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清華校史館」公眾號 郭故事 範寶龍
國名、國徽、國旗、國歌，分別是一個主權國家的象徵和標誌，它們體現了一個民族的風格，代表了一個國家的靈魂。開國之初，在國名的產生、國徽的設計、國旗的討論和國歌的選定過程中，清華人奉獻了自己的智慧，傾注了心血。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我們根據校史館、檔案館等所存的有關資料，編選整理如下文章，讓後來者了解這段令全體清華人引以為自豪和驕傲的歷史。
國徽的誕生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清華大學檔案館館藏）
這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1950年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向全國發布，現存於清華大學檔案館。國徽採用金、紅兩色，中間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門，周圍是麥稻穗和齒輪。如此富麗莊嚴、氣勢恢宏的設計，經歷了怎樣精彩動人的創作過程，清華大學檔案館幾件珍貴的藏品，為我們講述了國徽誕生背後的故事。
1949年6月，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召開。籌備會決定，在常委會下設立6個小組，其中第6小組研究草擬國旗、國徽、國歌、紀年、首都等方案，組長為著名教育家馬敘倫，13名成員中包括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張奚若、物理系教授錢三強。接著，第6小組開會，成立了國旗、國徽圖案評選委員會和國歌歌詞、歌譜評選委員會，除第6小組成員分別參加外，還聘請一些各方面專家。1949年7月，《人民日報》刊登了國徽徵集啟事，徵集到的稿件和圖案雖各具特色，但都有不足之處，均未被採納。全國政協邀請清華大學營建系和國立北平藝專（後中央美術學院）分別組織人力對國徽方案進行設計競賽，重新開啟國徽設計工作。清華大學國徽設計組由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擔任組長，成員有建築學家林徽因，營建系教師莫宗江、李宗津、朱暢中、汪國瑜、胡允敬、張昌齡、羅哲文等。1950年6月，政協會議討論的國徽圖案中，清華大學設計的5顆金星方案和中央美術學院張仃小組設計的彩色斜透視天安門圖形方案受到與會者讚賞，並請兩個專家小組綜合幾種不同方案的優點再做設計。梁思成先生在清華大學新林院8號自己家中召集設計組成員，傳達周恩來總理關於國徽圖案內容增加天安門和麥稻穗等元素的要求，討論開展新一輪的設計工作。設計組成員分工協作，有的負責繪製天安門立面圖，有的研究國徽外形採用正圓還是橢圓，有的研究麥稻穗的形象以及它們的排列組合。張昌齡先生為研究齒輪形式特意去找清華機械系的老師請教繪製標準機械齒輪圖的原理和方法……大家每提出一些方案設想後，就在梁、林兩位先生的主持下，組成幾個整體圖案。
梁思成先生為國徽的設計工作傾注了全部心血，以高度的熱情和愛國之心，夜以繼日地研究、創作，甚至將家變成了工作室，餐桌上、沙發上隨處可見國徽設計方案，每天來家裡討論國徽設計方案的營建系師生絡繹不絕。因過度緊張和勞累，本來就體弱的梁先生病倒在床。清華大學檔案館館藏的拍攝於1950年的照片，生動記錄了病榻上梁思成手捧國徽設計稿與林徽因推敲、討論的情景。
病中的梁思成與林徽因討論國徽方案（清華大學校史館館藏）
清華大學國徽設計組成員與設計過程中的各種方案圖案合影（清華大學校史館館藏）
1950年6月20日，在周恩來總理主持的國徽審查小組會議上，參會人員對清華大學和中央美術學院的方案各抒己見，最終選定了具有鮮明中華民族特色、莊嚴典雅的清華設計方案。6月23日，毛澤東主席主持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全體會議上表決通過了國徽圖案。
1950年6月20日，周恩來總理親自審定國徽方案。左二為張奚若，左一為朱暢中（鄭景康 攝）
隨後，清華大學營建系雕塑教授高莊承擔了將國徽從平面圖案做成立體浮雕模型的任務。高先生不顧盛夏酷暑，精雕細刻，常常凝思幾個小時才動一下刀。為使國徽更莊嚴、更明朗、更符合於應用條件，高先生對國徽圖案的細部進行了修改，如天安門的大小、華表的位置、紅縵穿插的形態等，修改後的國徽圖案，整體與局部變化更統一，更自然美觀。有人認為國徽圖案已經批准不應再做修改，高先生為此專門給毛主席寫信陳述修改理由，得到中央的批准。國慶前夕，高莊、徐沛貞等先生帶領營建系學生，完成了第一批各種規格的國徽模型的製作任務，並繪製了國徽圖案的墨線圖和斷面圖。
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發布命令，公布國徽圖案及說明。新中國美麗而莊嚴的國徽終於誕生了！
國歌的選定
研究國歌的問題，也是新政協籌備會下設的第6小組的工作任務之一。為此，第6小組設立了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第6小組成員、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錢三強參加了這個委員會的工作。在面向社會的徵集中，共收到應徵國歌詞、譜694首，可是大家討論時都覺得不理想，感到在短時間內創作出新國歌比較困難。這時著名畫家徐悲鴻首先提出倡議，以田漢作詞、聶耳譜曲的抗戰歌曲《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但也有的同志不贊成，認為歌詞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話已不適當。
1949年9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親自召開座談會，協商國旗、國歌等問題。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梁思成等發言，堅決支持徐悲鴻先生的建議；另有一些人士表示異議說，中國解放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都被趕出大陸，中華民族進入了太平盛世，何來最危險的時候？因此，提出應重擬歌詞。然而，作為第6小組成員的張奚若教授指出，原歌詞有特定的時代意義，不必改詞，並舉法國國歌《馬塞曲》為例。
