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學派認為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其為消費者提供的效用，後者體現為消費者願意支付的價格（willingness to pay）, 新古典把經濟學看成類似自然科學，過去40年數學模型的應用達到極致，以至於人們往往忘記了給定財富分配這樣一個重要前提。
過去40年全球範圍內貧富差距大幅擴張，促使人們反思佔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不僅重溫凱恩斯主義，也重溫亞當斯密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在市場和政府之外、還有一個社會倫理的視角。
——彭文生 光大集團研究院副院長、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在重大災害發生的時候談經濟學概念似乎有點不合時宜，因為現在最需要的是人文精神，而經濟學給人的印象是一切活動都通過貨幣化來體現價值。這次冠狀病毒疫情對個人、企業、社會都產生了重大的衝擊，也引起了人們對很多問題的反思和討論。這篇短文從一個小的角度談點自己的觀察和思考，即如何看待口罩價格上漲。
疫情發生後口罩成為稀缺品，價格大幅上漲，甚至有價無市，為找到口罩人們各顯神通，媒體報導有機構因為不當截獲口罩而受到處罰。這自然帶來一些討論，口罩價格上漲是否合理、口罩應該如何分配等問題，觀點往往是針鋒相對。疫情導致口罩的需求突然大幅上升，供求缺口很大，這是問題的根源，但解決問題的辦法就不是那麼清晰了。爭議在於通過口罩價格上漲來調節供求是否合理，在多大程度上非市場手段幹預是合理的，怎麼幹預。
支持價格上漲的觀點相信自由市場交易形成的價格引導需求和供給，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口罩價格上漲一方面使得消費者節省口罩的使用，抑制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提升口罩生產企業增加產量的動力，擴大供給，兩者共同作用，實現供求平衡。口罩價格上漲對生產企業有利，由此帶來的口罩供給增加滿足了人們應對疫情的需要對整個社會是有益的。
按照這個邏輯，我們不應該指責那些提升口罩價格的企業和商店。這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講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行為對社會也是有益，代表資源的有效配置。
相信不少讀者會覺得，對照現實，這個邏輯似乎有點不對勁。實際上，即使在美國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在一些州（比如德克薩斯州），法律禁止在重大災害發生後商家提升基本生活用品價格的行為。那麼從經濟學怎麼解釋漲價是不合理的，或者說控制價格是合理的？
一個可能是供給彈性在短期很低，比如即使價格漲了，因為春節假期、隔離措施導致員工不能返工等原因，口罩的產量短期內上不來，同時，疫情使得消費者對口罩的需求是剛性的，價格上漲對需求的抑制不明顯。自由市場交易形成的（高）價格使得消費者所受的損失（消費者剩餘下降）超過生產者的獲益（生產者剩餘的增加），整個社會的效用下降。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比供求平衡形成的價格低的價格反而帶來整個社會效用的最大化。
但供給彈性低的假設只適合短期，隨著時間的增加，供給對價格上升的反應會體現出來，實際上我們已經看到口罩的生產在提速。不管怎樣，從消費者/生產者剩餘的角度來看口罩的合理價格還是在主流的微觀經濟學的框架之下，背後的邏輯是個人願意支付的價格（willingness to pay）反映了其需求口罩的急迫性（口罩帶來的效用），口罩的貨幣價格引導資源的有效配置，也就是全社會的效用的最大化。
另一個質疑自由市場價格合理性的視角是公平問題，這也可能是人們最能直觀感受的。當口罩的價格漲到幾十元人民幣一個或者更高，低收入群體難以負擔的時候，這是不是社會倫理能接受的。高價格可能最有效地實現供求平衡，但人的生命的價值是否應該以貨幣價格或者說支付意願（willingness to pay）來決定？在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下，自由市場價格引導的資源配置是給定財富分布下的配置，其對當前的財富分布是不是合理的沒有價值判斷。
進一步思考，口罩在防疫的用途上帶有負外部性。假設口罩阻止病毒傳播的作用大，如果口罩價格大幅上升導致一部分低收入人群負擔不起，這將影響所有人。這種情況下，公平和效率是統一的，高價格導致的不公平（一部分人不帶口罩）降低整個社會的防疫效率。
如果我們認同在重大災害的情形下，市場價格引導資源配置不是最佳或者不能被社會接受，其他的方式是什麼？
一個可能是先到先得，在一些地方人們在商店排隊購買口罩，每個人購買的數量有限制，隱含的是價格也低於自由交易形成的價格。這實際上是以時間替代貨幣來分配資源，誰有時間儘早排隊，誰有時間等，誰獲得口罩的可能性就大些。這樣的方式沒有「出價高者得」的弊端，但也不一定就是合理的，排在後面沒有買到口罩的人的「急怕性」可能比排在前面的高。
