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應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的邀請，英國倫敦國王學院著名政治哲學家、馬克思主義政論家亞歷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在北大進行了三場學術講演，並在北大國際批評理論中心組織的「閱讀《資本論》」座談會上做主題發言。此前，包括知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詹明信在內的20位頂尖學者，都曾在這一北大最高層次的講學計劃資助下，來華訪問講學。在此期間，卡利尼克斯還參加了北京大學於10月10日、11日舉辦的首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
卡利尼科斯於1950年生於辛巴威，曾在英國牛津大學貝裡奧爾學院攻讀哲學、政治學與經濟學，並以馬克思《資本論》為博士論文主題。他曾長期擔任英國約克大學政治學教授，2005年9月起任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歐洲研究中心教授，2006年9月起任該中心主任。
在公共知識分子中，卡利尼克斯以明確致力於馬克思主義而著稱，並且關懷極廣，著作頗豐，涉及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政治哲學、歷史哲學、政治經濟學、種族和種族主義以及教育學等諸多領域。目前已經翻譯成中文的代表著作有《社會學理論思想的流變》《平等》《反資本主義宣言》《反第三條路》等等。
著名政治哲學家、馬克思主義政論家亞歷克斯·卡利尼科斯。李印白攝10月12日下午，澎湃新聞在北京大學專訪了卡利尼卡斯教授。訪談中，卡利尼克斯指出，在當代全球化語境下，馬克思主義仍然是理解社會的最好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第三條路嘗試的失敗是因為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在本質上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在卡利尼克斯看來，比起第三條路，對於改良或革命的討論要有意義的多。他認為，極左翼人士科爾賓當選英國工黨黨魁是目前歐洲各地對執政黨的全面反叛潮流的一個體現，是一項非常積極的發展，但要真正做出改變必定舉步維艱。
高等教育也是卡利尼克斯的主要研究領域之一。從長期在英國大學擔任教職的經驗出發，卡利尼克斯指出新自由主義世界中的大學正處於深刻的危機之中。他談到，大學的公司化、全面競爭化以及學生轉變為消費者等變化將徹底顛覆大學的應有之義。
訪談原文如下。
澎湃新聞：您在過去兩天裡參加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像您這樣的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怎樣評價這次會議？
卡利尼克斯：我認為這是一次重要的事件，因為據我所知，這次歷史上第一次將數量如此眾多的中國的和國外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聚集到一起，這讓我們第一次有機會恰如其分地去理解彼此研究的本質。
澎湃新聞：眾所周知，您是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能否談一談您最初是怎樣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的？以及您為何時至今日仍然堅守「馬克思主義者」這一身份？
卡利尼克斯：我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上的大學，那時由於越南戰爭以及法國、義大利等地的工人運動，西方正處在政治激進化的時代，這些都為馬克思主義在政治和智識層面呈現其意義提供了語境。
我在1970年左右認識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意義，現在45年過去了，馬克思主義仍然有意義。儘管很多方面的處境都發生了變化，我比20歲的時候更加堅信馬克思主義是最好的理解社會的方式。在1970年，資本主義世界剛剛走到二戰結束後的長期繁榮的末尾，但今天的情況非常不一樣，我們還在經歷2007、2008開始的全球經濟危機。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核心恰恰是政治經濟學批評，這就賦予了我們一種嘗試解釋經濟危機的途徑，因此是非常切題的。並且，馬克思主義思想並不僅僅提供了一種理解經濟危機的工具，同時也提供了解決經濟危機的方向，所以我認為馬克思主義在政治上也仍然是有意義的。
英國著名社會理論家和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您提到我們現在還處在全球經濟危機之中，而持續的經濟危機標誌著資本主義社會提出的第三條路政策的失敗。您在2001年的時候就出版了《反第三條路》一書，有趣的是，吉登斯今年接受媒體採訪時承認這條路已死，現在您似乎可以對此來做個總結了。
