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10年前，如今赴日的手續簡便了許多，因此日本便成了國人境外遊的熱門目的地。借著這樣便利的條件，近幾年我也曾多次帶學生去日本交流茶文化。久而久之，發現了一些有趣的現象。中國人初次訪日之後，通常會留下一種印象，認為日本人對於文化的重視程度似乎遠在中國之上。我可能呆的久了，反而感覺到的是日本人對於文化的十足冷漠。
其實日本人眼中的文化，大致就像是傳家的古董瓷盤。一家人都知道這隻盤子的價值，從未有人草率對待這件古物，更不會肆意毀壞或賤賣。但是他們只會將它束之高閣，充其量在逢年過節或是招待客人時拿出來賞玩幾下而已。有時候忘在倉庫裡，放個百八十年也是常有的事情。平時的生活裡，他們還是以用英國的高檔骨瓷餐具為美。換言之，雖然日本人對於文化認真保存，卻也常忽視其存在，更談不上認真梳理了。
說到日本的文化，茶道自然可算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項。外國人常感覺日本社會上下，都彌散著一股濃濃的茶風。這恐怕也是一種美麗的錯覺。我曾與各行業的日本朋友交流，發現他們對於本國茶文化也是模稜兩可似是而非。日本人對待傳統的茶道，就有點類似于欣賞中國的京劇，都是心懷尊重卻距離感十足。我看日本人參加茶會，就像是看戲似地觀摩一番，配合上嘖嘖稱奇的幾聲禮貌性稱讚也就罷了。若是要他們自己去動手，也只好打退堂鼓了，更談不到理解其中的文化傳承與妙處了。
如此看來，要是探尋日本茶文化的脈絡，就不妨直接從保存良好的古蹟入手。一處處地走下來，從而構建起一份屬於自己的日本茶文化藏寶圖。
一、梵釋寺：遣唐使帶回茶法
日本的訪茶之旅，一定要從京都這座城市開始。雖然奈良的歷史更為悠久，可惜與日本茶文化結緣不多。至於京都的千年茶緣，要從日本的嵯峨天皇說起。
嵯峨天皇的父親，便是大名鼎鼎的桓武天皇。為何說桓武天皇名氣大呢？因為他於公元794年，將日本的都城遷到了平安京，也就是如今的京都。要知道，一直到日本近代明治維新之前，京都一直都是日本法定意義上的都城。京都千年都城的局面，就是由桓武天皇所奠定。
公元809年（大同四年），也就是遷都平安京的15年後，桓武天皇的兒子嵯峨天皇即位。那一年，是唐憲宗元和四年。嵯峨天皇與其父桓武天皇不同，非常愛好藝術而且崇尚唐朝文化。他即位之時，陸羽《茶經》已然問世，大唐朝茶風漸起。嵯峨天皇未曾入唐遊歷，卻也真切體會到了大唐茶文化的魅力。
留學大唐的僧人永忠曾在梵釋寺親手煎茶敬獻給嵯峨天皇。嵯峨天皇在位時期,湧現出了一批用漢文寫作的經典茶詩。
嵯峨天皇能接觸到大唐的茶文化，仰仗的是最澄、空海、永忠等一批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這些求法僧遠赴東土大唐，不光求得了佛法，也帶回來了茶籽與茶器。他們栽種茶樹，製作香茗，傳播茶法，為中日雙方的茶文化交流貢獻了力量。與此同時，也奠定了僧侶在日本茶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日本的訪茶之旅大半離不開寺廟，便也是這個原因了。
