厭行為舉止粗魯之人，尤其無法忍受有人隨地吐痰。有學生開玩笑地打趣道：「不過，鄧茂七（明代農民起義的首領）那群人肯定常常隨地吐痰！」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令人佩服和讚嘆的，是那些虔誠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被剝奪者和被剝削者寄予的懇懇摯愛和拳拳同情。不過，在悲天憫人的情感之上，還有作為歷史學家的永恆知識理性和人道主義的普適原則，方能有效避免 「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的悲劇重演。就如本文開始時提及《美國歷史評論》破例刊發對《歷史學宣言》的書評，編輯部撰寫的「引言」稱，該書命名為「宣言」，目的在於以不可逆的權威性和神召般的特質，「讓人們在黑夜中保持清醒（「keep people awake at night」）」。然而，這齣自著名英國歷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史教授的西蒙·沙瑪爵士（Simon Schama ,1945-）一段訪談。它的完整意思是勉勵歷史學家不必想著如何叩響權力的大門，其職責是應努力保持夜晚的清醒，「讓人們不要酣睡過去」。在這個意義上，當今天歷史學家又為不平等而愴然動容，首要之舉或許真應如上述編輯部「引言」 的最後一句所說：「我們必須躬身自問：我們就此做什麼，如何做，以及這對我們的時代意味著什麼？」（we are obliged to interrogate what we do, how we do it, and what it means for our times？）
（作者為南京大學教授，授權刊發，注釋略去。原題《讓史家愴然動容的「不平等」》，載《讀書》2019年第11期）
原標題：《講稿 | 「不平等」，為何又讓歷史學家愴然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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