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 是人工智慧崛起並迅速擴張的十年。隨著人工智慧創新應用的全面展開, 包括軍事領域人類社會各個領域在內的正經歷前所未有的智能化浪潮衝擊。人工智慧技術是後資訊時代新技術發展的一個顯著趨勢, 是信息技術高度發展的必然結果, 也是極有可能改寫未來戰爭的顛覆性技術之一。作為人工智慧軍事化應用的軍事智能化技術, 是機械化、信息化之後軍事領域發展的新趨勢和新方向。我們要在現有機械化和信息化基礎上發展智能化, 同時用智能化牽引機械化和信息化向更高水平、更高層次發展。
一些軍事強國已將發展軍事智能上升到國家戰略, 從政策導向、戰略規劃、資金預算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 意在避免「未打先輸」, 搶佔未來軍事競爭制高點。
從機械化、信息化到智能化, 戰爭形態已經發展到新階段, 軍事智能可能成為決定未來戰爭勝負的關鍵要素。2017年初, 美國公布的《2016—2045年新興科技趨勢報告》明確了20項最值得關注的科技發展趨勢, 其中就包括人工智慧、雲計算、量子計算、大數據分析等新興技術。俄羅斯早在2013年就成立機器人技術科研實驗中心, 提出未來20年要在智能化、無人技術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英、法、德等國也不甘落後, 紛紛提出軍事智能化戰略。可見, 智能化戰爭已悄然來臨。
軍事智能化具有控制思想與控制行動的雙重能力, 可以滲透到軍隊指揮決策、戰法運用、部隊控制等活動中, 使戰爭面貌煥然一新。
以美軍為例。2014年, 美軍各類無人機數量已達到1.13萬架以上, 各種地面機器人增長到約1.5萬個。其中, 無人機除承擔大部分偵察、情報、監視等作戰保障任務外, 還擔負約1/3的空中打擊任務。此外, 2015年, 美國的X-47B驗證機已完成在航空母艦上起降、自主空中加油等關鍵項目測試, 已具備發展成為執行偵察打擊任務的無人作戰飛機的必要條件, 能在高威脅環境下執行任務。美國防部又決定預生產採用可選有人/無人設計的B-21遠程打擊轟炸機, 以替代B-52和B-1轟炸機[4]。而這些僅是開始。事實上, 人工智慧在軍事領域的創新應用, 正革命性地逆轉以人為核心的「人-武器」關係。人在基本戰鬥單元中的功用不斷被替代, 而智能化無人系統則越來越獨立地擔負起原來「人-武器」系統的使命。在這一大趨勢支配下, 智能化武器已經從作戰力量的補充發展成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並開始向戰場主力挺進, 一個「機器戰爭紀元」正在到來。智能化無人系統戰場運用引發軍事領域連鎖反應。目前, 軍事智能化革命仍處於初期的技術革命階段, 重點是武器裝備智能化。但是, 與此同時, 智能化無人系統在戰場上的優異表現, 已倒逼軍事領域更深層次, 包括作戰方式、體制編制等的調整變革。智能化無人系統在戰爭中的成功運用, 極大地刺激和鼓舞了各國發展智能化力量的熱情。2016年, 美軍無人系統作戰方式開發再上新臺階, 成功進行了多達103架微型無人機的自適應編隊飛行測試。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舉措。這些深層次探索已超越單純的武器裝備發展更新, 智能化在軍事領域呈現出全面滲透態勢。
智能化使武器裝備具有了突破人體限制的優越性能, 也為軍事行動提供了新工具、新可能。為充分利用智能化優勢, 世界一些軍事強國正著力探索各種智能化無人系統的運用方式, 新的作戰方式正加速成型。較具代表性的至少有以下三種:潛伏戰, 即預先將無人系統部署於敵重要目標、防區或重要通道/航道附近, 使之處於長期 (數月甚至數年) 休眠狀態, 並在需要時激活, 對海上、陸上、空中和太空目標實施突然攻擊;群集戰, 使用大量具有較高自主協同能力的智能無人系統, 以「群」的方式對目標實施偵察、幹擾、突擊、防禦等作戰行動, 使對方的探測、跟蹤、攔截、打擊能力等各種行動能力迅速飽和, 進而形成作戰優勢;全球快速打擊戰, 即使用高超音速空間無人作戰平臺, 對全球範圍的敵全縱深戰略目標或關鍵性目標實施快速 (1小時內) 、精確的貫頂式打擊, 該方式極具戰略威懾性。
千百年來, 作戰指揮決策主要依靠指揮官個人的經驗、判斷和直覺。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極大地豐富了戰場信息, 淡化了戰爭「迷霧」, 但它並未改變傳統的指揮決策模式。而大數據及其相關智能算法的出現, 為從根本上改變這一模式提供了可能。其關鍵在於, 運用智能化數據處理技術, 可以想人之所未想, 在大數據中發現複雜事物間相關關係, 從質上突破人類分析聯繫事物的局限性, 決策者據此可快速、準確地判斷和預測戰場形勢發展變化, 進而大幅提高決策質量。目前, 使用大數據確保國家安全, 如反恐、發現路邊炸彈以及掌握敵軍行動規律等, 已成為世界軍事發展的新趨勢。在捕殺拉登行動中, 美國的大數據公司帕蘭提爾曾發揮重要作用, 被稱作「名副其實的殺手級應用」。藉助基於大數據的智能輔助決策系統, 以「人-機」協作為基本方式的新決策模式正悄然形成。
