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尼曼項目是哈佛大學為優秀在職新聞人提供深造的獎學金項目。獲選的尼曼學員可以在哈佛大學學習一年，自由選課，享用教學資源。每年，有12名美國學員和12名國際學員能夠獲此機會。2014年，羅潔琪獲選，在哈佛學習生活了一年。這一年給她的生活和記者生涯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今天正午的推送是羅潔琪的「尼曼」筆記，希望對仍有志於新聞業的年輕人有所啟發。
尼曼項目和我的記者生涯
文 ｜ 羅潔琪
1
「你在哈佛大學尼曼獎學金的那一年，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這是我最怕的問題。繞不過去，每次都得應付，可是答案都不一樣。
尼曼基金會坐落在一棟白色的雙層小洋樓裡，和哈佛大學神學院在同一條馬路上。外圍是一圈白色的木柵欄，樓下是花園，草坪斜坡，高聳的樹木，成團成簇的花朵。一條紅磚砌成的石階小徑通向正門。那是一米多寬的門，兩側是白色柱子，掛著一個黑色小牌子，用古銅色的字寫著「Nieman Foundation for Journalism 」——為新聞而設的尼曼基金會。
創辦者是艾格尼絲.瓦希.尼曼（Agnes Wahl Nieman），美國報人盧修斯W.尼曼（Lucius W Nieman）的遺孀。艾格尼絲出身於富裕的德裔美國家庭，熱心於公共事務的父親對她的影響極大，讓她從小接受了良好的藝術和公民教育，成為積極的社會活動人士。她掌握三門語言，在美國和歐洲多個城市遊歷。25歲的盧修斯W.尼曼於1882年加盟了《密爾沃基日報（The Milwaukee Journal）》，他擔任總編輯，踐行辦報的理念「絕不在意社會階級，要在乎人；遠離政治偏見和黃色新聞」。創報數月後，城裡的一個大酒店發生了火災，71人遇難。當其他報社都稱之為「不可以躲避的災難」，《密爾沃基日報》認為，酒店主人涉嫌過失犯罪。盧修斯矢志不渝地致力於自由的新聞，針砭時弊。1900年，艾格尼絲將近40歲時成為了尼曼夫人，是丈夫最好的朋友，為報社出謀劃策。1919年，該報社贏得第一個普立茲獎，被譽為「提供了最公正和最值得稱讚的報業服務」。
上世紀20年代初期，盧修斯因中風退出編輯部，1935年在家中逝世。不到一個月，尼曼夫人非常疼愛的侄子Cyril 也因病去世。1936年2月，尼曼夫人病重。去世前，她緊急召見了律師和丈夫遺產的信託管理人，秘密商談，決定修改遺願。
2月5日，尼曼夫人逝世。數日後，哈佛大學時任校長James Bryant Conant 收到了一封律師的來信。信中稱，報人遺孀尼曼夫人要捐贈價值逾100萬美金的遺產給哈佛大學，財產的使用要遵從明確的遺願，就是「促進和提高新聞業的水準（To promote and elevate the standards of journalism）」和「 教育特別適合做新聞的人（Educate persons deemed specially qualified for Journalism）」，以此紀念她深愛的丈夫，終身熱愛新聞業的尼曼先生。
可是，哈佛大學並不是很歡迎那筆捐款。那個年代，很多新聞從業人員都沒接受過高等教育。在學者眼裡，他們是沒有教養的商人。當時美國正陷於經濟大蕭條，哈佛大學需要更多的捐款，但是並不想要一筆永遠和新聞業捆綁在一起的資金。無論當時還是現在，哈佛大學都沒有成立新聞學院。校長考慮開設提高新聞人寫作的項目，以及為全國各地的報紙拍一部電影。這些想法被哈佛監督理事會的成員Walter Lippmann先生否定了，他是一名有影響力的專欄作家，也是哈佛校友。他認為，在職新聞人來哈佛深造的項目會更好地實現尼曼夫人的遺願。
