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考試選拔人才的方式在我國古代就已經建立，科舉制度有1300多年歷史。進入20世紀初，用八股文選拔人才的弊端日益顯現。1905年清政府廢除了科舉制，轉而引進西方的學校考試制度。那個時候還沒有全國統一的考試制度，而是各大學自行組織命題考試，學生可以選擇報考多所大學，也可能同時被多所大學錄取。
據當時的考生介紹，不少人徹夜在書店排隊買一套「數理化」自學課本，買不到的人就問熟人借來手工抄寫。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光禮一直從事高等教育政策與管理的研究。他告訴記者，從1949年到1966年這「建國十七年」是我國一系列教育制度的初創時期。1952年有了第一次全國統一招考，50年代初按對口式人才培養建立了北京鋼鐵學院等一批專業化學院。到1961年隨著「高校六十條」的出臺，「一考定終身、全國統考、文理分科」等我們至今依然熟悉的考試模式最終得以確立。
周光禮認為，當時建立的統一高考模式既能夠更好地顯示出公平，也適應了快速選拔人才的需要，這14年通過高考選拔的人才支撐了新中國三十年的發展，意義重大。
到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新的辦法」：從本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區辦理。高等學校取消考試，採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高考制度中斷。
恢復高考
用印《毛選》的紙來印試卷
統一高考中斷，大學錄取只剩下「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覆審」十六字方針。「工農兵大學生」登上歷史舞臺。周光禮說，在當時上大學主要看家庭成分，推薦上大學的工農兵學員的有些只有初小文化，也就是剛剛達到脫盲水平，許多大學為此不得不「大學變小學」。大學教育的培養質量降到了建國以來的最低谷。
1976年，「四人幫」粉碎，十年動亂結束，全國百廢待興。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決定恢復已經停止了10年的全國高等院校招生考試，以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方式選拔人才上大學。
當年底就恢復高考，時間非常緊張。在那個計劃經濟的時代，紙張、油墨全部按計劃生產、供應。拿什麼印試卷？最終中央決定，為了不增加群眾的負擔，每個考生只需要交五毛錢的報名費，另外先借調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來印高考試題。
恢復高考的消息激勵了成千上萬的人重新拿起書本，加入到求學大軍中去。據當時的考生介紹，不少人徹夜在書店排隊買一套「數理化」自學課本，買不到的人就問熟人借來手工抄寫。周光禮說，那一年的高考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初中畢業生要多於高中畢業生，跟現在的高考完全不同。因為文革期間辦學停擺。1966年之前的高中畢業生到了1977年早已走上工作崗位，甚至為人父母。初中畢業生反而相對有時間複習備考。
12月，570萬人從山村、漁鄉、牧場、工廠、礦山、營房和課堂奔赴考場，一個公平平等的競爭環境，終於又回來了。
一次次改革
「公費」變「自費」，文理分科變自主選擇
1977年，570萬人參加高考，27.3萬人被錄取。1978年高考完全恢復正常，610萬人報考，錄取40.2萬人。兩批人都在1978年進入大學，都被稱為恢復高考第一批大學生。通過高考選拔優秀人才進入大學深造這一制度由此恢復。從1977年一直到現在，高考制度從未中斷，並且進行了多次改革，以不斷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周光禮說，恢復高考的頭兩批大學生受到了全社會的關注，不少人還在上學時就被用人單位「盯住了」，一畢業就被一搶而光，「大部分留在了大城市，極少有人去基層和邊遠地區，這樣不行。」
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規定在中央部門或國防科工委系統所屬的某些高等院校，要按一定比例面向農村或農場、牧場、礦區、油田等艱苦行業的定向招生，學生畢業後要服從分配。
1985年，教育部規定：可以從參加統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數國家計劃外的自費生。一向由國家「統包」的招生制度，變成了不收費的國家計劃招生和收費的國家調節招生同時並存的「雙軌制」。到了1992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高校招生從秩序和公平轉向兼顧效率和效益，大學逐漸進行「自費」和「公費」的並軌，到1996年，上學交學費成為統一政策，「免費上大學」的時代結束。
1999年，高校大規模擴招，開啟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大門。2001年取消高考的年齡限制，一批「爺爺考生」、「奶奶考生」備受媒體關注……到2014年，隨著新的高考改革方案出臺，高考在未來將打破文理分科、英語一年兩考等。今年，浙江、上海兩地將率先按照新方案進行高考。
高考走向何方？
新高考宜簡單易懂，最大限度保障公平
在周光禮看來，1977年恢復高考最大的意義在於它幫助重建了十年動亂後的社會秩序，給人以對知識、對未來的信心。「秩序的崩潰、對社會信心的不足，危害甚至要大於人才的斷層。」周光禮說，高考所代表的公平、質量至今仍是人們不懈追求的價值觀。高考對於中國迅速從文革的「亂」轉為改革開放後的「治」，繼而「興」，其作用難以估量，「從國家領導人到科學家、知名企業家、文藝界人士，大批人受益於恢復高考後的高等教育。」
如今，隨著新高考改革方案投入實施。未來高考怎麼走也引發了討論。周光禮告訴記者，這次高考改革方案最大的亮點在於它做了很高的頂層設計，這是至關重要的，高考改革不能「就考試談考試」，必須得上升到社會治理、國家發展的高度設計改革的方向和目標。
具體到一些改革措施，周光禮也有自己的意見。以率先試點的兩地高考方案為例，不分文理科，學生自主選擇考試科目，英語多次考試機會，周光禮就認為高考方案設計得過於複雜，普通考生、家長甚至老師都會看不懂，就會有人利用複雜性帶來的信息不對稱進行謀利，「這就觸動了高考最基本的『公平』價值觀。」
周光禮說，除此之外，新高考應儘可能地減少對於專業的限制，少用考試科目去限定招生專業，「因為大學現在都強調寬口徑、通識教育了。」他說，用簡單易懂的方式選拔人才，儘可能地保障公平，高考還將在中國發展中發揮強大的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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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恢復高考這40年中，《北京晚報》的記錄，真實地反映了「高考」在市民生活中地位的變化。
《北京晚報》1980年復刊，在整個80年代，對於高考的報導多少有點「心不在焉」，只有幾個年份，高考消息佔據了頭版的位置。
1981年，重新恢復的高考，第一次以當日新聞的姿態，出現在《北京晚報》上。這條新聞披露了一個信息，當年參加考試的北京考生高達11萬7千人，當年的全國大學錄取率僅為11%。相旭陽
來源：北京晚報 記者 張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