在諸位赴唐的僧侶中，永忠和尚算是嵯峨天皇飲茶的引路人了。永忠和尚於日本寶龜年間（公元775年），乘坐第15次遣唐船來中國。作為一名留學僧，永忠和尚在唐代生活了整整30年，東土的他鄉成為了故鄉。而他所生活的長安城西明寺，更是茶風濃鬱的地方。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隊發掘了西明寺遺址。出土的文物中，就有一個唐代使用的茶碾。經文物工作者修復後，發現其底座上刻有「西明寺，石荼碾」六個字。日本僧人永忠在西明寺學習與工作了30年，自然是早已浸淫茶湯之中了。因此上，永忠歸國後帶回的不光有佛法更有茶法。
日本《類聚國史》「帝王部」中記載，弘仁六年（公元815年）4月，嵯峨天皇到近江國滋賀縣的韓崎遊覽，途中路過了崇福寺。大僧都永忠、護命法師等人，率領眾僧在門外奉迎。嵯峨天皇走下車輦，到寺廟中升堂禮佛。之後又到梵釋寺，嵯峨天皇和群臣賦詩。此時，大僧都永忠親手煎茶敬獻給嵯峨天皇。美味的茶湯，將嵯峨天皇打動。永忠大受表彰，並被施以御冠。《類聚國史》中的這處文字，是日本正史中第一次關於天皇飲茶的記載。
嵯峨天皇先觀大唐風氣的茶禮，後飲美味可口的茶湯，受到了很大的觸動。《日本後記》「弘仁六年六月三日條」記載，嵯峨天皇與永忠吃茶之後僅僅四十餘日，不僅在宮中開闢了大內茶園，並且在畿內、近江、丹波、播磨等諸國都種植了茶葉，命令地方每年獻茶。
在嵯峨天皇在位時期，湧現出如《和出雲巨太守茶歌》《夏日左大將軍藤原冬嗣閒居院》《與海公飲茶送歸山》等一批用漢文寫作的經典茶詩。我一直認為，茶詩的數量是檢測茶與文化結合緊密度的重要指標。日本平安時期大量優質茶詩的湧現，說明當時的貴族及知識分子已經密切參與到茶事活動當中了。日本茶學界以嵯峨天皇的年號為名，將這一時期稱之為「弘仁茶風」。
嵯峨天皇與茶結緣的梵釋寺，至今仍有跡可循。將此地作為京都訪茶的第一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探訪者在京都乘坐電車石山坂本線在「滋賀裡」站下車，再步行約30分鐘即可到達。但以我的經驗，途中最好要開著導航，光靠問路是斷然不行的。即使周邊的居民，也沒有多少人知道那座梵釋寺的，更不用提知道它就是日本茶文化的開端的了。
這也不能怪老百姓，畢竟「弘仁茶風」並沒有持續多久。嵯峨天皇逝世後，繼任的統治者都不甚熱衷於茶事。隨著政府財政的緊張，公元894年日本停止選派遣唐使，中日的官方交流式微。至於代表大唐文化的茶事活動，也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甚至一度被人所遺忘。嵯峨天皇曾小憩飲茶的梵釋寺，也逐漸荒廢了下來。
二、建仁寺：日本茶文化祖庭聖地
其實，梵釋寺內興起的「弘仁茶風」，衰落也有其必然性。以永忠為代表的求法僧，在日本倡導的是完全的大唐茶法。嵯峨天皇的后妃惟良氏曾寫有茶詩《和出雲巨太守茶歌》，其中記錄的日本宮廷飲茶方法幾乎與陸羽《茶經》如出一轍。不僅如此，至於濾水的「紗漉」、燒火的「獸炭」、盛茶的「鞏縣埦」、「商家盤」以及調味的「吳鹽」，一律用的是大唐出口日本的舶來品。日本學者竹內實在《中國吃茶詩話》一書中分析道，嵯峨天皇時代的貴族們，拼命效仿中國茶文化。即使一部分茶器具不是進口商品，也要做得儘量像地道的中國貨。與其說是嵯峨天皇熱衷茶事，倒不如說是日本朝廷豔羨大唐文化。通過梵釋寺的「弘仁茶風」便可看出，日本平安時期對於中國文化的學習達到了亦步亦趨的程度。
自日本平安時代末期或鎌倉幕府初期開始，日本文化進入到了對中國文化的獨立反芻消化時期。像嵯峨天皇時代那樣照搬唐代飲茶方式的做法，顯然已經不符合當時日本的文化心態了。在這一特殊的歷史轉折點，出現了日本茶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榮西。
