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高中的時候，正好遇到陳水扁上臺。
當時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陳水扁到了東勢高工訪問以後，在學校掀起了以講閩南語「愛臺灣」作為分類和成群結黨的現象，數學老師轉用閩南語講課。
懵懂的我不隨潮流生長帶有抵抗的自學簡體字，在大陸網上學習科學知識，認識了神舟系列的航天設備，被同儕扣上了共匪、匪諜、紅衛兵等等稱呼。
在大學的時候我學習自動化控制，當時在臺南遠東科大，學校門口的大喇叭經常響起，民進黨動員臺南的農民去臺北遊行抗議，廣播說去了臺北有便當吃，當時還有一件大事紅杉軍佔領了凱達格蘭大道，陳水扁的貪腐案在臺南老實的農民眼中堅定不移的相信是建國基金。
當時臺灣的新聞經常看到遊行示威，好像這就是臺灣的民主，學生搞社團活動參與學生自治關心社會議題好像也是民主的體現。
2008年兩個對我產生深刻影響的大事：一個是美國二次房貸導致的金融危機，使得臺灣很多工廠關停，另一個是我第一次踏上大陸的土地。
從澳門拱北口岸到廣州看到正在修築的廣州塔，到河南領略博物館中我們中國歷史浩瀚的內涵，當時有朋友對我說你們客家人正是從這裡出發最後分支血脈到了臺灣，2008年是我第一次踏上大陸的土地，當時的北京令我驚訝的，我們中國人竟然能夠有那麼大的城區，比起我在臺灣成長的經歷一切都是那麼的微小。
當年在大陸看到的一切是那麼的欣欣向榮，大家奮力求發展，一切都是為了經濟建設，為了繁榮富強，很多人認為2008年的奧運更是中國發展的一個轉折點。
當時一同去北京的很多臺灣同學看到了我對大陸的認同和稱讚，又給我扣上了紅衛兵的帽子，而我那時想著的卻是2003年楊利偉升空的畫面，2008祖國早就已經發展繁榮了，而身邊的臺灣青年卻還活在夢裡，活在想像中的自豪和傲嬌裡。
回到臺灣的我思想得到真正解放。我看到真實的大陸不是臺灣宣傳的那樣，而是絕對繁榮富強的開始，於是在臺南和臺中辦起了馬克思讀書會，學習中國近代史和社會主義。
當時看到正在向下沉淪的臺灣和騰飛的大陸，我決心要認識更多，於是考取了金門大陸的大陸研究所，追尋著當年驚鴻一瞥的北京。
一個理工男的道路沒有領路人指導，只能緩慢的匍匐著前進心向著祖國摸索著道路。看如今許多臺灣青年是多麼幸福，大學就能到大陸學習。
在金門大學學習的期間，我去臺北在參加一個旺報主辦的論壇認識了王炳忠。
當時他是政大的高材生，印象深刻的是他用的是智慧型手機，碎屏了的智慧型手機，當時我還在用按鍵機，這或許就是臺灣中部和臺北的差距吧。
當時他還未在新黨工作，我們已經結下了緣分，現在想來就是在那時各自走上追尋統一的道路。
我記得當年他滿懷理想並且滔滔不絕的論述著反對臺獨，記得當年他選擇了新黨和「中華民國」的時候我們的友誼從一同探索統一的同路人變成了，他和別人一樣叫我「共匪」。
即便當時對這段友誼有所不舍，但在2011年臺灣的統派還是一片藍旗的情況下，我已經成了又紅又專堅定的祖國派。
當時和王炳忠參加過幾次街頭抗爭包括保釣遊行和在臺北參與立院工作的經驗，讓我逐漸認識到臺灣的政治制度正是制約臺灣發展的障礙。
2013年我離開了臺北的政治圈，獨自一個人住到了深圳的城中村，在南頭古城裡，印象很深刻的是古城裡有個壁畫，文天祥到這地方招募客家義軍抗元。這才想起深圳最早的住民也是客家人。
我在2013年以深圳為中心斷斷續續的背包走過紅軍的長徵路，中途還到北大參加博士的考試，半年的時間算人民幣花六千多從福建走到甘孜又從四川走到延安，考北大這是沒有讓朋友知道自己默默準備白天背包旅行晚上休息讀書。
家裡許多親人甚至覺得我沒救了，事實上他們沒見到過真實的大陸，在根本上不相信大陸在實現富強。