兩年後，校長在公布1938年的第一屆尼曼項目（The Nieman Fellowshipfor Journalism）時，稱之為「一個讓他心存懷疑的試驗」。他聲明，哈佛校門為尼曼學員打開，學員們可以在哈佛學習一年，自由選課，享用教學資源。雖然很多教授都不樂意讓「久經沙場，看上去厭世」的記者和編輯進入課堂，但在校長的承諾之下，尼曼項目畢竟誕生了。
2013年，尼曼基金會成立75周年，尼曼報告雜誌《Nieman Report》出版了專題文章《Mother of Invention 》和《The Nieman Factor》，講述了那些久遠的故事。在過去的歲月裡，尼曼基金會不斷改革，1946年首次迎來女性學員，1947年首次接收非裔美國人，1951年首次招收國際學員。截至2013年，尼曼基金會已經在96個國家物色有所成就的新聞人，每年有12名美國學員，12名國際學員，一個國家遴選一個。
1970年，校長Conant先生在他的自傳中談到了那個讓他忐忑的尼曼實驗，最後他寫到「尼曼夫人是一位完美的捐贈者，尼曼項目是我引以為豪的創新」。
尼曼夫人的律師給哈佛大學校長的信。
尼曼夫人的遺願。
尼曼夫人的肖像，攝於2018年10月的尼曼基金會80周年慶典活動之後。
2
2014年3月21日凌晨，夢裡有一匹白馬朝我奔來。我拼命地逃跑，跑過山坡，跑過平原，最後精疲力盡，虛脫在地。白馬衝來，把我咬得滿臉是血。那一天，是尼曼基金會通知遴選結果的日子。
尼曼的郵件說，如果被拒絕，會電郵通知；如果獲選，會電話通知。半夢半醒之間，手機響起，我猛然驚醒，看到有新郵件，心裡想「完了」。打開一看，是工作郵件，我鬆了一口氣。
我丈夫說，夢裡有血光，就會有喜事。那天中午十二點多，手機響了，是美國來電，我把手機緊緊地貼著耳朵。尼曼的負責人Ann Marie Lipinski說，「Congratulations, you are selected by Niema Foundation」。往下的，我都沒聽進去。
8月中旬開學，我帶著2歲半的女兒和65歲的媽媽到了美國，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家。夜裡，汽車從黑暗的馬路駛進有燈光的區域，我開始找學校的圍牆，心裡納悶，「哈佛大學在哪裡，我們進校門了嗎？」 後來，車在Brattle Street 83號門前停下來。看著新英格蘭風格的建築物裡面透出來的昏黃燈色，我像置身於一個無法預知劇情的舞臺。
那是一棟七層高紅磚牆的老建築，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屬於哈佛Radcliffe 研究機構（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它的前身是Radcliffe 女校，距離哈佛老院子只有15分鐘的步行路程。院子的圍牆上長滿了藤類植物，院內擺著一張木椅，一層大堂的木門黃銅包邊，又厚又重。
公共洗衣房在地下室，走廊看不到盡頭，兩側好像有一些垃圾房，經常是空無一人，時刻瀰漫著洗衣液的味道和烘乾機燥熱的溫度。一進電梯門，又老又舊的電梯就輕輕晃蕩一下，機器聲音響起「Going down, Basement」。據一個住戶說，40多年前，張愛玲也住在那棟樓的公寓。她曾在旁邊的Radcliffee女校短暫供職，那個院子有機靈活潑的松鼠，蔥綠的大草坪，兩棵結滿紅色果子的蘋果樹，各個角落點綴著刻了故事的受贈長椅子。我偶爾會想，不知道張愛玲以前洗衣服的時候，會不會也覺得地下室很陰森？