建仁寺法堂的雙龍圖為畫壇名家小泉淳的作品,是2002年為紀念建仁寺創建800周年所繪。
在京都遊客必要打卡的花見小路盡頭，有一座旅行團通常不會安排前往的建仁寺，每年的4月20日，是榮西法師的忌日，建仁寺都會按期舉辦沿襲了800年的四頭茶會。這是來自於中國南宋的一種禪堂茶禮的模式。據僧人們講，茶會上使用的水注與建盞，都是榮西法師當年從中國帶回日本的茶器。
建仁寺之所以紀念榮西，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榮西法師為建仁寺的創立者。其二，榮西法師為日本茶文化的鼻祖。現如今建仁寺的遊覽重點，一般集中在方丈院。大殿與方丈院之間的一處石碑，卻少有遊客問津。其碑文供奉的，正是「大圓鏡智開山千光祖師榮西禪師」。
榮西禪師（1141-1215）是日本岡山縣人，世人尊稱其為千光祖師、遍照金剛。他8歲學佛，14歲在京都比叡山受戒出家，修天台密教。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即日本仁安三年（公元1168年）4月，27歲的榮西搭乘商船首次到中國求法，先後在浙江天台宗祖庭和天童寺、阿育王寺等處遊歷約半年時間，求得天台宗章疏30餘部。應當說他此行的一個意外收穫，就是他在遊歷期間對南宋盛行的南宗禪法有了初步的了解。
榮西禪師從宋帶回茶樹的種子,在日本多地種植,並且寫出了日本歷史上第一部茶學專著《吃茶養生記》。
公元1187年，已經處於日本佛教界領導地位的榮西第二次來華，他拜天台山萬年寺、四名天童寺住持虛懷敝為師，得臨濟宗單傳心印。在宋朝的四年零四個月，他不僅潛心鑽研禪學，而且親身體驗了宋朝的飲茶文化。榮西漸漸地感悟到，將飲茶文化普及到故國的重要性。回國後，在他登陸日本的第一站——九州平戶島上的富春院，便撒下了茶樹籽。據《背振山因由記》記載，榮西在九州的背振山也種了茶。茶籽從石縫間萌芽，不久便繁衍了整整一座山丘，於是出現了名為「石上苑」的茶園。接著，他還在九州的聖福寺也種了茶。至今九州的富春院、背振山、聖福寺，都留有榮西所植茶園。
榮西法師回國後的第二年（公元1192年），是南宋光宗紹熙三年。也就在這一年，日本的第一個武士政權鎌倉幕府成立。與嵯峨天皇時期大不相同，這時日本最高權力掌握在了武士集團的首領——源氏家族手裡。政治的中心，也由京都轉移到了日本關東的鎌倉。與此同時，榮西從南宋帶回來的臨濟禪宗受到了京都舊有佛教勢力的排擠。綜合考慮，回國後的榮西不得不先捨棄京都，而是應源氏幕府之召住進了鎌倉的壽福禪寺。
作為一名佛教徒，榮西的首要任務是傳播禪宗思想。雖然舊有的佛教勢力反對，但榮西舍京都而赴鎌倉的做法，使得他有了與幕府將軍密切接觸的機會。據說將軍源實朝與榮西交好，二人經常在壽福寺講經論道。但總是紙上談兵的論禪，未免顯得枯燥而空洞。如何能讓幕府將軍親近外來的禪宗，是榮西法師面臨的挑戰。因此茶便出場了。
茶與禪相同，皆為榮西從中國南宋學到的外來文化。抽象的禪宗虛無縹緲，具體的茶湯真切可知。榮西從南宋寺院學到的茶湯，最終拉近了他與幕府將軍源實朝的關係。成書於公元14世紀的《吾妻鏡》，記載了一段榮西傳茶的故事：鎌倉幕府將軍源實朝飲酒貪杯，大醉後引起身體不適。榮西聞訊後，趕到現場獻佳茗以解宿醉。