走完長徵路考取北大國際關係學院是思考解決臺灣問題的落腳點和出發點。
到北大學習以後我靜下心來不是以臺灣政治運動參與者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在北京大學臺灣研究院和在京的涉臺單位給予我很多學習和全面了解臺灣的機會。從臺灣的歷史到兩岸之間為了對抗外國侵略殖民和爭取人民的解放，以及為祖國建設做貢獻，其中也有無數臺灣同胞參與到革命和鬥爭之中。
在北京我認識到了一個廣闊的臺灣，而揚棄了短視近利只有當下眼前政治利益的臺灣，我認識到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共同綱領實施後那個非法的臺灣「割據政權」。
解決臺灣問題關鍵在大陸，但在當代我們愛國臺胞能做什麼？
我尋找到的答案就是為社會主義建設做貢獻。在2015年的時候我參加了團中央組織的西部計劃支教項目成為了北大支教團的一員被分配到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右旗去支教。
當年的9月3日紀念抗戰閱兵我也參加了，恰巧和王炳忠又坐在了前後排，其實當時能夠看到他我還是很開心的，至少我們都還沒有放棄探索和實踐統一的道路。
我信仰共產主義無神論是不信鬼神的，但記得在2012年在臺北工作生活時，王炳忠一次和王爺佔卜，他問王爺的回覆結果是三年能統一，倒是三年後我們統一到了天安門參加閱兵觀禮。
實踐祖國統一的道路上還有不少可愛的臺灣同胞，在15年後王裕慶同學也走上了這條認同大陸認同中國共產黨的道路。
我們在北京大學一起組織臺灣同胞學習黨史，他本來就是北大黨史系的學生，其實每年北大國關黨史系都有臺灣的研究生，這也讓我很羨慕，自己每一步追求進步的道路很艱辛，而現在對他們而言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想不想的問題。
當然也未必所有讀黨史的臺生都能走上主張愛國的道路。在北京有一個現象就是許多臺灣同胞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而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在民進黨執政後有些臺胞進步了開始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面對公開支持愛國和擁護共產黨臺胞時卻又要給人扣上紅帽子。究其原因是這樣做才能在大陸發展好，回臺灣也才不會擔心被臺灣「割據政權」扣「親中」帽子修理。
當然從2016年民進黨執政以後，臺灣「割據政權」使壞的程度更加變本加厲。
取消復旦盧麗安教授的臺灣戶籍、用調查局強行搜索的方式限制了王炳忠和新黨朋友以及統促黨朋友進出臺灣的人身自由，處罰在廈門擔任社區助理的臺灣同胞，縱容「臺獨」勢力在臺灣猖狂的活動，臺灣「陸委會」直接點名恐嚇在大陸學習願意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臺灣青年，用刑法來處罰愛國的、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反臺獨」人士。
我看到的臺灣早就是沒有言論自由了，更加沒有民主的臺灣，所謂的臺灣價值就是誰大聲誰有理，披著假民主外衣的民粹霸道橫行，最後的結果是臺灣同胞集體被臺灣「割據政權」控制的媒體裹挾不敢怒不敢言。
沉默螺旋下的臺灣青年，最終失去自己主張意見的權利。
筆者見過很多次被「臺獨」圍剿的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臺青，在網際網路上遭受「臺獨」網民的各種羞辱式人身攻擊和問候祖宗以及人肉曝光搜索。
