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是2016年中國文學界值得一書的作品。作為70後作家付秀瑩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陌上》以華北平原的一個村莊「芳村」為背景，採用散點透視的筆法，試圖勾勒一幅鄉土中國的精神地圖，細膩地呈現鄉村社會的眾生男女，站在命運與時代的風口時，內心的輾轉、跌宕和進退失據。芳村的那些男人女人們來來往往，關係彼此勾連，時時有交錯，不斷有迴響，曹文軒在《陌上》序言中說：「它幾乎就是整個的中國農村，是中國農村的縮影。」
付秀瑩的書寫，帶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面臨的一個問題：在今天我們如何講述鄉村的故事？2017年4月26日，由《十月》雜誌社和北大人文社科研究院聯合主辦的第七期十月青年論壇「講述鄉村的方式：從付秀瑩《陌上》談起」在北大靜園二院舉辦，青年文學批評家們從《陌上》出發，探索鄉土文學的現狀與可能。
論壇現場芳村，實際上是河北省無極縣一個普通華北村莊的文學化身，是付秀瑩從小生長的小村落。儘管初中開始，付秀瑩就外出求學，它卻一直是她的情感牽絆。十多年來，付秀瑩在多部中短篇小說中頑固地書寫著這同一個村莊，《陌上》是芳村文學的瓜熟蒂落，也繪製出我們這個時代的斑駁面影。
付秀瑩說：「我經常行走於北京和家鄉之間，很多感覺在腫脹。」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孟繁華看來，這種對家鄉的發現，事實上是我們城市經驗把它照亮了，如果沒有北京的生活，芳村的那些經驗估計也還在沉睡，只有遊走於兩地之間，才可能發現這種差異性，看到這種差異性，才會有《陌上》。這是個人經驗與歷史感的某種調和。但是，基於個人經驗的鄉村書寫，也意味著在不同的講述中，中國鄉村仿佛處於不同的時空。今天，整體性的中國鄉村敘事，似乎已是不可能。
《陌上》採取了散點透視的寫作手法，由二十三個相對獨立的短篇構成，付秀瑩通過一家一戶的描寫構築一部長篇小說。在一篇文學評論中，孟繁華說：「《陌上》沒有完整的線性情節，人物也是散亂的。這當然是由芳村的生活現狀決定的。或者說面對當下的鄉村，沒有人能夠再建構出一個完整的故事。」這不僅是《陌上》面臨的問題，在其之前的鄉村文學，包括賈平凹的《秦腔》、阿來的《空山》、孫慧芬的《上塘書》，莫不如此。
中央黨校教師叢治辰認為，芳村的故事是按一年的時令排列的，但中間又不斷地發生著混亂，上一節故事已經發展到深秋，而下一節又變成了初秋。從年初講到年末，好像這是一個完整的、線性的、時間性的故事，但是恰恰因為這個時間被打亂了，所以暗示它成為了一個「不能結束的故事」和一個「混亂的鄉村」，前面的事情看似解決了，但是並沒有解決，永恆地沒有解決，所有的故事，在這個小說裡面都是無法完結的。
在《文藝報》青年部主任李雲雷這裡，文學上的「不完整的故事」和「不能結束的故事」，恰恰映照了鄉村社會的現實。整個二十世紀，從土地革命到合作化，再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的農村都處於劇烈的變化中。農村的現代化和工業化，使得鄉村面貌和人際關係發生了更加劇烈的斷裂，深刻地改變了宋朝以來的鄉村文化與禮俗社會。傳統中國的敘事方式是「盛衰循環」，而二十世紀發生的變化跳出了這個循環，如魯迅和茅盾這些啟蒙知識分子筆下不可逆地頹敗的鄉村。上世紀五十年代，如趙樹理的《三裡灣》，在頹敗鄉村之外，試圖提供一種理想社會的遠景。而到了八十年代以後，我們很難再有一個整體性的鄉村敘述。而《陌上》，則是在「盛衰循環」、「頹敗鄉村」和「理想社會」三種敘事之外，重新把一些碎片式的東西融入到敘事中去，把這些變化中的經驗和情感，用文學的形式寫出來，實際上是用傳統中國的文學與美學，處理一個現代化的經驗。
如《文學評論》編輯徐剛所言：「她寫這種非常破碎的故事背後，仍然想要把握一種總體性。」付秀瑩用荷花澱派的清新筆調，描寫鄉村社會圍繞金錢與權力的汙濁之氣，用這種張力來體現鄉村文明崩潰的現實。而在《人民日報》海外版文藝部主任劉瓊看來：「她即便是眼角含著仇怨，或者是含著眼淚，但是她依舊是深情的。」
在文學譜系中歸置《陌上》付秀瑩被標為「荷花澱派傳人」，這一派是以孫犁為代表的當代鄉土文學流派，語言明麗，清新，樸素，柔美，有著抒情詩的風味，上承沈從文、周作人等文學家。而在場的文學批評家，不約而同地認為付秀瑩的書寫，接續了一個更大的文學傳統，即《金瓶梅》和《紅樓夢》的傳統。
