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派的困局(下)

       在危難困綁，無需要備案，未懼悠長夜晚

——題記

      上文介紹了香港的行政會議和部分政治制度，之所以要先介紹香港的行政會議和政治制度，是因為建制派和政府的關係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執政黨和政府，理清了這個關係才可以理解為什麼建制派會面臨比泛民主派要嚴峻的困境。但是上文還有些內容需要補充，將通過下面的內容進行說明。

      如果說泛民主派的困局是議會路線和社會運動之爭，那麼建制派的困局便是選票和立場之爭。現時的香港政壇，泛民主派和建制派恰好就是兩個極端，一個只會反對，另一個則只會支持。反對或多或少也可以算得上是一種監督的手段，而只會支持的建制派卻會令選民覺得他們以及立法會已經失去了監督政府的職能和意義。所以，對於建制派而言，如何定位好自己的角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建制派與政府的關係

      建制派的立場是支持政府和那個居於本土之上的宏觀因素的，但建制派卻不是一個執政黨或是執政聯盟。首先政府和立法會的權力來源不一致是其中一個原因，而另外一個原因便是出任政府公職人員（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除外），需要保持政治中立，不能參與政黨活動；特首及司局級官員不能保有黨籍，副局長及以下官員可以繼續保持黨籍，但須辭去黨職。因此，若是政府作風較為強硬的話，建制派集體或是政黨是很難影響到政府的決策。但同時政府也需要建制派在立法會、區議會和社會活動層面上為自己的政策護航，避免政策或法案被否決或是被撤回；一旦類似財政預算案等重要法案被否決，就會觸發基本法第五十條，引起憲政危機，這樣的後果對於政府和建制派及其他勢力而言都是不願意見到的。而建制派為了獲得政府和其他勢力的資源加持而不得不選擇支持政府，所以建制派一般被稱為政府的「政治盟友」。

       另一方面，政府若想幹預建制派及建制派各政黨的決策卻較為容易。上文中提及的行政會議，其所實行的「集體負責制」原則是需要行政會議所有成員在政策制定後需對外全力支持；同時，政府或特首又委任建制派及各主要政黨的領導為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以下簡稱行會成員）：葉劉淑儀是新民黨主席、張宇人是自由黨主席、林健鋒和劉業強是經民聯副主席、張國鈞是民建聯副主席（曾鈺成、譚耀宗、李慧瓊等大部分民建聯主席都曾被委任）、黃國健是工聯會副會長（上任工聯會在行政會議的代表是鄭耀棠，時任工聯會會長）、廖長江是建制派召集人。特首或政府委任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進入行政會議，本意是聽取這些民意代表，尤其是來自地區直選的議員的聲音，使得政府的施政更貼合民意，畢竟特首和港府並不是直接選舉產生的。

      然而，特首在行政會議又有絕對的主導權，可以力排眾議做出最終的裁決。這就使得建制派及各政黨變相從屬於特首及行政會議之下，即便對決策有異議也需要在立法會、區議會和社會宣傳中配合政府的行動。這就使得這些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或是區議員對於決策的影響力大幅減少，即便政府或特首不接納也無可奈何，自己卻要為此背負上一定的政治責任。

      鑑於出任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等同躋身政府決策層，可以對政府的決策施加影響，地位崇高；以及被委任為行會成員是政府對各建制派政黨的認同，有助於獲得各種選舉資源，所以辭去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以反對政府決策的先例有且僅有一例。但是，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對政府及行政會議作出的決策公開表示異議的卻時有發生，尤其是近幾年。只不過，這些行會成員也僅僅是在言論上表示異議，在具體行動上還是跟隨政府的施政步調而行，或以個人名義支持而不會帶動同黨其他議員一同表態支持。

      以上就導致建制派的角色定位相當尷尬：首先，建制派不是執政黨，他們雖然可以影響政府的決策，但並不能主導；同時還需要為政府的施政護航和承擔政治責任，來換取政府的各種政治資源。另外，立法會需要監督政府的施政，也就是說立法會議員是監督者；但是，近年來建制派的監督多數是面向於立法會內的泛民主派，對於政府的監督可謂是相當無力。同時那部分兼任行會成員的建制派議員如何履行作為立法會議員的監督職責也是一個難題。