另一個方式就是按照急迫性來配置資源。這方面慈善機構和公益機構往往發揮有益的作用，當然前提是其本身的治理機制沒有問題，更多的是政府或者說公共部門的角色。對於急迫性的定義，有些情形比較清晰，這次疫情下對口罩等醫護用品的需求，醫護人員的急迫性超過普通民眾，這一點應該沒有爭議，所以對於政府徵用醫護用品優先供給一線醫護人員，應該沒有人有異議。
但對於一般民眾之間，如何區分急迫性就不是那麼清晰了。有些地方的做法是居委會/村委會通過公告欄、微信公眾號等方式告知居民預約登記、憑證到指定藥店或場所購買口罩。雖然存在有些外地人沒有被覆蓋的可能，但總體來講體現了當地政府的精細化管理水平。
以上三種分配方式，貨幣（市場價格）、時間（排隊等候）、急迫性三者之間並不是相互排斥的，現實中可能需要三者都發揮作用，協同發力來應對疫情帶來的口罩等醫護用品的供求缺口。單純依靠自由市場價格引導供求可能帶來不公平的問題，也不一定能讓有限的醫護資源用到最急迫的地方，但完全不讓市場發揮作用，難以引導生產快速擴張以滿足增加的需求。
表面上看，當前的口罩供給缺口是一個特殊時期的現象，但實際上醫療資源短缺和分布不均具有普遍意義，一個例子是大城市醫院門診排隊掛號難的問題。這次疫情引起的一個反思就是要提升中國的醫療與公共衛生防疫體系的效率，在質與量兩方面都存在補短板的需要。一個根本問題是市場和公共投入與政策在醫療和公共衛生資源配置中的角色。
這次疫情發生後全國各地參與支援湖北武漢的醫療隊都是來自公立醫院，但從醫院的數量來講，全國範圍內私立醫院佔據半壁江山，這似乎凸顯在關乎民生的基礎性保障比如醫療服務方面，公共投入的重要性。
當前，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是復工和防疫的取捨與平衡。病毒的傳染性和毒性越強越需要嚴格的隔離和管制措施，由此對經濟的衝擊就越大，同時，疫情持續的時間越長對經濟的影響也越大。疫情的拐點是不是正在發生，或者很快到來，這需要防疫專家的專業判斷，而是否復工，復工的範圍和節奏也涉及經濟層面的考量。在疫情的演變還不確定的情況下，兩者的權衡和取捨確實是一個難題。
從人道主義和人文精神的角度看，以民生為導向意味著兩者之間的矛盾是可以調和的。在疫情轉向之前，控制疫情仍然是第一要務，保經濟應該從關乎民生的產業和經濟活動開始，從受疫情較小的地區逐步開始，重點扶持受疫情衝擊的低收入群體。隨著疫情出現拐點並開始消退，復工的範圍擴大直至經濟活動恢復正常，在這過程中，宏觀政策以結構為導向，重點支持受疫情衝擊大的地區和行業。
全球金融危機後人們反思主流經濟學，市場並不總是有效，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金融的順周期性，需要加強金融監管和宏觀政策的逆周期調節作用，一般認為這是如何平衡市場和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的問題。經濟學思維從（新）古典經濟學向凱恩斯主義的方向有所回歸。在口罩價格的討論中，一般也都是從政府與市場的維度來看問題。
其實我們還應該反思古典經濟學本身的演變。新古典和傳統古典經濟學之間的共同點是主張經濟自由主義，差異是新古典以邊際效用價值論代替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今天談到市場有效配置資源時，人們往往引用古典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亞當斯密的著作《國富論》，其中的「看不見的手」。亞當斯密還有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論》，提出人具有同情心，在此基礎上闡釋正義、仁慈、克己等道德情操產生的根源，揭示人類社會賴以維繫、和諧發展的基礎。
這兩本書看似矛盾，其實不然。《道德情操論》出版時間比《國富論》早，後者包含了一些「看不見的手」不能促進社會福祉的例子。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論影響了李嘉圖、馬爾薩斯、馬克思等後來者，這些經濟學大家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有重大分歧，但一個共同點是其經濟分析都涉及價值判斷，古典經濟學往往也被稱為政治經濟學。
新古典學派認為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其為消費者提供的效用，後者體現為消費者願意支付的價格（willingness to pay）, 新古典把經濟學看成類似自然科學，過去40年數學模型的應用達到極致，以至於人們往往忘記了給定財富分配這樣一個重要前提。過去40年全球範圍內貧富差距大幅擴張，促使人們反思佔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不僅重溫凱恩斯主義，也重溫亞當斯密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在市場和政府之外、還有一個社會倫理的視角。
今天在這樣一個重大的疫情災害面前，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醫護人員冒著生命的危險衝在第一線，我們比平時更需要同情心，更需要同心協力、相互支持，這樣思考，是否讓自由交易決定口罩的價格應該就不是一個讓我們糾結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