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的寫作課(上) 博雅小學堂

公立教育之外的親子人文課堂，用經典有聲故事為5-12歲兒童打開世界的窗。

秋天的哈佛庭院

編者說：如何引導或者訓練孩子寫作文？這是一個學齡兒童家長們時不時討論的一個話題。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會專門請人來交流。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篇幾個月前我為《南方周末》內刊所寫的一篇文章，回顧了2012-13年我在哈佛尼曼上寫作課的經歷和感受，讓大家了解下美國大學是怎樣上寫作課的。

剛入學時，哈佛有很多讓我驚訝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寫作課怎麼那麼多！有針對不同年級的論文寫作課，也有劇本寫作，虛構和非虛構寫作等，不一而足。

我拿了那年的哈佛尼曼獎學金，有機會和世界其他國家的23位媒體人一起成為了那屆的尼曼學者。尼曼除了講座之外，就開了兩門寫作課，分別是虛構寫作(小說)和敘事寫作（非虛構）。

文章很長，有一萬多字，就分兩期發吧。

文|鄧瑾 （博雅小學堂聯合創始人）

尼曼的寫作課歷史悠久，至少都有二三十年了吧，因為Anne在尼曼就幹了那麼久。

Anne是尼曼虛構寫作課（fiction）的老師。滿頭銀色捲髮，我想她該有70多了吧。

尼曼的寫作課就兩門，虛構寫作和敘事寫作（narrative writing），每周各一次。原則上要求我們一學期上一門。第一學期我選擇了虛構寫作，不是因為喜歡或擅長，僅僅是因為上課時間是周五上午，和我想選的哈佛其他課程沒有衝突。

事實上，我從未寫過小說，甚至連這個想法都不曾有過，原因之一是我覺得自己太缺乏想像力了。比如要讓我虛擬一段兩人的對話，我都編不好。

中文都做不好的事，現在還要用英語來完成，而且同學們大都是文字高手。我在的這個虛構寫作班總共有11個同學，其中7人平時就是用英語工作，而且都是來自《紐約時報》、《新聞周刊》、《波士頓環球報》、美聯社、美國國家公共電臺這樣的大媒體。剩下的4人除了我，分別來自韓國、智利和越南。其中韓國同學雖然工作語言不是英語，但她媽媽是美國人。

所以，在這個小班裡，想混都沒可能。說實話，當時我還想過，如果可以選擇，我寧願不上。

一

第一堂課就在忐忑中開始。

自我介紹環節，我忙著給自己找臺階：英語不好，沒有想像力，女兒常常讓我現編故事，我都不會等等。幾個外國人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Anne斬釘截鐵地說：「每個人都比自己想像的要好。」

然後就要開寫了！

Anne說，每次課堂上都有10分鐘即興寫作練習，每次的關鍵詞我隨便說。今天的詞就是「often」，只要你的文章裡有often就行。每次練習我也參加，跟你們一起寫。現在開始！

我幾乎都要暈倒，但，沒時間。腦子於是開始飛速旋轉，寫什麼寫什麼寫什麼？！我想到了中學時的一幕，於是趕緊落筆，根本不能細想。我擔心，如果磨蹭的話，十分鐘後如果就寫了個一兩句的話，那真的很難堪。所以不管好壞，先湊字數再說。

十分鐘一到，Anne叫停。然後讓我們每個人當眾讀自己的作品。後來才知道，這是Anne上課的慣例，也是尼曼寫作課的慣例。所有自己寫的文章，都要求當眾朗讀，大家聽完之後才接著討論。

有一次，一位美國同學提出要求，說課後的家庭作業可不可以事先列印出來，人手一份，這樣每個人在課堂上讀自己文章的時候，其他人還可以看，因為有時候有些地方還聽不明白。

哎呀呀，這正是我的需求啊，可我從來都不好意思提，覺得是自己的英語太差所以有時候聽不懂別人寫什麼。可現在連美國人都提出這要求來了。

我為此還納悶過一陣。為什麼在哈佛上課，我大體都能聽懂，可是上這堂虛構寫作，當同學們念自己的文章時，我常常聽不太懂？或大體聽懂了，卻又錯過了最關鍵的細節。如果我對文章沒有很好的理解，又直接影響到後面的課堂討論。