這在這次的國慶閱兵後就讀清華大學的臺灣學妹也因為提出認同大陸期盼統一的理念，遭到臺灣媒體集體圍剿甚至是人肉搜索，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這次參與閱兵觀禮的其他臺灣青年身上，只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這就是當下臺灣「割據政權」和其支持者者最醜陋的一面。以打壓和醜化愛國的臺灣同胞作為其生存和自詡「民主」、「自由」之道。臺灣「割據政權」和西方勢力壟斷臺的媒體網際網路平臺，蒙蔽絕大多數臺灣同胞的雙眼使其內心寄生醜陋。稍有良知的臺灣同胞一旦發聲就成為千夫所指的眾矢之的。
今年暑假筆者回到臺灣，我妹妹說你看著是我哥哥但是講話已經變大陸人。有朋友說你有中國腔都認不出你是臺灣人，在北京有工作需要錄音有大陸朋友說，筆者是臺灣人嗎？怎麼沒有臺灣腔了。一路走來我和王炳忠都是本省人一個客家一個閩南，在臺北的時候看他學著半吊子的北京話，如今我在北京被北京化。
從2013年到北京我們一起在線下看北京抗戰閱兵，到現在2019年各自在線上組織青年朋友看北京國慶閱兵，但是我們更可以看到有越來越多的臺灣青年同胞，不懼臺灣「割據政權」的恐嚇和打壓，用行動參與閱兵儀式和群眾遊行，來表達對大陸的認同和熱愛，在臺灣也有更多人士舉起了紅旗挑戰綠色恐怖的威權。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這就是顯示了臺灣愛國同胞的力量正在復甦和覺醒。
當年在政論節目上呲牙咧嘴批評魏明仁升五星紅旗的黃智賢，最終也成為臺灣「割據政權」的受害者，臺灣名嘴邱毅的認識也上升到了臺灣問題非武力不能解決的道路。
這正如筆者博士論文所提的西藏和平解放模式的總結「以武促談，以談促統」。從2013年筆者到北京，一路走來求索臺灣的未來得到的結論，臺灣同胞中的愛國人士會不斷遭到「割據政權」迫害，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臺灣同胞更是受害者，在經過妥協和反抗之後最終也都將會匯合到五星紅旗之下。重新塑造正確的國家認同，這將是愛國臺灣同胞的必經之路。
培養愛國臺灣青年，團結愛國臺灣同胞參與臺灣方案的政治協商，即便這些工作的推動會遭到臺灣「割據政權」的強力打壓，但是這也是當前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可以實行的途徑。
臺灣「割據政權」裹挾洗腦臺灣同胞的價值觀和扭曲國家認同，軍隊是非法的反人民的武裝力量，臺灣當局受外國勢力幹涉，讓臺灣同胞失去尊嚴，臺灣當前的政治制度和割裂兩岸關係導致發展停滯人民生活沉淪。
因此我們要解放的臺灣。解放的是臺灣人民思想的自由，解放的是臺灣經濟發展的活力，解放的是臺灣人民生存的尊嚴。
新時代的臺灣青年，要勇敢的堅定的宣傳愛國理念。哪怕臺灣「割據政權」要用「國安五法」「六法」「七法」對筆者罰款，讓筆者坐牢，筆者都要說清楚我是出生在臺灣的客家人，我是中國人，而臺灣是中國的土地，臺灣和大陸一刻也不能分割。臺灣從來和未來都不會也不可能是一個國家，臺灣同胞的國旗是中國的五星紅旗，我們的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誰不讓我們向國旗敬禮，誰不讓我們唱國歌我們就和它鬥爭到底。
新時代勇敢的臺灣郎將用討海人無懼風浪的精神，無懼「割據政權」的侮辱、威脅、恐嚇、懲罰，面對壓迫必定鬥爭到底，要讓人們看到臺灣同胞在新時代湧現更多民族脊梁和國家棟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