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8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7日刊文說，削減支出是大幅改善預算狀況的唯一方法。新任的希臘總理帕帕季莫斯和新任義大利總理蒙蒂，都是知名經濟學家。他們的成敗將顯示其它人民享有高補貼的歐洲國家，是否能遏制福利國家的過度支付。這並不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邱吉爾有句關於美國的名言：「在耗盡所有選擇後，美國總會做出正確的決定。」希望他的名言也可以在歐洲身上應驗吧。
文章摘編如下：
希臘總理帕潘德裡歐和義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的雙雙辭職，凸顯了希臘、義大利及其它許多國家，長期掩飾其臃腫公共部門中不可持續社會福利補貼的根深蒂固問題。事實上，對其中好些國家來說，重大改革現在已經是無可避免了。
同美國、日本和其它地方一樣，歐洲的社會保險體系是在與當今形勢截然不同的經濟和人口狀況下制定的(當年的情況是：更快的經濟增長、持續增加的人口和較低的預期壽命)。多個國家的政府(目前的焦點都集中在希臘和義大利身上，但許多國家也面對同樣問題)對過多的人許下了過多、也太過長期的承諾。對此，筆者在1986年出版的《過多承諾》一書中，便指出，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也存在類似問題。
歐洲亟需改革社會福利體系
這根本性問題如今在這些國家不可持續的債務上暴露無遺。歐元區成員國的身份允許它們暫時大量低息借貸，但這事實上只是讓問題進一步惡化。
改革整個社會福利體系才是解決歐洲危機的唯一長期方案。人們希望在他國政府、歐洲央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金融穩定基金的協助下，主權債務融資的漏洞能暫時被堵住，而歐洲銀行也能得到新的資本注入。但只有在這些經濟體實行改革並變得更有競爭力後，這些措施才能奏效。它們必須同時減輕稅賦並削減龐大的轉移支付。因為相對於那些工作並繳稅的人來說，領取補貼的人太多了。
與此同時，債券市場對財政赤字和債務的關注，也使得這些國家的借貸成本不斷上升。因此，短期和長期的政策關係密切；除非臨時的應急措施能與根本性的長期結構改革結合，另一個與目前類似——甚至更嚴重——的災難將在劫難逃。
導致主權債務變質的三個因素
三個根本的因素將決定一個國家主權債務的發展狀況：經濟增長率、借貸成本及其基本預算狀況(扣除利息支付外的預算平衡狀況)。一個基本預算平衡的國家有足夠的收入去支付其現有開銷，但卻不足以償還債務的利息。更高的利率、更低的增長率和更脆弱的基本預算，都會提高債務比率，使償債運作脫軌。義大利目前的經濟年增長率只有1%，卻必須為其主權債務支付7%的年利息。因此，它必須擁有可持續的巨額基本預算盈餘、更快速的增長，或遠低於目前水平的貸款利率來避免債務重組。
通過推行能實現足夠基本預算盈餘的可信政策就可以降低利率。長遠來說，如果基本預算盈餘能通過控制支出來實現的話，那國家儲蓄的增加將推動投資和增長，而高稅率則會造成相反的效果。二戰後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成功實施的財政鞏固政策顯示，每1美元的稅務上昇平均需要5至6美元的支出削減來抵消。
一些專家，如歐洲央行前行長讓—克勞德•特裡謝，認為財政鞏固政策將是擴張性的。確切的說，它可以刺激信心，從而降低利率並抵消對需求的任何直接影響，就如愛爾蘭和丹麥在1980年代的情況那樣。但那種情況如今不太可能出現，因為許多國家同時在推行財政鞏固政策，利率也已經很低。而貨幣聯盟則不允許問題最嚴重的歐元區國家——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希臘和西班牙——用貨幣貶值的方式來提升競爭力。
降低債務比率並維持預算盈餘
為了穩定債務比率並將它逐漸降低到低於GDP60%的安全區內(意、希兩國都超過100%)，必須設法維持連續多年基本預算有大量盈餘的狀況。在臨時的緊急措施提供喘息空間的同時——由歐洲金融穩定基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歐洲央行購買債券——也必須立刻實行一個可信的長期改革計劃。若基本預算盈餘不足，臨時措施只能推遲不可避免的債務崩潰。
在債務困境的核心還有更多的根本算術要做。用以支付社會福利補貼的稅率取決於三個因素：依賴比率(享有補貼者與納稅人的比率)；替代率(補貼與平均工資的比率)；經濟增長率(大體上是生產力加上人口增長)。
換句話說，政府的補貼越慷慨、覆蓋範圍越大，所需要的稅率就越高。這個核心問題甚至將日益影響北歐國家，儘管它們的經濟目前看來強勁，財政狀況也健全。
在歐洲的高稅負經濟體中，更自覺的納稅行為或選擇性財政增收手段，只能在不削弱增長的情況下帶來少量的額外稅務收入。削減支出是大幅改善預算狀況的唯一方法。但這過程將是艱難的。在許多歐洲國家，大多數人民都享有政府補貼。
一個關鍵的問題，是新任的希臘總理盧卡斯•帕帕季莫斯和新任義大利總理馬裡奧•蒙蒂——兩人都是知名經濟學家——是否擁有處理這些艱巨問題的領導能力。他們的成敗，將顯示其它人民享有高補貼的歐洲國家，是否能遏制福利國家的過度支付。
這並不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加拿大就成功地大幅減少了過度的福利支出。中左翼還有中右翼政府在近年將政府支出佔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減少了8%。已經有一些歐洲國家正考慮提高相對低的退休年齡，一些甚至已經付諸實行了。考慮到人口發展的趨勢，這可能是歐洲為其未來繁榮打下堅實基礎的最後機會。
邱吉爾有句關於美國的名言：「在耗盡所有選擇後，美國總會做出正確的決定。」希望他的名言也可以在歐洲身上應驗吧。(Michael Boskin：史丹福大學經濟學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曾任老布希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