安頓下來後的第一個星期天，我帶著一老一少在哈佛廣場閒逛。在甘迺迪學院的前面，恰逢每周一次的農夫集市，像那首老民謠《Scarborough Fair》唱的「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你要去斯卡伯勒集市嗎？香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裡香）」，攤檔上擺滿了新鮮的蔬果，香料，鮮花，還有五顏六色的新鮮義大利麵。我細細地看，流連忘返。突然，女兒說流鼻血了，鮮紅的血液滴滴答答地落在她的衣服上。她是第一次流鼻血，我錯誤地讓她抬頭，並慌亂地用紙巾給她擦，越擦越多，好像流之不盡。我開始緊張了，血讓我頭暈，我把紙巾塞給媽媽，幫女兒堵住鼻孔。鼻血減少了，不過臉上，衣服都是斑斑血跡，看得我一陣暈眩。我想到美國和中國相隔幾個海洋，身邊沒有朋友，尼曼基金會周末也沒人上班。萬一我暈倒了，媽媽不懂英語，又高血壓，她和孩子怎麼辦？眼前的事物開始模糊，身體有一種失血的恍惚，我對媽媽說，快把孩子帶到別處，我不能再看到血了。然後，我轉身對旁邊買義大利的哥們兒說，「我快暈倒了，能不能幫我叫911？」 他很關切地問，是dizzy(頭暈目眩), 還是 faint （暈倒）？我說是Faint。他拿起手機撥了911。然後，扶我躺在放新鮮義大利麵的冰箱上面。我問他要水，他把喝剩的那瓶礦泉水遞給我。
不到五分鐘，美國紅色的消防大卡車就響著急促的笛聲停在馬路對面，幾個非常強壯的消防員跑過來站在我的身邊。我好像馬上清醒了，在坐和躺之間猶豫不決。不到一分鐘，一輛白色的急救車也急促趕來，下來幾名白衣醫護人員。一名身穿白色襯衫、藍色褲子，身材高大的女警察快步跑過來，坐在我旁邊，用粗壯的手臂擁抱著我，很溫存地喊我「Honey， Honey…….」。後來，我才知道美國超市的收銀員也會喊所有人「Honey」，但是，那個時候我是第一次聽到。神經開始放鬆，我放肆地抽泣起來。她給我量了血壓，說太低了，可以去醫院繼續做檢查。想到還沒來得及買醫療保險，我就猶豫了。女警察說，救護車和急診費用合起來大概幾百美金。我馬上說，「沒事了，我休息一會兒就會好起來」。她仍然抱著我，很耐心地說，不要著急做決定，我等你五分鐘。如果你決定了不去，一會兒再有不舒服，還可以重新打911。很快，那輛紅車和白車再次響起刺耳的警鳴，閃爍著亮光，急促離開。
我如釋重負，走到旁邊的露天咖啡廳，坐在椅子上，用手肘撐著額頭。一個服務員給我端來一大杯加滿冰塊的水，說是免費的。我給她錢，買了一杯咖啡，送過去給賣義大利麵的哥們兒。後來，媽媽帶著孩子一起走過來，女兒的鼻血完全止住了，我們在街頭相擁。在記憶裡，那是我和媽媽的第一次擁抱。
從那以後，在尼曼的一年一幕幕漸次打開，我不僅僅在那裡學習，更是在生活。
羅潔琪與女兒在尼曼的花園。
3
2014年8月尼曼迎新典禮那天，在我的記憶裡是蔥蔥綠綠的，充滿新鮮的味道。
我帶著媽媽和女兒一起去了那個白色的院子，草正綠，樹正濃，花也正豔。尼曼的理念是，新聞人很需要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特別是要讓孩子理解父母從事新聞業的意義。學員的伴侶（包括配偶和情侶，同性和異性）可以一起參加尼曼絕大部分的活動，而且有哈佛大學圖書卡，也可以去聽課，只有一些嚴肅的活動限制孩子參加。那一天，我看到尼曼的工作人員把幾箱玩具放在草坪上，來自不同國家的孩子跑過去，語言不通的時候，就用手語和表情交流，他們很歡樂地在草坪上一起打滾追逐。那一天，必須正裝出席，於是我穿著在淘寶買的黑色蜂腰禮裙，還有在裁縫店訂做的綠色油畫絲巾。我們集合在草坪上，微笑著拍了班級合照。在尼曼公布當年人選時，我曾在網站閱讀過一些同學的背景。平等地站在他們中間，是一種被選中的喜悅。這種情緒掛在每個人的臉上。