後來我想明白了。哈佛的老師（我選的課大都是政治和經濟，沒有文學）上課基本都還是口語，重點的地方有時還會反覆說。但虛構寫作課上，大家寫的是文學作品，所以措辭比較講究，結構比較精細，萬一某些關鍵的單詞或細節沒聽懂，整篇文章都有可能沒懂。

但Anne斷然拒絕了。她說，「聽」很重要，純粹的聽。即使像我們這些外國同學，也不能例外。

我覺得Anne的這種教法很中國，中國就有誦讀的傳統。

回到「Often」。當Anne說時間到的時候，我看好多同學筆都沒有停下來。Anne強調了好幾次，他們才擱筆。離開學校快20年的我，仿佛又回到了中學。

後來我發現，這種場合，不僅是像我這樣的外國學生緊張，那些美國同學也一樣緊張。第一，他們沒理由說自己語言不好；第二，用英語寫作的同學幾乎都來自大媒體，彼此之間或多或少都有些競爭。

當每個同學都讀完自己寫的東西後，Anne也要讀自己現場寫的。那天我記得她說：我今天寫的不怎麼好。然後就讀了起來。

老師當眾承認自己不知道答案，當眾說自己這個沒做好，這在哈佛很普遍。我上過的課中，好多老師都說過類似的話：這是你們這代人要面臨的難題，我並不知道答案，答案得你們這代人自己去尋找。

我已經完全不記得當天其他同學們都了寫什麼，但我自己的筆記還在。

OFTEN

09/14/2012

The road to the hospitalseems endless. Xiao just keeps running, along the railway from her high schoolup on a hill to the hospital right in downtown. The rice field sprawls faraway, with a few voices in the village vaguely popping up in the distance.

Several times, Xiao thinksshe heard the sounds of crying. she stops, breathless, scared. But it’s quiet, only a fewbarks far away. She continues to run, run along the endless railway.

This is the day she willremember OFTEN later in her life.

（常常

通往醫院的路好像沒有盡頭。霄只是不停地跑，沿著一條從山頂上她所在的高中一直通往市區醫院的鐵軌跑。稻田伸向遠方，遠處隱隱約約傳來村子裡的狗叫聲。

有好幾次，霄覺得她聽到了哭聲。她停住，屏住呼吸，害怕得要命。但，四周很安靜，只有遠處幾聲狗吠。她又接著跑，沿著那似乎沒有盡頭的鐵軌一直跑。

這一天，她後來將常常想起。 ）

很意外地，第一次的課堂作業就得到了Anne的表揚。我人生的第一堂虛構寫作課就這樣開始了。

二

我的英語寫作訓練主要來自於在中國新聞學院讀國際新聞的時候。國際新聞上新聞採訪與寫作課是小班制，我們班只有8個人，而且老師都是美國新聞學教授或媒體編輯，他們是以Fulbright學者的身份來中國的。

那是1995-97年，我在北京接受了兩年紮實的美式新聞教育，美國的老師，美國的教材，美國的教學方式。

我記得第一課講的是什麼是新聞。老師讓我們自己準備，上課時沒有任何先兆地點了我和另一位男生，讓我們通過對談的方式把這課給大家上了。於是我們倆沒有經過任何排練，現場你一言我一語地開始上起課來。

我們有大量的採訪與寫作練習。美國教授經常在教室裡開新聞發布會，進行多種角色扮演，一會兒是想逃避責任的官員，一會兒是警察，一會兒是目擊者，有時甚至還扮演試圖對女記者進行騷擾的信息提供者，不一而足。老師也拉我們外出採訪，比如參加外交部的新聞發布會。

採訪結束後，緊接著就是寫作環節。那時候我們人手一臺打字機。我到現在都記得，在牆上時鐘的步步緊逼中，在8臺打字機的噠噠聲中，我們寫每一篇新聞稿時的緊張。

畢業後，由於沒有從事英語新聞報導，我就再也沒有用英語寫過稿了。這次在尼曼的虛構寫作課上，特別是課堂上的10分鐘即興寫作，讓我再次體會到了那種久違的緊張。

但上著上著，大家鬆弛了下來，後來上課大家刷刷寫的時候，有的人甚至還忍不住笑出聲來。

因為Anne出的題總是天馬行空。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落選後，Anne給我們設定的場景是，大選日第二日清晨，羅姆尼夫婦在家中。還有一次，美國中情局局長因婚外戀曝光而辭職，Anne的題目是曝光第二日早晨，中情局局長家中，他與妻子的對話。