魯迅文學院教師李蔚超說，《陌上》具有古典世情小說的敘述風格，這類小說鼎盛於明清，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集大成者即是《金瓶梅》與《紅樓夢》。芳村就如同一個大觀園或者是西門大官人的宅子，付秀瑩用這種方式呈現裡面的情愛婚姻、家庭糾紛和人情世故。但如果僅僅是對於古典世情小說的模仿，那麼這個小說就如同《金瓶梅》沒了西門慶的死，沒了最後的破滅，成了《肉蒲團》。《陌上》的出眾之處正在於有一種超越性的東西，在古典敘事之外，有一個大敘事者的聲音將整個故事連接起來，這是西方小說的方式。小說的每一個章節，都有一個楔子，代表著一個他者的聲音，講述芳村的故事、風景、習俗，這個聲音是如此沉著，冷靜，確定，貫連起了整個芳村。這個聲音代表了鄉村的傳統，一種亙古不變天地悠長的鄉土中國精神，賦予了小說超越性的力量。而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我們是否還有一個亙古不變的東西，是斷了，還是仍在？
《文學評論》副編審劉豔則提到了「風俗畫」的文學傳統，以社會生活風俗習慣為描摹對象，而這可以和其他作家的風俗畫描寫，如蕭紅《呼蘭河傳》裡的民族生活畫卷進行對比。曹文軒在《陌上》序言中也提到，「風俗畫」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經久不衰的傳統，但到上世紀末，文學被其他種種心思所牽，更因時代氣場的轉移，這一風氣式微，風俗畫與我們的文學漸行漸遠。恰在此時，付秀瑩不聲不響地出現了，生老病死、婚喪禮儀、民間宗教以及各種各樣鄉村節日，風俗畫無數次地鑲嵌在她的行文之中，它們既是鄉村的符號，也是鄉村與其無法剝離的現實生活。它們不僅影響了鄉下人的世界觀和生活情趣，也是鄉村生活的重要內容，許多鄉村故事是與這些風俗糾纏在一起的。
叢治辰則將《陌上》歸為「空間小說」，與《米格爾大街》、《小城畸人》等文學作品相似，具有極強的空間感，通過一個個房舍、一條條小徑的形式把這個村莊拼起來。這種相互聯通的空間結構也製造了人際之間的矛盾和張力，人與人之間的攀比導致了人心的匱乏，成為了鄉村苦難的內在原因之一。
鄉村的女性經驗與精神苦難《陌上》是一部女性的故事，那些鄉村女性站在命運的風口，任時代風潮裹挾而去。北大中文系教授邵燕君認為，如果以《紅樓夢》比附，她在《陌上》中看到的鄉村女性更多的是林黛玉，甚至連薛寶釵都不多，有很多女人的小心思，莫名其妙就發脾氣，「那幫鄉村女性的任性連我都不敢」，所以這是一個流淌著女權意識的作品。
而叢治辰則將其視作一個「直男癌」的作品，雖然這部小說以女性的視角展開，但所有女性的哀怨、悲苦都和男性有莫大的關係，男性主導了鄉村的整體邏輯，這是一個沒有變化的性別結構。而《民族文學研究》編輯部主任劉大先也認為，在《陌上》中的男性，只有兩種，一種很強，一種很弱。主宰鄉村變革的一方是男性，他們要把自己建立起來的社會資本變現，要追求肉體的欲望，而想要得到這種權力和金錢的女性，只有把自己的肉體商品化。由於工業和商業資本的推進，這種赤裸、粗鄙、野蠻的邏輯重生了。
而在徐剛這裡，《陌上》裡的大全，就像是《金瓶梅》裡的西門慶，他們都有使不完的金錢和無窮無盡的性慾，他們渴望金錢，結交權貴，欺男霸女。整個鄉村文明崩潰的現實，實際上就是因為這樣一個具有腐蝕性的人物存在。但我們都面臨一個問題是：「我們那兒的鄉村不是這樣的。」《陌上》可能陷入「採風」的窠臼，即藉助一個採風的機會，首先看到鄉村的景物，然後進入鄉村的精神世界，發現他們的精神世界如此不堪，體會到一種鄉村崩潰的現實，之後又離開，回望這個鄉村的景致，伴隨景致的是對這個鄉村秘密的窺探。然而這種採風式地接近鄉村，實際上很可能是城市中產階級帶著都市懷鄉情緒來呈現鄉村的破敗，就像是現在流行的「返鄉體」的寓言式書寫，遮蔽了鄉村的複雜性與多義性。
《光明日報》文化周末副主編饒翔評價道，《陌上》將一種陰性美學推到了極致，這不僅包括用一個又一個的女性故事詮釋這個小說，還包括對於風景的細膩描寫，以及用一種自然的方式處理男女關係，這並不是「直男癌」。如果說一個整體性的鄉村書寫變得困難，無法建構一個所謂雄性的宏大敘事，那麼徹徹底底地寫家長裡短，滿腹心事，則是另一種日常化的陰性美學。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作家文珍說：「在我們湖南，女人叫做堂客，是一個房子的靈魂，而男人就好像是風，好像是水，是一個流動的東西，而女人是一個灶臺、床鋪，需要去操持整個家族的盛衰。」《陌上》中的女性，並不能用男權或者女權的籠統概念去描述。鄉村中的男尊女卑是現實，但女性在整個中國裡面扮演了靈魂角色，就像這幾天刷屏的範雨素，用非常平靜的方式，說了三代女人的故事。而付秀瑩這樣的女性寫作者，喚出了房屋的靈魂，喚出所有的牆壁裡的故事，她讓那些看上去靜態的畫卷和偉大的精神，一一落到了細碎的實處，讓中國故事有了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