院子中間的建築以Walter Lippmann先生命名。1936年，是他否定了哈佛校長的想法，建議將尼曼夫人的捐款用於哈佛大學的深造項目「Nieman Fellowship for Journalism」。走入建築，走廊牆上掛著歷屆尼曼孩子（Nieman kids）的照片，一塊電子屏幕上顯示著歷屆尼曼學員的合影。走廊前方是小圖書室和廚房，擺著餅乾，茶葉和咖啡，窗前有個長木桌子，供大家喝茶讀報，寫東西。
尼曼最重要的研討室（Seminar Room）在一層的最裡面。房間內，白色木格子的落地窗朝東，外面是寬敞的木質陽臺。書架上擺滿了歷屆尼曼學員的圖書作品，壁爐上方掛著Nieman 夫人的肖像畫。南面的牆上有一塊青銅板，上面刻有歷年「萊昂斯新聞良知與正直獎（ Louis M. Lyons Award for Conscience and Integrity）」的獲得者姓名。每一屆尼曼學員根據嚴格的程序提名、討論，最終決定獲獎者。青銅板上有兩位中國人的名字，一位是原《財經》雜誌總編，財新傳媒現任社長胡舒立女士，另一位是有傑出成就的紀實作家楊XX先生。後者因為某種緣故，沒能去領獎。
研討室內設有麥克風和木質演講臺，每周三下午，這裡都要舉行講座，演講人有哈佛大學的知名教授，也有美國最有專長的新聞人以及有特色的作家。這是為了拓寬尼曼學員的眼界，「to be a bigger one」。演講開始前十分鐘，會有工作人員拿著沉重的青銅色銅鈴輕輕搖動，在走廊，圖書室和大廳的人群中走一圈。鈴聲清脆但是不響亮，如潮的人聲漸漸安靜，像水漫入細沙，那是我記憶裡的尼曼傳統之一。
哈佛大學第二位非裔女教授 Sara Lawrence曾來尼曼演講。她是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學研究者，我們事先收到郵件，演講中途連廁所都不要去，以免不敬。那天下午，我特意不喝茶，坐在了第一排。Lawrence 教授穿著很素雅的非洲服飾，戴著銀質的耳環和項鍊，我能聞到她的香水味，聽到那些銀器碰撞的清脆響聲。
Lawrence 教授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父母一代在種族歧視中煎熬和掙扎。46年前，她26歲，受聘於哈佛大學，學生都比她年齡大。她非常緊張，以至於對講臺產生了恐懼。她跑回家鄉找當教授的父親，坐進他的課堂，在最後面的角落旁聽。父親進入課堂時，用手指著她，笑容燦爛。父親告訴她，「哈佛要你，並非因為你最淵博，最深刻，而是你獨特，與眾不同，可以帶來一些不一樣的東西。「Lawrence 教授是一個出色的故事講述者，她不僅僅分享了事業的經歷，還講了作為一個母親和妻子，如何克服生活的焦慮，高效地平衡事業和家庭。
如果說Sara Lawrence帶來一個很勵志的美國故事，那麼Stephanie Burt 教授則讓我對人類的情感和生活的方式有了更多的思考。Stephanie是著名的詩人和文學評論家。Ta是位性別轉換者，演講當天，穿著黑色蕾絲上衣，配紫色圍巾，塗了淡淡脂粉，言行舉止非常謙遜，謙遜得近乎羞澀。演講的中途，朗讀了詩歌，聲音充滿激情，表情豐富。Ta 有太太，還有兩個孩子。在提問階段，有貌似客氣又很尖銳的問題——「為什麼你能活得如此精彩？」Ta很坦誠地感謝了妻子，並且感謝了哈佛大學給予的高薪。沒有更多關於細節的追問，因為誰也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別人在私人生活上的選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親密關係中相互的理解、妥協和愛，會讓另一方活得有尊嚴。