可以想像，暈頭轉向的幕府將軍喝過茶後自然是精神大振。榮西禪師趁熱打鐵，又獻上了自己撰寫的茶書一卷。這本展現在源實朝面前的茶書，便是日本歷史上第一部茶學專著《吃茶養生記》。源實朝閱讀以後大加讚賞，榮西引來的中國茶法在日本站住了腳。
日本的茶祖榮西法師開創了建仁寺,每年的4月20日,是榮西法師的忌日,建仁寺都會按期舉辦沿襲了800多年的四頭茶會。
榮西的《吃茶養生記》中，既有飲茶的儀軌介紹，也有制茶的方法記載。比起之前最澄、空海、永忠的口頭宣傳，榮西以文字的形式第一次系統的向日本文化階層介紹了茶事活動。他從南宋學到的茶法，正是當時中國最流行的點茶法。與之前永忠和尚倡導的唐代煎茶法不同，宋代點茶法講究旋摘旋制，散茶裝瓶保存。飲用時研磨成粉，直接點飲即可。連湯水帶茶粉一同飲下的做法，可將珍貴茶葉的利用最大化。這樣的做法，暗合著日本民族的惜物精神。
至於蒸青綠茶所呈現出的湯水鮮靈美味，又十分貼近日本人喜鮮嘗新的飲食習慣。直到如今日本人對於茶湯的香與甜，都不是非常看重與追求。這也是中國人經常詬病日本茶湯難喝的原因。在日本語言中用特定的一個「酯」字，來形容這種富含胺基酸的茶湯所帶來的美妙味道。我曾多次用「酯」字誇讚日本茶人奉上的茶湯，對方都顯得無比高興。在他們眼中，我是懂得欣賞日式茶湯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日本從唐代起開始向中國學習。導遊們也總會饒有興致地向遊客介紹，京都就是仿照唐朝都城長安而建。人們繼而想當然地誤認為，日本如今的茶道也是承襲自唐代飲茶法。實際上，日本茶道的儀軌以及茶湯的審美，完整紮根於中國宋代點茶法的基礎之上。日本茶史上的嵯峨天皇，很像是我國京劇後臺供奉的唐玄宗李隆基。只是名義上追認的鼻祖，實則與今日之事已無多大關係。因此上，雖然永忠和尚促成了弘仁茶風的形成，但日本茶祖的頭銜仍要授予榮西法師了。
繼鎌倉弘法之後，榮西法師又在京都創立了建仁寺，作為他在西日本的傳禪基地。茶與禪一起，再次傳入了京都。自嵯峨天皇之後沉寂了300年的茶文化，再一次被日本最高統治階層所看重。榮西因傳茶有功，受後世茶人景仰。建仁寺，也成為了日本現代茶文化祖庭般的聖地了。
宋代的點茶法，成為了如今日本茶道的根基所在。
其實，禪不僅是禪，茶不僅是茶。榮西所倡導的禪與茶，實質上是中國璀璨奪目的宋文化縮影。唐文化，對日本上層社會影響顯著。宋文化，則滋養了幕府時期興起的武士階層。從鎌倉幕府到江戶幕府，日本社會一直是武人實際掌權。榮西傳回的宋代點茶法，也便成為了如今日本茶道的根基所在。
順便提一下，建仁寺現在實行「境內觀拜自由」，也就是全部免費參觀。這對於心向茶文化的旅者來講，自然算是一件好事。但由此也可看出，建仁寺在日本茶文化史乃至於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恐怕是被世人大大低估了吧？我不由得，替建仁寺抱不平。
三、金閣寺：邂逅室町幕府鬥茶風
比起建仁寺，金閣寺的名氣就大多了。每一位到京都旅遊的人，好像沒去過金閣寺都說不過去。以我來看，金閣寺在京都的旅行意義，類似於北京的頤和園。看熱鬧的人多，瞧門道的人少。很少有人知道，這裡本不是一座寺廟，名字裡也根本沒有金閣二字。至於金閣寺在茶史上的特殊性地位，更是少有論述。關於金閣寺的一切，都要從室町幕府建立說起。
在金閣寺裡,金閣的北面,當初建有一座兩層的大規模會所。金閣為三層,會所為兩層, 這兩座建築在二樓處用連廊相接。當初的會所,應是日本茶文化史上最初的鬥茶會所。