卡利尼克斯：第三條路是為了調和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所做出的一種嘗試，我很高興吉登斯最終認識到了這條道路是不可行的。不過，我們大多數人很早之前就意識到了這條道路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社會民主主義在最低限度上來說也上關於建立平等的，而當我們觀察英美等國的新自由主義時期，會發現新自由主義的特點是擴大不平等，因此調和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嘗試的嘗試在原則上就不可能成功。
換句話說，第三條路失敗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不好的政策或者某一個政府的愚昧無能（雖然這些問題確實存在），但從根本來說是設計本身的錯誤導致了失敗。我在2001、2002年的時候就跟吉登斯就此展開過辯論，不過那時候他並不願意認識到這些，結果他成了最後知道的那個人。所有人都知道得比他早，舉例來說，英國最近當選的新工黨黨魁科爾賓多年來反對作為西歐第三條路的主要代表的前首相布萊爾，而科爾賓當選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人們都已經受夠了布萊爾和他所代表的中間路線，第三條路已經完全失敗了。
澎湃新聞：那麼斯堪地那維亞模式是不是一種成功的中間路線？福山說要「到達丹麥」，而在這次難民危機中，齊澤克卻說「挪威不存在」。
卡利尼克斯：西方一些學者認為北歐的福利國家體系是一種成功的中間路線，斯堪地那維亞國家是現代社會民主主義的樣板。這一地區確實有著相對發達的福利體系，但這是建立在非常特殊的經濟地位之上的，例如挪威是石油出口大國，瑞典的一些行業在全球範圍內具有競爭力。不過，全球競爭在不斷地激烈化，因此這些國家擁有相對慷慨的福利體系的基礎正在被削弱，這種趨勢在瑞典挪威和在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樣適用。幾個月前，具有種族主義傾向的極右翼黨派瑞典民主黨幾乎成功獲得政治權力，這正是因為瑞典國內的高失業率和經濟不穩定性在底層民眾中造成了不安，這絕不是健康經濟的表徵。當然，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有福利體系肯定要好過沒有，比如英國的國家醫療服務保障所有人都能免費就醫，當然是好事。但英國政府正在試圖削弱福利體系並通過重組的手段減少在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結果就是理論上公民可以免費享受醫療，但實際上醫院經常沒有床位。所以從長遠趨勢來看，資本主義福利體系在走向重組和縮水。
極左翼人士科爾賓當選英國工黨黨魁：您剛剛提到了極左翼人士科爾賓最近當選英國工黨黨魁，資本主義的每一次危機都會激發左翼政治再度活躍，科爾賓能否真正有所建樹？有人甚至認為他和希臘的Syriza等代表的左翼能拯救歐洲。
卡利尼克斯：我認為科爾賓當選工黨黨魁是目前歐洲各地對執政黨的全面反叛潮流的一個體現。反叛有時走向右翼，比如瑞典民主黨，有趣的是近期的政治反叛都走向了左翼，比如之前最廣為人知的是在希臘和西班牙，包括現在的英國。科爾賓的當選是很有意義的，不過他現在只是當選了他所在政黨的黨魁，而不是國家首相，而執政黨對他的當選表示了極大的憤怒，他們會不惜一切代價地破壞他的舉措。當然我現在不會預測真正到了大選的時候會是怎樣，因為如果6個月前有人問我科爾賓當選工黨黨魁的概率是多少，我會說是零，但他就是當選了，所以我現在不會再說什麼樣的情形是絕對不會出現的了。
我覺得這是一項非常積極的發展，很多年輕人出於對緊縮政策的反對熱情洋溢地支持他，但如果他要真正有所建樹，無論如何都會舉步維艱。
澎湃新聞：科爾賓的選舉是否存在舞弊？如果科爾賓當上首相，有沒有可能真的在英國推行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
卡利尼克斯：並不存在舞弊，恰恰相反，科爾賓的當選其實是資產階級自食其果的一個例證。是布萊爾和第三條路的支持者提議要使用電子投票系統讓每一個成員都能夠參與投票，他們最終採用了這個系統，結果很多成員都通過這個系統投票給了科爾賓，這是布萊爾的支持者們最不願看到也是萬萬沒想到的，他們覺得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憤怒地宣稱這將令英國倒退到1970、1980年代。
在過去的三四十年間，真正反對資本主義的力量在歐洲被邊緣化了。而我認識的科爾賓（他是我們當地的議會代表）, 他是一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儘管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真正改變現狀，但從展示政治立場譜系的廣泛性意義上來說，他的當選是非常有意義的。如果他真的當選了首相，那他將面臨巨大的問題，具體的情形可以參考希臘的經歷。在希臘極左翼政府Syriza上臺後，歐盟系統性地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搞垮這一政權，比如歐洲中央銀行關閉了希臘銀行系統來迫使政府投降，他們最終成功了。科爾賓當選後一名上將接受採訪時說，如果科爾賓成為首相，英國國內將出現暴動，這是令人震驚的，因為公開談論暴動是違法的，而目前看來這名上將並沒有因為他的言論被逮捕，要知道1920年代英國共產黨的領袖就因為煽動暴動而被逮捕了，為什麼這位上將現在還安然無事呢？所以說這不妨可以理解為執政派發出的威脅。科爾賓越是成功，就越不得不面對改良或者革命的經典問題，不過相比於過去三四十年都在討論第三條路這種不知所謂的設想，討論改良或者革命顯然轉向了更有意義的領域。
