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高分在於積累，但是你真的會「閱讀」嗎？

從許多人的經驗及各種資料中可以歸納出，學好語文有很多要素，但最核心最根本的方式就是閱讀，在語文學習上沒有閱讀量的積澱是不可行的。

看過一本書叫《我們怎樣學語文》，裡面有當代七十多位知名科學家、學者、作家等撰寫了自己早年語文學習的經歷，按作者們出生或求學的年代，全書從二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分為四個部分。我從書中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凡五十年代以前的學界泰鬥們，他們對自己當年的語文學習全都充滿溫情的回憶。他們的語文學習內容，基本上都是中華文化千百年來流傳下來的經典名章；他們幾乎都遇到一個或幾個學養豐厚的語文教師，從最初的語文學習中獲得了完善的語言和思想的滋養；都肯定地認為早年的語文學習為他們一生的事業及做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例如，有人問中國科學院院士楊叔子先生，為什麼能成為院士，有什麼個人因素。他回答說：「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人文文化，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中國語文起了重要的、直接或間接的作用。」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七八十年代接受中小學語文教育的這些人，他們對自己所經歷的語文教育充滿批判，認為教材選編質量不高、教學方法陳腐、思想啟蒙貧乏。而他們之所以後來「成才」，在於僥倖獲得一些課外讀物，正是這些課外讀物成全了他們。

荒謬的邏輯

從教材的編排看。現在小學語文大致還是採用先學拼音、生字，再學詞彙、句子這樣一個邏輯框架。

拼音真的需要放到語文學習的最前面嗎？生字真的需要那樣一個個獨立地去學嗎？

這裡有一個貌似合理的邏輯推理：會讀文章就得先認字，想認字就得學拼音——事實上，這個表面合理的邏輯並不符合兒童的認知順序，逆反了人類學習語言文字的天性。顛倒了語言學習的順序，充滿反認知的內質。

語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種工具，拼音更只是「工具的工具」——它就相當於二胡演奏員偶爾使用到的那塊松香，可以讓弓毛更潤滑，卻用不著在每個孩子初學二胡時就先去花費好長時間學習關於松香的知識——可這個「工具的工具」現在卻變成了工具本身和目的本身，以至於居然有人提出中國文字以後要用「拼音」完全代替「漢字」。這樣荒謬的想法不但被公然提出，竟然還引起討論，真是不可思議！

同時我們還忘記兒童學習需要的是形象、有趣、整體感知等特點，一上學就把他們拉到枯燥而抽象的字母和生字上來，孩子們為此付出了痛苦的努力，卻收穫不到學習的快樂，他們花費了許多時間，只學到了很少的東西。

有一次看到華東交通大學母親教育研究所的王東華先生說了這麼句話，覺得說得很好。他說：我們的語文教育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是用教西方拼音文字的方法教中國的象形文字。在過去，一年的私塾教兩千多字，現在把我們國家兩千年優秀的識字教育拋棄了，孩子們到三年級都看不懂東西。

平庸的課本

從語文教材的文本選擇上看，平庸之作非常多，不少作品從思想性、趣味性到文字的精緻上，都算不得上品，卻進入了教材。

陶行知在七十多年前就批評說：「中國的教科書，不但沒有把最好的文字收進去，並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課教幾個字，傳授一點零碎的知識。我們讀《水滸》《紅樓夢》《魯濱遜漂流記》一類的小說時，讀了第一節便想讀第二節，甚至從早晨讀到晚上，從夜晚讀到天亮，要把它一口氣看完才覺得痛快。以零碎文字做中心的教科書沒有這種分量。」他把這種教科書比喻為「沒有維他命的菜蔬」和「上等白米」，「吃了叫人害腳氣病，寸步難行」。

陶先生還說：「有人說，中國文人是蛀書蟲。可是教科書連培養蛀書蟲的力量也沒有。蛀書蟲為什麼蛀書，因為書中有好吃的東西，使它吃了又要吃。吃教科書如同嚼蠟，吃了一回，再不想吃第二回。「陶先生在幾十年前抨擊的現象並未改善，且愈演愈烈。

當代著名作家孫鬱曾做過一段時間中學教師，他從自己在七十年代接受的語文教育和後來當教師的經歷中，對語文教育深感失望。可到他的女兒長大上學了，他有一回翻女兒的課本，大吃一驚，他曾經教過的令他失望的篇章在女兒的教科書裡比比皆是。

著名學者、北大中文系教授錢理群先生評價說，我們語文教材的編選基本停留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水平。這實在是一針見血。