榮西禪師所合作的鎌倉幕府，在14世紀30年代發生了動蕩。不甘心大權旁落的後醍醐天皇感覺是大好時機，開始為恢復皇權而蠢蠢欲動。軍事強人足利尊氏先擁護後醍醐天皇奪取京都，推翻了鎌倉幕府。隨後，他反手又將後醍醐天皇驅逐出京都，自己另立了光明天皇。自此，日本同時有南北兩個朝廷新舊兩個天皇。雙方攻殺不斷，持續了61年之久，史稱日本南北戰爭。足利尊氏建立的新幕府政權位於京都的室町地區，因而得名室町幕府。
公元1358年足利尊氏去世，但室町幕府已經取得了壓倒南朝的優勢。不過到了足利義滿，也就是第三代足利幕府將軍，才實現了日本的國家統一。在義滿的領導下，足利家族進入到了最強盛的時期。可就在人生的巔峰，足利義滿卻想要退休了。約在公元1397年，足利義滿為自己在京都郊外的北山修建了別墅。在平定了大內義弘領導的地方軍事力量之後，他便歸隱別墅安享晚年生活去了。那一年，足利義滿剛剛40歲而已。有誰能夠在自己事業巔峰期歸隱呢？足利義滿人如其名，功成名就後及時隱退，一生可謂功德圓滿了。
北山別墅中，有一座依山臨水而見的三層閣樓，因其表面貼滿金箔而得名金閣。義滿死後，這裡根據其遺願改成寺院，取義滿的法號鹿苑院殿中的二字命名為鹿苑寺，民間俗稱為金閣寺。這裡既然曾經是足利義滿的養老別墅，也便成為了室町幕府早期茶事活動的中心。義滿將軍與榮西禪師，之間隔了200年。時光荏苒，鬥轉星移，金閣寺中的日本茶事又有了變化。
鎌倉幕府的茶事，基本上照搬了宋代的寺院茶。室町幕府早期的茶事，則出現了基於宋代茶法的自由發揮。原來榮西禪師不僅帶來了飲茶方法，同時將宋代的茶籽播種到了各地。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的茶產地也從京都周邊擴大到了關東地區。各地方的茶層出不窮，也便有了高低上下之別。日本產茶區的擴大，為室町幕府前期遊戲化的鬥茶提供了物質基礎。
鬥茶的活動，本也是宋代茶事的一種。本是辨別宋代皇室專用的北苑茶，與其他茶之間差別的遊戲。只是中國稱為正焙與外焙，日本改稱為本茶與非茶。室町幕府時期，以栂尾地區（後加上宇治地區）的茶為本茶，以其他產區的茶為非茶。飲茶者要通過捕捉茶湯細膩味道間的差別，從而分辨出本茶與非茶。現如今也有的愛茶人，能夠依靠茶湯與香氣來分辨產地與品種，這便是古今同理的事情了。
如今的京都,除了觀賞寺院外,有些地方還可以體驗日本禪宗的茶道。茶室內的茶具,多為樸素清寂之物。
室町幕府初期的鬥茶，有名為「四種十服」的玩法。這很可能並非是足利家族的創意，而是傳習自鎌倉幕府時期。在日本最早的佛教通史《元亨釋書》（成書於公元1322年）中，就有關於 「四種十服」鬥茶會的詳細記錄。
四種茶的代稱，分別為一、二、三和客。在鬥茶開始之前可以品嘗一、二、三為代號的三種茶，以「客」為代號的茶不能事先品嘗，要求當場判斷。在正式比賽開始之前，要把代號一、二、三的三包茶和一包客茶，順序完全打亂，然後隨機抽茶。參與鬥茶者，需在品嘗後準確說出茶的代號。據記載，鬥茶用的獎品有茶碗、陶器、扇子、硯臺、檀紙、蠟燭、鳥籠、刀、錢幣等。與嵯峨天皇時代的情況類似，這些高檔獎品全部是來自中國的。
室町幕府初期，各種各樣的鬥茶會就在日本上層社會流行起來。當時的鬥茶有「茶寄合」或「連歌會」等不同形式。雖然兩者叫法不同，但都是帶有賭博性質且耗費巨大的活動。雖然屢次禁止，但是室町時期的鬥茶之風卻愈演愈烈。