競選中的羅姆尼夫婦

寫這種題目很好玩，討論的時候更是熱火朝天，不僅展現了每個同學的個性和內心世界，還體現了不同文化之間的思維差異。

比如中情局局長一題。韓國同學寫的場景是，局長第二天一大早起來，發現妻子沒給做早餐，沒好意思向妻子開口，只好自己在廚房裡做。但是平時幾乎不下廚的他，卻啥啥都找不到，非常受挫：我能監視整個世界，卻連自己家的廚房都搞不定。

念的人笑，聽的人也笑。在整個寫作課乃至其他的交流討論中，這位韓國女同學的最大主題就是女性歧視，無論是在家裡還是在工作單位中。所以在這個虛擬的場景中，她小小地敲打了下男性：讓男人自己做早餐，讓男人受挫，讓男人體會到妻子的奉獻。

我的智利女同學是個全國知名的電臺主播，勤奮、熱烈、嘎嘣利落脆。在她寫的這段虛構故事中，妻子是個強勢人物。只見妻子這樣奚落丈夫：全世界你都監控得了，怎麼自己這點破事都被別人搞了去，你怎麼當的中情局局長？撤了活該！

反觀我自己寫的，也體現了我的內心邏輯。開頭一陣渲染沉默中的尷尬，然後妻子幽幽地嘆道：她（情人）那麼年輕，那麼漂亮。我記得當我念到這句的時候，房間裡一陣「哦」，好像大家很驚訝這樣的邏輯，同時又很同情這位妻子。搞得我反倒驚訝了：妻子這樣想很意外嗎？這或許就是文化差異吧。

三

Anne每次都留課後作文，字數一次比一次多。

第一次的作業很特別，我以前沒這麼玩過。要求寫10句話，第一句，10個字，第二句，9個字，最後一句一個字。主題不限。

記得那時正是新英格蘭最美的秋天。我坐在陽臺門的門檻上，背對著太陽，琢磨了整整一個下午。我試圖把一個民國大家閨秀——我姨媽——坎坷一生的故事濃縮在這短短60個英文字裡。這幾乎不可能。最後我選擇了她臨終前的一幕。

She feels the soul is breaking out of her body (10).

So eager and happy that she feels very sorry ( 9 ).

「If you die, die quickly.」 her daughter cries ( 8 ).

「you』ve never loved any of your children.」 ( 7 )

The mother is unable to speak. ( 6 )

「I hate your father, always. 」( 5 )

She says to herself. ( 4 )

「It’s my fate.( 3 )

It’s history.( 2 )

Honey.」 ( 1 )

（她覺得靈魂正在出竅/這麼興衝衝，以至於她都覺得對不起它/「要死，就快點死。」女兒喊道/「你從未愛過你的任何一個孩子。」/媽媽已經說不了話/「我恨你們的父親，從一開始就恨。」/她默默地對自己說/「這是我的命/這是歷史/我的小乖乖」）

這篇習作很失敗，因為野心太大，空間又太小，所以最後弄了個四不像。

剛開始上這門課的時候，就如同這個作業，我很貪婪，很有野心，總是試圖把中國波瀾壯闊的大歷史中的人物命運寫進作業裡，總覺得這才是好故事、好小說的元素。

但漸漸地，我聽到了其他一種寫法，這種寫法尤以我在美聯社工作的同學為甚。

她年齡和我相仿，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她的寫作總是在描寫生活中的一個場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常場景，與歷史無關，與drama（戲劇性情節）無關，但充滿了細節和意識的流動。

比如，有一次她寫她在洗碗，從頭到尾都是在洗碗，邊洗邊慢慢湧起對丈夫的抱怨，到最後這種抱怨都濃得差不多想要離婚了。然後突然聽到丈夫鑰匙開門的聲音，在那一剎那，她突然又感到一陣欣喜和解脫，對丈夫的埋怨瞬間無影無蹤。

還有一次她寫小時候一個場景。患有哮喘病的她那天很不舒服，在樓上等著父母來安慰她抱抱她。可是媽媽一直在樓下忙上忙下，一會兒電話，一會兒要照顧爸爸和哥哥。後來她爸爸上樓來，穿著高檔的西服，馬上要上班去。結果她一陣反胃，把髒物吐在了爸爸的襯衫上。爸爸暴跳如雷。那時，左盼右盼等不來的媽媽終於上樓，來照顧她，並表示愛她。