軍事智能化軍事信息化的繼承與發展, 成為推動信息化戰爭形態逐步演變的強大技術力量。智能化作為新時代我軍發展的重點方向, 需從理論基礎、軍隊體制編制、作戰形式、武器裝備、國防建設等領域重點切入。
理論的創新帶有根本性和指導性。智能技術不斷向軍事領域滲透, 必然導致未來戰爭形態、作戰方式、戰爭規則發生顛覆性改變, 進而產生顛覆性智能化作戰理論。重點加強軍事智能基礎理論研究, 基礎理論是關於對象的本質規律的理論, 是理論系統的核心。理論創新要以基礎理論的建立為根基, 創新理論要依賴於基礎理論的正確[6]。著眼新時代新格局, 解放思想, 擺脫傳統理論的束縛。當前, 隨著一批智能技術的軍事應用, 世界範圍內已經產生了「分布式殺傷」「母艦理論」「作戰雲」「蜂群戰術」等智能化作戰思想。一定意義上講, 智能時代與資訊時代相比, 制勝方式將從「擊潰」向「癱瘓」轉變;制勝關鍵要素將從「信息優勢」向「智能優勢」轉變, 從信息域轉到認知域;制勝技術原理將從「切斷敵信息鏈路」轉到「癱瘓敵作戰體系」[7]。要緊跟新時代發展步伐, 把脈科技前沿, 在發展信息化作戰理論的同時, 創新智能化戰略理論和作戰概念。
編制體制最重要的功能是實現人與武器的有機結合, 以形成強大戰鬥力。新時代我軍智能化發展, 必然要使人與武器的結合發生根本改變。一方面, 無人機編組、無人潛航器編組、機器人士兵編組必然走上戰場。另一方面, 無人與有人作戰單元的協同編組, 也將導致各類「混搭式」新型作戰力量不斷湧現。隨著軍事物聯網、軍用大數據、雲計算技術在軍事領域的應用, 諸如「雲端大腦」「數字參謀」「虛擬物流」等也將出現。諸如此類的變化, 必然使軍隊規模更趨小型化、靈巧化。作戰力量編成則更加模塊化、一體化, 主要表現為各作戰單元可以根據作戰需要適時適地無縫連接;傳統的軍種體制將進一步轉向系統集成。
相比於信息化戰爭作戰方法, 新時代智能化戰爭作戰將更加強調體系化。其中, 獲取網絡空間優勢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先決條件;「輿論攻擊」和「心理打擊」將全時域、無孔不入;太空、臨近空間將成為謀求軍事優勢的戰略制高點;水下特別是深海作戰重要性將越來越強。美軍在作戰試驗中發現, 當以無人機集群攻擊其最先進的「宙斯盾」防空系統時, 該系統根本無法實現全部攔截, 大約存在30%的漏洞。無論是人機結合, 還是機器與機器相結合的智能化集群, 都可以在更高層次提高攻擊力度, 實現集群的去中心化及抗毀性, 保證行動的更加自主化, 由此必然帶來戰法創新空間的極大拓展甚至革命性變化。
信息化戰爭的支撐技術主要為精確制導、傳感器、信息處理、數據鏈等技術。智能化戰爭技術脫胎於信息技術, 又遠遠高於信息技術, 必將使裝備發展更加異彩紛呈。諸如指揮控制人機協作、人體機能增強改良、腦聯網等技術, 將催生相應的智能化裝備。新時代我軍智能化武器裝備的發展應具有高度前瞻性, 在現有信息化條件下重點發展網電一體的網絡空間感知、進攻、防禦和控制系統;水下無人偵察和打擊裝備, 構建廣域水下無人區域監控系統;發展高低搭配、有人無人編組, 遠程、隱身、高超打擊結合的空中主宰和打擊體系, 等等。可以說, 智能化武器裝備正處於千帆競發的關鍵時期, 這對於後發國家來說, 是一個難得的機遇期。
軍民融合是實現發展和安全兼顧、富國和強軍統一的必由之路。新時代軍民融合已上升為國家戰略。把握人工智慧發展機遇, 加速推進軍隊信息化、智能化建設, 應當關注軍民融合背景下的智能化國防建設。在平臺鑄造、後勤保障、軍事訓練、國防動員等領域嘗試應用人工智慧技術實現轉型升級。同時必須緊抓當前軍民融合發展契機, 制定軍民通用的人工智慧技術標準, 推進人工智慧民轉軍與軍轉民相互促進, 協調發展。建立人工智慧發展資料庫、專家庫, 追蹤人工智慧科學和技術發展, 培養人工智慧技術骨幹, 為加快發展最新智能技術提供智力支撐。
當前, 智能技術發展浪潮洶湧澎湃、勢不可擋。運用智能技術, 建設智能化軍隊, 打贏智能化戰爭, 越來越成為世界軍事競爭的趨勢和焦點。軍事智能化建設, 這是國家實現創新超越、實現強軍的一個難得戰略機遇。
我軍曾在機械化、信息化建設上落後, 而今仍在苦苦追趕。當前, 軍事智能化技術剛剛起步, 我們與美、俄等國軍隊的差距並不大。這為我們實現由跟跑、並跑向並跑、領跑轉變提供了難得的機會窗口。因此, 緊跟時代發展, 把脈科技前沿, 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 在加緊推進機械化、信息化的同時大力發展軍事智能技術, 努力走在新一輪軍事技術革命前列。
歷史反覆告訴我們, 戰爭的勝利總是屬於那些預見戰爭特性變化的人, 誰敢於走新路, 誰就有可能獲得豐厚的戰略收益。如今, 主要軍事強國都積極推進軍事智能化這一顛覆性技術發展, 傾力打造顛覆性作戰能力, 搶佔顛覆性技術制高點。實際上, 新技術也往往帶有新的機遇, 把握住機遇就可能在世界軍事智能化變革的浪潮中贏得新技術優勢, 調整戰略布局, 抵消戰爭能力代差, 大幅提高國家軍事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