專為鬥茶集會而設計的房間或建築，被稱為會所。金閣的北面，當初就建有一座兩層的大規模會所。金閣為三層，會所為兩層，這兩座建築在二樓處用連廊相接。據傳說北山別墅的會所裡，擺滿了從中國進口來的高級器物。當時的高級武士們，一邊鬥茶博彩一邊眺望金閣，茶事活動奢靡之風可見一斑。
北山別墅裡的會所，應是日本茶文化史上最初的鬥茶會所。足利義滿將軍死後，該會所被異地重建於京都南禪寺的方丈閣，最終在應仁之亂時毀於戰火。當年鬥茶的武士們眺望的金閣，也在1950年被人縱火焚毀。如今遊客們爭相拍照的金閣，也不過是後來復建的而已。
建築雖會消損，文化終將長存。雖然北山別墅的會所沒有留存於世，但把玩唐物、效仿鬥茶、愛慕文化卻都變成了風雅之事而得以傳續。當時上流社會的武士、大名、皇族，都爭相舉辦或參加鬥茶會。室町早期日本上層熱衷茶事的風氣，為後續的書院茶打下了基礎。
快要走出金閣寺時，我看到許多遊客圍著一處茶攤。走過去一看，其實是速溶的抹茶粉而已。順手接過推銷員衝好的一杯茶，碧幽幽的茶湯上還撒著食用金箔。呷一口細品，發現竟然還加了糖精。這樣花哨的旅遊商品，愛茶人恐怕不會選了，但攤子的生意卻非常紅火。遊客們覺得這樣的速溶抹茶既方便又好喝，而且還頗具日本情調。不過轉念一想，這碗浮誇熱鬧的茶湯，估計足利義滿將軍會喜歡吧？乾脆把杯中的茶一飲而盡，權當是邂逅室町幕府鬥茶會的遺風了。
四、銀閣寺：書院茶的發源地
與金閣寺相對應，京都還有一座銀閣寺。一金一銀，都是愛茶人應去的地方。這兩座廟宇頗多相似之處，例如都是足利家的將軍所建，也都是退隱休閒的別墅。當然，也都是日本茶文化重要的轉折之處。
銀閣寺的山門,足利義政的法名為慈照院喜山道慶。
公元1489年，室町時代的第八代將軍足利義政在京都修建東山別墅，過起了隱居的生活。東山別墅裡有一座兩層樓閣，原擬定貼上銀箔。但是當時幕府的財力，已經遠遠不如足利義滿的時代了。因此二層閣樓未真正貼上銀箔，卻留下了銀閣的名字。東山別墅，在足利義政死後變為慈照寺，日本民間就俗稱其為銀閣寺了。
不僅僅是名字，金閣寺與銀閣寺對仗的地方還有很多，二者可謂是日本史上的雙子星。例如從文化角度，金閣寺為北山文化大本營，銀閣寺是東山文化大本營。而在茶學角度，金閣寺為「會所茶」的發源地，銀閣寺為「書院茶」的發源地。
會所茶也好，書院茶也罷，都是以建築命名的茶學時代。因此上，有必要搞清楚兩種建築的樣式，以便更好的理解逝去的茶風。所謂會所，是一種較大的空間，一般都要在80平米以上。會所的三面牆或四面牆，都可以拆卸移動。整個空間非常地靈活，可以當多功能廳使用。因此上在會所舉辦的活動其實也多種多樣，茶會只是其中的一項。據森宮彥《茶史勝地漫步》一書所說，最早的會所就位於金閣寺，可惜已毀於應仁之亂的戰火。據史料的描述，我推測會所的樣式，可能跟如今京都二條城裡的「廣間」相似，感興趣的愛茶人可以前去探訪。
至於「書院」一詞，最早是指一種固定在牆壁上並伸出來的書案，也可稱為「出文機」。這裡要特別說明，日語中的「機」與中文裡「茶几」的「幾」字同義，大致可直譯為桌子的意思。我在銀閣寺的紀念品商店選購到一隻制工精巧、造型可愛的銅熊鎮紙，包裝上面就寫著「機上平安」四個字，其寓意就是保佑書桌平安。拿回來送朋友，結果還鬧了笑話。友人望文生義還以為是保佑計算機平安，就一直放在電腦旁邊了。希望讀者們，也莫要把「出文機」當做一種機器就好了。貴族們在出文機上擺放筆墨紙硯等文房用品，也在上面直接書寫信件。這樣的書案下面裝上木板，做成名為「地袋」的小櫥櫃。後來裝有出文機的書房，都被稱為書院。再後來，裝有這種類型書房的建築，也被直接稱為書院了。