這些都是日常生活的小小片段，但通篇充滿了無數的細節。比如第二個故事中那個生病的小女孩，我們通過她的感官，感覺到了身體的難受，風的懨懨，媽媽在樓下忙碌的聲音，接電話的聲音，爸爸的腳步聲，爸爸的咆哮，以及這個生病小姑娘那顆備受冷落和忽視、渴望父母關愛的受傷的心靈。

她的寫作給了我很大的觸動。如果拋掉中國複雜歷史所賦予的我試圖要寫的那些中國故事的厚重、離奇之後，我還能寫出好故事來嗎？換言之，除了好故事本身的情節之外，我能否在日常的生活片段寫出好小說的味道來呢？

班上不止我一個有歷史偏好。智利的同學小時候經歷過皮諾切特時代，經歷過內戰。在一篇文章中她寫到小時候，有一次她正在和妹妹一起看美國動畫片，然後聽到一聲悶響。她還沒明白怎麼回事呢，媽媽就把她們抱起，躲了起來。媽媽臉色蒼白，嚴肅得要命。小姑娘們則完全不知道外面已經在發生槍戰了。

越南的同學有一次講到一個故事。小時候北越很窮，他住的村子裡，男人都去打仗了。村子裡有一個新媳婦，是個遠近出了名的美人，也是這個半大不小的男孩心目中的女神。女人的男人打仗老不回家，終於有一天，村裡人發現女人家裡多了個不是她男人的男人。於是村裡人點火要燒了這屋子和裡面的人。女人在濃煙中逃了出來，從此，再也沒有回來。

德國的同學也會用到大歷史做背景。有一次她寫到柏林圍牆倒塌的那天，正處在青春期的她在熄燈之後從柏林家中的地下室偷偷地溜出來，和朋友們在外面聚會，直到天明才悄悄回去。這是她人生第一次背著父母徹夜未歸。那夜，她並不知道歷史正在距她不遠處的地方轟隆上演。

柏林圍牆倒塌

還有一次她以孩子的視角寫到，有一天下雨了，她和其他的孩子一樣，在雨中嬉戲，還伸出舌頭去接雨。但她媽媽卻大喊大叫，慌慌張張地衝過來，讓孩子們別吃雨，趕緊回家。因為那時（1986年）蘇聯的車諾比核事故剛爆發，整個德國陷入恐慌，他們覺得那些放射性塵埃會隨著風和雲飄到德國上空，又會隨著雨降落下來。所以雨裡面就有核輻射物質，千萬不能碰。

後來我慢慢感覺到，這個虛構寫作班上的幾個美國同學（全都是70後）幾乎不寫歷史。美國60年代反戰和民權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他們還沒出生。閒聊中，我發現這些人共同的歷史記憶是冷戰，但在寫作作業中，沒有一個人以冷戰為背景寫過什麼東西。他們的作品幾乎全部是寫個人生活。

哈佛的老師大都經歷過60年代，所以他們會提起當年上街的事。有一位來自達拉斯的教授曾說起甘迺迪遇刺那天當地人的生活及混亂場景，聽得我都掉了淚。但不知為什麼，我的那些70後的美國同學在寫作中幾乎不觸碰歷史。

因為樣本太小，所以在這個寫作班呈現的某些特點並不能推而廣之。不過我想，可能是因為70後這代美國人總體而言是在國泰民安、機會相對均等的環境下長大，所以他們對體制的抱怨不那麼大，對歷史的感覺沒那麼深，相反，更多的是關注個人和身邊的生活。

比如在《波士頓環球報》的男同學寫過很多波士頓街頭乞丐的故事，寫他們的乞丐生活，寫他們怎麼淪落街頭的，全是個人故事。讓我驚訝的是，他幾乎絲毫沒有觸及我們中國記者慣常的體制敲打。

另一位在《芝加哥論壇報》報的記者，她曾寫過芝加哥林肯廣場上的一位「鴿子人」。一位73歲的老人，每天都坐在廣場上的一個紅色消防栓上，一動不動坐一天，不仔細看，你以為這就是一個雕像。每天，幾十隻鴿子就棲息在他的頭上、肩上、胳膊上、大腿上、腳上，咕咕叫、拍翅膀，甚至在胸前築巢。同樣，整篇都很純粹，就寫老人與鴿子。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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