還有一次，幾位美國記者和自由撰稿人講了他們如何尋找「Nobody」的故事。其中有兩句話讓我回味和思考，「I am look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ve no voice"以及「I like my connection with the city and the people"。在中國，無論新聞機構還是個人，都追求重大新聞。我同班的Melissa Bailey，她在耶魯大學本科畢業後，就在一個非營利的新聞網站做記者和編輯，做社區新聞，幾年之後，來了尼曼。在中國的新聞業，這種成長路徑幾乎是不可能的。她認為媒體作為社會良心，社會公器，要給那些不能發聲的人以發聲的機會。那天晚上，我忍不住寫信給尼曼的負責人Ann Marie，和她討論了關於Nobody的新聞選題。她說，這是很重要的新聞題材。四年之後，當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時，我認同了美國同行的觀點。但是，我也認為在寫「Nobody」的時候，需要很強的選題判斷力和寫作能力，就像《紐約時報》在2018年10月發表的那篇《The case of Jane doe ponytail （華人按摩女之死）》。
紐約時報的前總編Jill Abramson也曾來過尼曼演講。她說，在《紐約時報》招聘新人時，最看重的是對追求真相的激情。當年她被《紐約時報》解僱，被迫離開了編輯部，後來在哈佛大學給本科生開設了關於新聞的課程。我問了她關於在中國發表批判報導，以及給《紐約時報》帶來影響的問題，她好像沒給出很好的回答。演講結束後，尼曼的領導Ann Marie過來擁抱我，說喜歡我的提問和激情。那句話讓我覺得突然，因為我以為自己的激情已經死了好久。
尼曼的同學JasonGrotto說，我是個微笑提問的女人，貌似sweet，其實tough。我說，其實我在中國並沒有多少機會向某個權威的人提問，經常只是用盡各種方法追查事實細節而已。在中國，記者的形象並不是拿著麥克風和用筆紙記錄的提問者，當然在美國也不全然是。
在那個研討室，每個周二晚上還要舉行Sounding之夜。那是最特別，也是最重要的尼曼傳統。 每個學員輪流成為那個晚上的主角，講自己的故事，主題是「Why do you do what you do」——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分別講述自己的職業故事和私人經歷。
我聆聽了23個人的Sounding。我逐漸體會和思考，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下，該如何理解新聞的使命，並用不同的方式去踐行。無論對於主角，還是臺下的聽眾，Sounding 之夜都有一種莊嚴的儀式感。
Lippmann House 裡的裝飾。
Lippmann House 牆上尼曼孩子的照片。
4
2015年4月26日的早晨，我匆忙地趕去參加一年一度的「哈佛中國論壇」。我將和別人合作一個演講。在家改完最後幾頁PPT，就拿著口紅，一邊描一邊衝出門口。
推開那個厚重的木門，我看到院子裡的長椅上坐著一個年輕人。她留著男式短髮，穿著白襯衫，戴著藍色領帶，腳邊是一個藍色行李箱。長椅上，還有一件藏藍色西裝。陌生面孔，她不是這棟樓的住戶。
我本想問候一下就擦肩而過。可是，我看到她眼裡含淚。
我停步問，「Are you ok?"