       其次，建制派也要面對選民的壓力，儘管建制派能夠憑藉功能界別來保住立法會的多數議席，但這並不能代表他們能夠高枕無憂。建制派在地區直選和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中得票數和得票率長期不如泛民主派，雖然可以通過配票的形式來獲得比泛民主派更多的議席，然而當泛民主派也建立起相應配票機制時，他們的優勢也就一去不復返，同時建制派也需要在地區直選和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中獲得民意的加持。此外泛民主派在傳統功能界別不斷攻城掠地，建制派還掌握在手中的專業界別僅剩下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和工程界，且來年立法會選舉未必能夠繼續保住；以個人選民為主的其他界別，區議會（第一）已經形同失守、飲食界岌岌可危、批發及零售界有一定風險……除了鄉議局和工商金融界外，建制派穩守的功能界別所剩無幾。因此，獲得選民的支持對於建制派而言也是相當重要的部分。但是當建制派和政府捆綁在一起而又不能有效地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同時政府的施政又不得人心時，建制派就要被選民所懲罰，因為他們是直接面向選民的，特首和政府並不是；等同於說，政府和特首將民意壓力轉嫁到建制派身上。

建制派自身的問題

      建制派是一個政治光譜極為廣闊的政治派系，從左派代表基層的民建聯、工聯會到偏右代表工商金融鄉事的自由黨、經民聯。可以說建制派不同黨派之間的共識有且僅有的是親政府以及另一個原因，其餘議題可以說是分歧極大。這就導致他們在某些議題上吵得不可開交之時，下一秒又站到了一起，形成了代表工商業階層和代表基層的政團意見一致，反而和另一派代表基層意見的政團意見不一致的奇特現象。

       建制派各政團都有各自的支持群體，也都要為其積極爭取各種政治資源。但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譬如勞資問題）令到政府以及建制派幾乎無法做到持平，一旦政府採取偏向其中一方的措施時，另一方則無法向其支持者交代，以至於要採取一定的反對措施；在早年，建制派的部分政團會和在某些議題上立場相近的泛民主派合作，在立法會層面上迫使政府作出讓步；但在近年建制泛民關係漸趨惡化後，這種合作已經買少見少了。此外，近年建制派也迫於政府以及其他因素的壓力而不能在行動上反對政府的施政，僅停留在口頭上的譴責但在表決中又心口不一、各種不能細說的雙重標準是建制派在選民觀感極差的重要原因。

       此外，建制派的履職和問政能力也頗為堪憂。之前的文章或多或少提到過，許多傳統功能界別的議員由於長期沒有競爭對手而多次自動當選；同時又因為兼任各種團體、公司職務或是公職，導致他們留給立法會的時間並不多且開會並不積極，沒有多少動議與發言，只在表決時充當投票機器而讓較多選民詬病。譬如長期在立法會會議期間打瞌睡的黃定光、在任三十餘年只提過一個動議的劉皇發、不到下午三點不出現在立法會的霍震霆、李國寶、連續五年沒有提過質詢的黃宜弘等等。

       至於問政能力，通過一個例子來對比便可以知道：當年黃毓民怒斥時任政務司司長、現任特首，順帶把王國興也一併罵上的質詢視頻風靡內地；黃毓民不僅罵過現任特首，還罵過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現任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視頻也同樣風靡。個人覺得，泛民主派的質詢問政能力要比建制派高，相比之下，建制派更多的是張宇人那種「男士侍產假一天都不應該有」、建議將最低工資訂為20港元以下（這番言論不僅建制派內譁然，且連自由黨創黨主席李鵬飛當時怒斥，並說」當日唔創黨好過創黨「）的這些言論，還有容海恩的」我覺得議會內外都不應該牽涉太多政治「等等等等。

      另一方面，建制派處理危機的能力低下是不被選民支持的一個重要因素。建制派雖然長期在立法會佔據多數議席，但屢屢受制於作為少數的泛民主派。對於泛民主派「拉布」等行為，建制派在長時間內幾近束手無策；或者可以這麼說，有些時候建制派選擇縱容泛民主派在立法會「拉布」的行為其實也是向政府表明一種態度。但是當其他勢力一聲令下，之前對於泛民主派層出不窮的阻撓議事行為表示毫無辦法的建制派頓時有了360度轉變。同時，建制派採取的「剪布」的措施（包括關於議事規則的爭論、尋找外間法律顧問意見以及立法會主席的權力）可以說是飲鴆止渴。雖然會達到一定的成效，但是這些措施帶來的後果是難以想像的。最簡單的例子便是，萬一泛民主派真的掌控了立法會的多數，昔日建制派所採取的措施會如數由泛民主派用在建制派身上。在阻撓議事不如泛民主派的情況下，建制派想要在此局面中韜光養晦，阻撓泛民主派的行動可謂是難上加難了。