從教學上來看。我國中小學課堂教學仍然沿用生字、解釋詞語、分析意義、體味思想，以及大量的現代文背誦等這樣一種八股教條。

哪些字是生字，哪些詞是生詞，都是教材規定好的，學生們必須一遍又一遍地去讀去寫去背這些「生字」和「解詞」，即使這些字和詞早已是大多數孩子熟知的。

和語文教材同步下發給老師們的「語文教學參考書」早已規定了如何解讀每一課。當代著名教育家、特級教師李鎮西博士批判現在的語文課成為思想專制的場所：「學《孔乙己》只能理解是對封建科舉制度的批判；學《荷塘月色》只能理解這是朱自清對大屠殺的無聲抗議……學生的心靈被牢牢地套上精神枷鎖，哪有半點創造的精神空間可言？」

我知道一些孩子為了上課能準確回答老師的提問，會想辦法弄本教材參考書來，這樣他們在語文課堂上就能「正確」地回答出許多問題。

語文課本上經常有很多現代文背誦要求。由於現代文是口語化的東西，它在文字上是開放的，不像古典文學那樣詞句嚴謹。而要孩子背誦的，多半是一些很平常的段落，根本達不到「增一字則多，減一字則少」的境地，但考查時卻要求一個字、一個標點都不能錯。把一個開放的東西背出嚴謹來，孩子們唯恐出錯，比如不能把「狠狠打了他一下」背成「狠狠地打了他一下」——僅僅是多了一個可有可無的「地」字，那也不行。每一個標點都要死死記住……背誦的目的只是為了「正確」，而不是為了體悟，不是為了把經典刻進記憶和思想中，只是為了考卷上不丟分。手段和目的在這裡被完全搞亂了。

大量的閱讀

學語文到底該學什麼，怎樣才能學好語文？

語文教學改革是個宏大課題，需要深入研究，任何個體都無法給出權威答案。但我們畢竟有一些有效的經驗，可以運用於當下的學習生活中，取得明顯的效果。

從許多人的經驗及各種資料中可以歸納出，學好語文有很多要素，但最核心最根本的方式就是閱讀，在語文學習上沒有閱讀量的積澱是不可行的。

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曾試用過許多的手段來促進學生的腦力勞動，結果得出一條結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擴大他們的閱讀範圍。

閱讀貧乏的人，一定是語言貧乏的人，同時也是思維貧乏的人。如果我們想讓孩子學好語文，卻漠視他的課外閱讀，這好比給一個本該喝一杯奶的孩子只預備了一匙奶，讓一個想學遊泳的人進浴盆試水一樣。

現在好多中小學都開設了「閱讀課」，但這些課基本上不是孩子手裡拿本書去讀，而是教師講「閱讀方法」，學生做「閱讀題」。這宛如當一個人需要喝水時，旁邊的人就滔滔不絕地給他講一大堆關於喝水的知識，並讓他回答一些關於喝水的問題；而盛滿清水的水杯卻從來不肯遞給他。

國家每年為中小學圖書館建設投入大筆資金，可很多學校的圖書館只不過是閣樓頂上落滿灰塵的一隻舊紙箱——僅僅是說起來有那麼個東西，實際上跟學校的日常教學生活毫不相干。孩子們一直處於「閱讀貧困」中，學校語文教研會的討論主題經常是「如何講好閱讀課」。

如果學校教育中沒能為孩子們提供足夠的閱讀條件，課外閱讀就一定要在家庭中補足。

在我接觸的家長中，不少人對閱讀與語文學習的關係認識不足，有的家長甚至阻撓孩子的課外閱讀。他們很關心孩子的成績，聽人說讀課外書對學習有好處，就讓孩子讀幾天，可孩子剛一產生閱讀興趣，開始出現著迷的樣子，家長就擔心了，怕耽誤學習，又趕快把孩子拉回到課本中。這些家長總認為讀課外書不是學習，學課本才是學習。

在小學中確實有這麼一種現象，一些孩子從不讀課外書，考試成績經常很高，而一些經常讀課外書的同學在考試中並未顯出優勢。

這是因為小學語文考試卷一般都是緊緊圍繞著教材來的，考試前緊扣教材的反覆訓練，確實會讓孩子們在卷面上表現出好成績。事實上，不少人的成績只是一種假象。並不是孩子們作弊了，而是這樣的考試不能考查出學生們真正的「語文水平」，它只是在考查「學課本的水平」。

語文成績假象一般只能維持在小學階段，一旦進入中學，尤其是高中，語文考卷和課本的聯繫越來越弱，成績與閱讀量的相關性就顯現出來了。

高考語文試卷，除一些古詩文外，絕大多數內容和教材無關，它考查的基本上就是學生真實的語文水平——我並不是說高考的命題方式是最合理的，在這裡無意評價這一點，只是想說明，如果不關注閱讀，死抱著教材學語文，那麼學生進入中學後就會越來越力不從心，到頭來，在最關鍵的高考考場上，恐怕也難以獲得好成績。而一個語文水平真正很高的學生，他可以從容應對任何形式和水平的考卷，高考中也不會表現得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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