霎那間她淚如雨下，像個孩子一樣用袖子拭淚，說，從別的城市來看朋友，可是她避而不見。我注意到她用了「she」。
「樓底下有門鈴，你是否要嘗試按一下？」
「已經嘗試過很多次了，她就是拒絕」。
「你此前見過你的朋友嗎？」
「沒有，我們只是在網上聊了一年多。」
我說，「很抱歉，不能幫你做多一點」。然後，快步離開。走了幾步，聽到身後的她放聲哭起來。
我不忍心，又返回去，把書包的紙巾拿出來，交到她的手裡。她驚愕了一下，然後，含淚說謝謝。我再次離開，走在哈佛老院子裡，心裡還想著那個流淚的陌生人，想到了「不遠千裡，思而不得」。
後來，我在尼曼的虛構寫作課上，以這個故事為靈感，寫了一篇關於同性戀的小說。那是我第一次嘗試寫小說。那一年，我在哈佛大學的甘迺迪學院、法學院、人類學，還有麻省理工大學都旁聽了課程。不過，花時間最多的是在尼曼提供的虛構和非虛構寫作的工作坊。虛構寫作的第一節課，教授要求我們在5分鐘內用不多於6個詞語介紹自己。 後來，她每節課都提供一個單詞，要求我們在10分鐘內圍繞那個詞語即興寫一個故事，寫完之後，輪流朗讀，並且相互評論。教授認為，好故事並不需要長時間的醞釀和寫作。她挑剔用語，講究簡潔和邏輯的閉合。那個課堂讓我懂得，小說的寫作比非虛構寫作更需要有說服力的情節和邏輯。
後來，我們的課後作業是寫更複雜的小說。我以「非典」為背景，寫了一個三頁紙的故事，主題是「尋找」。在上課前，我跑出去買三文治。排隊的時候，大腦一直像印表機一樣繼續寫作。我一邊排隊，一邊忍不住流淚，為我故事中的人物。我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寫小說帶來的自由。
我在課堂上朗讀了作品。教授說我應該寫一部小說。
我問她，「關於什麼？」
「關於愛。」
「為什麼？」
「你善於把握文章的情緒。很多作家訓練多年，都無法掌握進入人心的藝術，而你的作品體現了這種能力。」
回國後，我一直在正午寫非虛構的故事，再也沒寫過小說。
哈佛大學校園。
哈佛大學的Widener 圖書館。
5
今年10月的波士頓，秋風蕭瑟，細雨霏霏，滿地金黃的落葉。10月12日至14日，尼曼基金會舉行80年的慶典，十幾個同學說回去，我也飛回去了。
在慶典之前，我們班在紐伯裡波特城的海邊租了一個房子，先做小聚會。海邊的天很陰，風很大，空氣很冷，一群人在夜裡的沙灘上散步聊天，我聽到潮聲嗚咽。第二天，我們開車去農夫市場買菜，美國記者做沙拉，煎牛排；法國記者烤巧克力蛋糕；來自中國的我帶了花椒和幹辣椒，炒了一盤麻辣牛肉。夜裡，大家倒了酒，坐在地下室的沙發上，地板上，遵循尼曼的傳統，舉辦一個Sounding，仍然是演講加提問，不過時間縮短為每個人只有10分鐘。
孩子們在臥室裡玩耍，除了14歲的Seth，他是美國記者Denise的五個孩子之一。當年，Denise帶著丈夫和一群孩子來尼曼，成為傳奇一樣的故事。3年後，Seth也成為Sounding 的一員。如果說尼曼那一年像夢一樣，現在大家都回到了現實。絕大部分人都換了工作，從編輯部到了經營部，或者辭職寫書，做自由執業的新聞培訓，從編輯換成記者，他們都說尼曼那一年，給了自己嘗試新職業和新生活的勇氣。目前，沒有人離開新聞業。