      儘管建制派經常譴責泛民主派阻撓議事的行為，但這並不代表建制派不會採取這樣的行為。然而即便是建制派為對抗泛民主派而採取的議會行動也效果頗差，不僅沒有得到預想中的效果，反而弄巧成拙成為了公眾的笑談，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等埋發叔」事件。建制派處理能力的低下可見一斑。此外，關於近年來的很多爭議性法案，建制派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但是在其他勢力的協調下，這些建制派所提出的不同意見幾乎大部分都會消失，態度又再次360度大轉變。甚至政府在妥協時只偏向建制派的小部分群體，對於大部分的意見則選擇無視；這不僅會導致政府施政進一步失去民心、建制派支持率進一步下降，還會導致建制派內部的裂痕進一步加劇。雖然可能未必會影響到立法會表決上，但是在日後選舉時，建制派爭搶議席的情況將會更加激烈、新人上位「下架」政壇元老或是建制派內部的政敵的例子也將會更加常見。

年輕世代崛起與選民結構的變化對建制派的影響

      年輕世代的崛起也是加劇建制派困局的一個重要因素，它不僅會影響到泛民主派，同樣會影響到建制派。只不過這對於泛民主派而言，年輕世代的崛起會加劇路線之爭；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又會促進泛民主派的世代交替，讓泛民主派能夠時刻以一個年輕和清新的形象來吸引選民的支持。從一個例子便可以看出：近日民主党進行換屆，36歲的南區區議會主席羅健熙當選為主席，為史上最年輕的民主黨主席；另外30歲的觀塘區議員梁翊婷當選為副主席，為民主黨第二位女性副主席；最老的副主席林卓廷也僅有43歲。對比自由黨，50歲的邵家輝已經是黨內的新生代；經民聯正副主席中，最年輕的吳永嘉也已經51歲；民建聯正副主席中，最年輕的周浩鼎也41歲了。

      雖然並不能說建制派內沒有年輕世代的參與，但是這些年輕世代不僅沒有為建制派加分，反而是大大減分。譬如周浩鼎的「浩鼎門」事件、郭偉強人身攻擊陳志全的性取向（陳志全是香港立法會中首名同性戀議員）等等，這些行為剛好就激起了立場較左的年輕選民的最反感之處。所以對於建制派而言，年輕選民的崛起無疑是一個災難，因為年輕世代對建制派的厭惡程度不是一般的高。

      從選民登記中可以看出，近年新登記選民人數呈現井噴的趨勢，而年輕選民的登記數量又佔相當大比例，這就使得原本建制泛民「四六黃金比例」的基本盤差距有可能進一步拉大。因為在年輕選民中，建制泛民的支持率差距可以去到二八開，即建制只有約20%的支持率，而泛民可能有約80%的支持率。年輕選民又是在近年熱衷於政治的一個群體，對於建制派傳統的「蛇齋餅粽」競選策略以及所擅長的地區建設議題並不感冒（當然建制派主導區議會期間所通過的一系列被指是浪費公帑的「大白象工程」也是被年輕選民詬病的一個原因），更為關心社會進步和政治改革的議題，這恰恰是泛民主派所擅長而是建制派短板的議題。此外，年輕選民更有意願去投票，以及在投票過程中相對會更有精力，這就使得建制派的支持群體——中老年選民在較長時間的排隊中因為身體和精力都無法負荷而最終被迫放棄投票（雖然香港大部分選舉的投票時間是7：30~22：30）。

      現在香港的政治形勢已經促使大量以前可歸入中間或是淺色的選民迅速歸邊，在泛民主派的基本盤要大於建制派的情況下，這樣的形勢是非常不利於建制派的。也就是說，不僅是年輕選民被歸入泛民主派的陣營，同時包括自認為是中間派甚至是溫和建制派的選民也可能被歸入「黃營」，建制派所剩下就只有「深藍」的選民。但是建制派並沒有選擇去吸納更多的中間選民，而是採取擁抱深色選民以鞏固基本盤。在有限的基本盤裡，在立法會層面上尚且可以依靠比例代表制下優越的配票機制來保住現有或大部分的議席，但也不是長久之計；而在採取單一選區多數制的區議會選舉中，恐怕就難以取勝了。

      建制派之所以這樣的措施，其實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與泛民主派不同，建制派不僅有選票的壓力，同時還有政府和其他勢力的壓力；這就導致他們不能使用與政府和其他勢力的態度和對策不一致的政綱以及宣傳，對於選民的某些訴求只能採取顧左右而言他的策略。這樣也無法吸納中間派以及「淺黃」的選民支持，甚至也無法得到「淺藍」或是溫和建制派的支持。在上述所提到建制派處理危機的能力低下的內容，這是「深藍」選民、政府以及其他勢力不滿建制派的因素，這一方面的問題要解決起來就相當容易。且當下高度對立的政治環境令到溫和派和中間派幾乎沒有存活的空間，兩大陣營所提出的政綱越激進則越能吸引各自的選民支持。這就導致建制派選擇擁抱「深藍」，泛民主派則被「暴力」挾持的情況。但無論是建制派還是泛民主派，這種「擁抱」和「被挾持」都不利於社會的對話和和解，反而更加劇了政治局勢的動蕩，連帶影響到社會的不穩定。