法國著名經濟學家、《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託馬斯·皮凱蒂：除了上面談到的政治方面聲勢浩大的反對以外，科爾賓在經濟方面也面臨重重挑戰。最近，他宣布了自己的經濟顧問團隊，人們看到，因《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而知名的作者皮凱蒂成為了他的首席經濟顧問，您認為他能夠幫助科爾賓在經濟上打開局面嗎？
卡利尼克斯：皮凱蒂認為社會之所以越來越不平等，是因為富人積累了越來越多的財產，所以我們應該對他們的財產徵稅。作為一項建議來說這沒有問題，不過，僅僅在理論上提出逆轉新自由主義後果的政策並不太難，諸如對財產徵稅、對財務交易徵稅等等，也就是左翼經濟學家所提出的那些建議。關鍵性的問題在於如何真正將這些建議付諸實施，包括使用怎樣的政治策略以及這種政治策略基於怎樣的階級力量等等。皮凱蒂在這些方面並無貢獻，他擔任科爾賓的經濟顧問雖是好事，但我並不認為他能真正實現改變。
澎湃新聞：您曾指出皮凱蒂的局限性在於沒有像馬克思那樣把資本理解成一種社會關係。
卡利尼克斯：是的，就如我們剛剛提到的，皮凱蒂認為資本僅僅是一種財產，但馬克思認為資本是資本和僱傭勞動之間的剝削關係。資本主義依賴對工人階級的剝削，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是反抗資本主義的革命性力量。
皮凱蒂聲稱他從沒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所以說他把他自己的書叫做《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實在有點厚臉皮，而且相應地他也就不可能理解工人階級在策略上的重要性。回到科爾賓的問題上來，如果組建政府他將需要組織工人階級來強制推行他的政策。如果要向富人徵稅，要拿走他們手中的財富，富人們絕對會做出瘋狂的舉動來反抗，部分是因為他們的利益在過去很長時間內都沒有被觸及。所以科爾賓會需要強大的階級力量來對抗他們，這股力量只可能來自工人階級。
卡利尼克斯目前執教的英國倫敦國王學院：高等教育也是您的主要研究領域之一。您認為新自由主義對大學造成了哪些致命的影響？
卡利尼克斯：我的研究主要圍繞的是英國的大學，不過1980年代以來在英國大學中發生的變化至少在歐洲範圍內扮演了一個先導的角色 。
新自由主義帶來的根本性的變化是大學變成了企業，大學配備了高層管理人員和CEO這類的角色，大學之間完全成為了競爭研究經費和學生生源的關係。除了這個根本性的變化，還有相關的兩點需要特別強調。
首先，競爭不僅僅存在於大學之間，競爭的邏輯在大學內部也得到了內化。每個學術部門、每個學者都在為了經費和地位等等相互競爭。
另外，不僅大學本身變得不同了，學生也被轉換成了消費者。學生選擇大學變得像是去超級市場購物一樣，各所大學就像商場裡不同品牌的麥片，而現在的大學也不得不向學生營銷自己。近年來，英國政府制定了高昂的學費，進而聲稱既然學生交了這麼多學費，那麼大學務必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學生想要學的那些課程上面。
大學本應該是我們試著深入了解世界的地方，一所大學之所以優於另一所大學應該是因為可以提供在智識上更好的課程，這跟選麥片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在我看來，大學不應僅僅反映學生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應該對哪些是真正有價值的、值得在大學中學習的課程有一個客觀的評判。有些課程並不是最受歡迎的，但是在智識上非常重要，但由於市場化，學生很可能無法了解這一點。比如說，如果在中國，對中國古典文學感興趣的學生比對商科感興趣的要少了，政府就決定削減這一學科的經費，我覺得這將是一場重大的文化災難。結果就是大學的應有之義被完全顛覆了。所以說，英國的大學現在面臨著非常深刻的危機。
澎湃新聞：現在全球的大學教育中普遍存在一種重經濟效益、輕人文訴求的風氣，人文學科似乎處在危機之中？
卡利尼克斯：英國的情況是，政府希望學生選擇諸如商學這類職業導向的專業，但很多學生都更願意學習和經濟效益不是那麼直接相關的人文學科。從學生意願的角度來說，學生更喜歡學術性更強的傳統人文學科，但政府削減了這方面的經費，對人文學科的課程的直接政府撥款被取消了。很明顯，政府在專業培養方面是具有導向性的，即便宣稱尊重學生的意願讓學生自己選擇，但政府其實是說一套做一套。
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典型手段：選擇權在你手中，但你必須做出「正確」的選擇。也就是說，政府只是利用所謂學生自主選擇的觀念來重塑大學，使大學向更注重職業化培養的方向轉變。在英國，人文學科系統呈現出增長的趨勢。對應政府不再資助人文學科教學的事實，也就是說，這些增長完全是通過大學的學生爭奪戰來達成的。人文學科的所有經費都是來自研究基金和學生學費。在整個歐洲，大學不僅要搶奪國內生源，在爭奪國際學生方面的競爭也非常激烈，比如說招收了大量中國學生，而很多國際學生都希望學習傳統人文學科。我覺得招收很多中國學生從很多方面來說都是好事，比如說我在教授世界政治經濟學的課堂上就能和中國學生形成有效的對話。
英國大學也會在宣傳中強調對與中國對話的重視，不過，他們之所以費勁心思地招收中國學生，就是因為中國學生意味著錢，大把大把的錢。（感謝蔣洪生老師在採訪過程中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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