在去海邊的路上，我和法國的同學NabilWakim夫婦在同一輛車上。尼曼之後，Nabil曾擔任《世界報》數據新聞的主管編輯，後來他辭掉，改做報導能源行業的記者，全世界跑。他說，還是喜歡做去新聞現場的記者。總能遇到新鮮的事和人，這也是新聞業最吸引我的地方。我告訴他，那天上午，我約非虛構寫作的老師Steve見面了，向他請教這兩年寫作中遇到的困惑。他很認真地回答問題，每次解答都舉例，還送了我兩本書。分別時，我要在咖啡廳外面的陽光下和Steve拍幾張合照。他用臂膀抱著我，讓人家多拍幾張，大聲地喊，「More than ten！more than ten！」我記憶中的 Steve一點都沒變。
12號下午，在尼曼花園的接待晚宴上，我見到了西班牙的同學DavidJiménez，他長得很帥，眼睛迷離深邃，永遠是花花公子的瀟灑模樣。尼曼畢業前，他就被委任為西班牙第二大報社EI Mundo的總編，我們曾經為他開了香檳，在花園裡舉杯。沒想到，後來，他被解僱了。見面時，他解釋說，因為做了太多批判報導，政府不滿，就給報社的投資者施加壓力，股東們撐不住，就把他解僱了。他起訴報社違約，證據之一是股東曾給他發的許多報導禁令，證明報社是基於壓力違反了勞動合同。後來雙方和解，他也拿到了賠償，現在西班牙的某個大學做客座教授，也給《紐約時報》做專欄作家。他用幽默的語氣講著這個故事，和我們一起哈哈大笑，可是他曾經歷過的各種艱辛，是我們看不到的真實。他還談起最近的焦慮，三個兒子和他一樣帥，步入青春期了，可是相信小夥伴們說的「初夜不會讓女生懷孕」。他說，這個說法讓他幾乎打了個冷顫，他立刻買了一盒安全套，拿起一根香蕉，給家裡那群男孩上了一節課。我想像不出來那三個金髮的西班牙男孩變成什麼樣子了，只是記得尼曼畢業時，一群孩子在花園拍合照，穿著「Nieman kid」的T恤，各種神情在鏡頭前定格。
尼曼基金會80周年慶。
從全世界各地回來的尼曼學員及家屬。
2018年8月13日，尼曼基金會在波士頓公立圖書館舉行80周年慶典的晚宴。右邊第一張桌子的人物為作者同學。
尼曼基金會80周年慶典的晚宴。
Nabil Wakim,2015年尼曼學員，法國報紙Le Monde的記者。
David Jiménez， 2015年尼曼學員，西班牙報紙EI Mundo的前任主編，現為《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6
80年慶典，幾百位學員和家屬回到了尼曼，其中有很多白髮蒼蒼的新聞人。在人群中，我也看到了前財新同事曹海麗。她是2009年的尼曼學員，也是我的引路人。
2008年，我即將30歲，想轉行。一個政法大學的師弟說，應該去《財經》雜誌做記者。我問為什麼，他說「如果你進入《財經》雜誌，我們都會仰視你的。」為了這樣的虛榮，我決定求職。問朋友借了一堆舊雜誌，臨時抱佛腳，可是也沒看懂。面試和筆試前，我狂背國家領導人的姓名，幾乎連續四天沒合眼。副主編張進問，筆試和面試要不要分開進行。我說，一起來吧，長痛不如短痛。下午兩點左右進入泛利大廈，晚上九點才走出來。他們給了我一盒快餐。
後來，張進通知我入職。很多年以後，我問他為什麼錄用我。他說我不卑不亢，而且入職信寫得很好，層次分明，邏輯清晰，情感動人。但是，他有點懷疑是我當教授的丈夫代筆的。
入職後很久，我一篇雜誌稿都沒寫過，天天為選題焦慮，也被《財經》雜誌內部的精英意識所約束，寫作的時候放不開，總害怕自己不夠深刻。
我想著辭職，又覺得還沒轉正，很沒面子。2009年，海麗結束了尼曼項目，從美國回來。我請她吃午飯，飯桌上說著說著，就哭了起來，覺得轉行以後好迷茫啊，像火車在穿越隧道時，突然把我甩出去，眼前一片漆黑。我說很羨慕她去尼曼，哈佛對於我來說，像海市蜃樓。她爽朗地笑，露出很白的牙齒，「你以後也可以的。」