      當然，建制派內部其實應該也意識到目前若是拼基本盤的話並不能取勝。所以在擁抱「深藍」選民的同時，建制派也寄希望於其他勢力打壓泛民主派，包括但不限於呼籲建立起更為嚴格的選舉措施、取消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的資格、阻止泛民主派建立起有效的初選和配票機制等等，希望藉此阻止泛民主派佔據立法會和選舉委員會的多數。此外，建制派中的一部分也開始塑造出專業和中立的形象，在某些無關緊要的議題上反對政府以向選民表示自己不是建制派，藉此來爭取中間以及淺色選民的支持。

      這些措施雖然能夠讓建制派暫時穩住立法會和選舉委員會多數議席的局面，然而當民意海嘯已經形成的時候，即便打壓現有的泛民主派，泛民主派也可以化整為零、素人上位。儘管這可能會導致泛民主派進一步的碎片化，但當泛民主派有共同目標的時候，也會有引發憲政危機的能力。同時，更多選民所關注的不是那些無關緊要的問題；在某些問題上，這些標榜中立專業形象的政治人物同樣無法擺脫建制派親政府的立場。

建制派主導立法會

     現時，建制派全面掌控著立法會，縱使立法會內還有陳沛然和鄭松泰兩位非建制派議員且建制派未掌控立法會全體議員的三分之二多數，但是政府若是想通過一般議案已經易如反掌。這就更考驗建制派如何在立法會監督政府的施政，因為建制派長期抨擊的對象——泛民主派已經無法再起阻礙作用。同時全面掌控立法會也就意味著需要全面對選民負責，倘若政府的施政繼續不如人意而建制派又未能採取有效的監督措施時，則只會加劇民意海嘯的形成，促使更多的選民站到了建制派的對立面上。同時，其他勢力和政府基於各種可說和不可說的理由要求建制派支持政府，這就使得很多監督只是流於形式和表面，未必能夠令選民滿意。

       退出立法會的行為固然會對泛民主派造成很大的損失，不過對於建制派而言這個考驗更是嚴峻。回顧歷史，在臨時立法會的時代，當時泛民在臨立會內只有民協的4名議員和黃宏發，結果在港英時代大量被廢止的法律在臨時立法會重新被修訂使其有效，且有類似廢除工會談判權的爭議性法案獲得通過。稍後的1998年立法會選舉，泛民主派在各地方選區普遍取得約60%的得票率（得票率最低的九龍東是55%，最高的九龍西是74%）。

      再者，2003年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受到政府的拖累而大敗。但隨後的2004年立法會選舉，帶領著自由黨改寫歷史的田北俊不僅自己轉換跑道成功，由商界（第一）轉戰新界東地區直選並成功當選；而且同黨的周梁淑怡也成功轉換跑道，由批發及零售界轉戰新界西選區也成功當選。自由黨一舉拿下兩席地區直選議席（自1998年後，自由黨未曾拿下過地區直選議席），以及8席功能界別議席。既成為當時立法會的第一大黨，又讓建制派成功保住立法會多數議席，風頭一時無兩。只是現在的建制派內已經沒有人有此勇氣來擔此大任了，畢竟另一方對於他們而言也是無法得罪的。所以溫和建制派向中間派方向而行，包括田北俊、周梁淑怡、已故的李鵬飛、曾鈺成已經和現時的建制派保持一定的距離。雖然曾鈺成還是會為民建聯的候選人助選，但在很多議題上的看法已經和現時的建制派漸行漸遠。

結語

      以上便是建制派所面臨的困局，建制派的處境並不比泛民主派好過。多重壓力令到他們幾乎是在鋼絲上行走，失去任何一方的信任都會使他們失去政壇的話語權。然而，建制派並非沒有起死回生的辦法。

      建制派和政府之間的信任關係，對於建制派而言其實是一種非常好的促進並監督政府施政的資源。事實證明，現時政府和泛民主派所主導的區議會因為各種分歧而導致關係極差，以至於很多地區工作都難以開展；由此可以推想到，如果當泛民主派成為立法會多數時的行政立法關係會差到什麼地步，到那時只會加劇政治的不穩定；莫說社會進步和政治改革了，就連各種經濟民生議題都難以開展，香港只會更落後於世界。

      但正如開頭所言，角色定位是目前建制派需要處理的一個重要問題。立法會的職責是監督政府施政，若是建制派能夠充分利用與政府的信任這一資源以及目前全面掌控立法會的時機，及時而積極轉型，反思過往的所迴避的問題，為緩和高度對立的社會環境而推動展開不同派別之間的對話。那麼在明年的立法會選舉，是否會有一線生機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