足利義政主導的茶事,是以銀閣寺內的東求堂為原點而展開的。
初期書院建築的代表，就是如今銀閣寺東求堂裡的同仁齋。根據日本茶道秘本《山上宗二記》記載，隱居之後的足利義政問：「還有什麼新奇的玩樂方法嗎？」侍奉在旁的同朋眾(在藝能、茶道方面輔佐將軍的近侍)能阿彌答：「快樂之道，皆在御茶湯當中。」義政大喜，進而開始親近茶事。當然，後人認為這個橋段很可能是宗二自己所杜撰。但是可以肯定，足利義政是茶事活動的重要推動者。而足利義政主導的茶事，就是以銀閣寺內的東求堂為原點而展開的。
東求堂是足利義政東山別墅建築群的一部分，位於本堂（方丈）的東邊，是一座住宅風格的建築。可能是銀閣的名字太美，總給人以無限遐想，我看如今很多遊客都是慕名而來，專為探訪心目中如銀似雪的殿宇。只可惜在寺裡轉了三圈，才發現那座純木色的破舊小樓就是銀閣，便都悻悻離去了。實際上若從日本文化史的意義上來講，東求堂的意義遠大於銀閣。只是遊人匆匆而過，甚至沒人願意多看它一眼。
同仁齋的地面用四張半榻榻米鋪滿, 面積約8平方米左右。
同仁齋，位於東求堂的一角。這是一間有兩面固定牆壁的房間，設有可供放置文房用具，可供寫字用的固定寫字櫃。除此之外，這裡還安放有可供放置藝術品的開放式壁架。同仁齋的地面用四張半榻榻米鋪滿，面積約8平米左右。銀閣寺的書院，面積僅為金閣寺會所的十分之一而已。而且有了固定的牆壁，原本完全開放的多功能廳也一下子變的相對封閉。在這樣狹小而侷促的空間裡，除了喝茶能做的事情就不多了。場地限制了活動，同時讓原本紛繁奢靡甚至帶有賭博的會所鬥茶，一下子冷靜了下來。小小的同仁齋中，人與人的距離縮短了。茶器看的更清楚，動作觀的更細緻，就連光線、色彩乃至於聲音，都無形中被放大了。茶事的一切，也開始悄悄變得不同。
北山文化的締造者足利義滿，是徵戰南北的一代豪傑。晚年雖退隱金閣，但卻是豪情不減。因此他倡導的會所茶，也總帶有些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江湖氣息。足利義政則既缺乏政治興趣，也缺少政治才華。在他在位之時，釀成了日本史上著名的應仁之亂。戰爭打了10年，京都幾乎成了廢墟。義政明白自己沒能力挽救足利家的頹勢，乾脆不管這副爛攤子了。他仿效祖父義滿建北山別墅的典故，這才修建了東山別墅，自己躲進去不問世事。
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政是茶事活動的重要推動者。
主導者的際遇不同、性格迥異，因此鬥室內的茶事活動，自然與會所茶大相逕庭。同仁齋茶事，一掃室町幕府早期的浮誇茶風，是從鬥茶會向茶室茶道的重要轉折。因此上，同仁齋也在日本茶道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我曾數次到訪銀閣寺，但東求堂的大門卻一直緊閉。直到2019年10月，東求堂為慶祝日本新天皇登基而破例開放，但一天的接待參觀的時間僅有一個小時。我去的時候不湊巧，仍然未能登堂而入室。好在大門開著，隱約可見東求堂內的同仁齋了。那是一間再樸素不過的和室，足利義政在此蜷縮著度過了晚年時光。有人說，日本的足利義政很像中國的宋徽宗。要我看，足利義政還要更幸運一些。他統領的江山已是支離破碎，但他主導的茶事卻將開枝散葉，最終成為代表日本文化的藝術形態。
本文節選於《世界博覽》雜誌2020年第6期
責編：慄月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