她說，「你現在，就好好做新聞，會有變化的「。
後來，我就踏踏實實地做了幾年新聞，心裡沒有明確目標，沒把尼曼當夢想。那些年，我寫稿後會很累，身體被掏空一樣，而且，腦子高速運轉後，很難停下來，喝一杯酒會幫助睡眠。可是，工資不高，也不能每個星期買得起紅酒。不過，新鮮的床能讓我睡得著。我會在寫稿後去海麗家睡沙發，在那個灰色牆上刷滿「拆」字的老院子。院子裡是南北通透的矮樓，長了參天的老樹，爬滿了青藤。每次，海麗都給我打開摺疊沙發，鋪好紫色的床單，搬來白色的羽絨被。我們會在沙發上聊天，聊工作，聊感情。她是資深記者，有國際視野，對新聞有深刻的看法，可是她從來不自詡為精英。睡前，海麗把陽臺上的白色布簾放下，遮擋晨光。第二次早上，我們熬稀飯，配上腐乳，吃包子。
2013年，履歷滿足了尼曼的要求，我就想申請了。申請的過程中，很多朋友給予幫助，我至今無法一一回報。海麗給我寫了推薦信，由於是保密的，我不知道她寫了什麼。Deadline前的一個晚上，在財新辦公室，一個同事走過來說，「潔琪，你為什麼認為自己可以PK別人呢？在網際網路的時代，美國人不需要你寫的中國故事。」
夜裡，我打車回住處，給海麗打電話，一邊說一邊泣不成聲。海麗安慰我，「我覺得你肯定行的，別擔心了。」
2014年去美國前，我和海麗告別，感謝她當年在我心裡播下了尼曼的種子。
2015年我回國，海麗早就離開了財新。我也想著，需要嘗試新的工作了，不能在原來的軌道繼續下去。我找海麗商量下一步去哪裡。她說，「去正午故事做非虛構寫作吧，我覺得你挺能寫的。」
現在兩年過去，正午還在，只是海麗退掉那個老公寓，搬去了杭州。我寫完稿之後，再也沒有可以過夜的沙發。
在尼曼80年的慶典中，我拉著海麗拍照，緊緊抱著她，趴在她肩上說，感謝她改變了我的人生。
她離開後，我站在尼曼花園門口，看著牌子上的「Nieman Foundaiton for Jounalism」，回憶起從尼曼畢業的那天。哈佛大學時任校長德魯·福斯特（Drew Faust）走進尼曼一樓的房間，發表了演講，為我們頒發證書。歷任哈佛校長出席畢業典禮，這也是尼曼的傳統。
我還記得，在人群漸散後，我去了尼曼的領導Ann Marie 的辦公室，和她聊了當時仍感困惑的未來。最後，她很認真地看著我說：「你是尼曼，承載著尼曼的榮譽，也是使命，記得要做獨特的自己，與眾不同，始終保持潛力，為這個世界帶來一點變化」。
羅潔琪和曹海麗。
—— 完 ——
題圖：尼曼基金會80周年慶典的晚宴。
Nabii 和 David分別提供了照片，另有部分圖片由是尼曼基金會提供，其餘圖片由作者拍攝。
文章第一部分的內容，參考《尼曼報告》雜誌中的兩篇文章：《Mother of Invention》《The Nieman factor》,以及尼曼基金會網站的文章《Lucius Nieman, Newspaperman》
文章插圖一和插圖二源自尼曼基金會的官方網站，https://niemanreports.org/articles/mother-of-i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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