周恩來贊同這一看法。他說，這首歌在歷史上起到過巨大作用，儘管現在新中國成立了，但今後還可能有戰爭，還會有帝國主義反動派企圖侵略我們、破壞我們的建設，因此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毛主席最後說，大家認為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最好，我看就這樣定下來吧。
張奚若、梁思成等在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協商會座談會上關於國歌意見摘錄（1949年9月25日）（中央檔案館藏）
9月27日，政協全體會議通過決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正式制定之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作出決議，正式確定《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國旗的討論
1949年7、8月間，我國國徽、國旗圖案的徵集工作同時展開。短短一個月內，收到國旗應徵圖案2992幅。其中，以紅旗上排列五角星，或者紅旗中加五角星、再加一兩條黃槓代表黃河和長江的一類圖案，較受評選委員的認可。8月24日，負責國旗、國徽、國歌等方案草擬工作的第6小組開會，討論國旗方案，大家各抒己見。
身為國旗、國徽圖案初選委員會顧問的著名建築學家、清華大學營建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說：「我提個意見。旗上的星可以再大一些，成適當比例。星靠角好些，這樣即使無風時也能看得見。」
第6小組成員、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錢三強指著一個方案說：「國旗的標誌要有顯著特點，在哪裡都能知道它代表中國。這個白地紅星的旗，很容易和別國相混。」
這時，郭沫若拿出一個帶有藍條和星的圖案，問道：「這個怎麼樣？」錢三強答道：「我看改黃色好。我國的長江、黃河就是黃色的嘛！」
梁思成、錢三強等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六小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關於國旗意見摘錄（1949年8月24日）（中央檔案館藏）
後來，評選委員們又進行了多次討論，並提出了候選方案，送交新政協籌備會及國旗、國歌、國徽、國都、紀元方案審查委員會等審議，最後在9月27日的政協第一屆大會上，通過了決議，以上海曾聯松應徵方案改進而成的五星紅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四個決議草案（部分）（中央檔案館藏）
因原來的國旗製法說明寫得比較複雜，會後，周總理要胡喬木、梁思成等重寫製圖說明。梁思成教授遵囑進行了改寫，胡喬木修改定稿。胡喬木是清華大學物理系1930級校友，當時任毛澤東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書。
國名的由來
1949年6月15～19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成立並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研究建國的有關事項。對於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的名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此前的文件、指示中，一般常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稱呼。
1949年7月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合影。一排左起：譚平山、章伯鈞、朱德、毛澤東、沈鈞儒、李濟深、陳嘉庚、沈雁冰。二排左起：黃炎培、馬寅初、陳叔通、郭沫若、蔡廷鍇、烏蘭夫。三排左起：周恩來、林伯渠、蔡暢、張奚若、馬敘倫、李立三。
在籌備會討論各項文件的過程中，一些代表認為，這個國名太長。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張志讓提出，「我國國名似可將原擬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將來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即可改稱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
在會議最後一天，出席會議的無黨派人士代表、清華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張奚若教授發表了第三種意見。他說：「我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詞Democracy來自希臘字，原意與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從下面的解釋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專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爾喬亞的國家。」
負責擬定政府方案的新政協籌委會下設第4小組把關於國名的意見歸納了三種名稱。小組組長董必武召集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起草委員會先後三次開會，逐一討論國家名稱、國家屬性等一系列基本問題，在8月17日第三次會議修正通過的組織法初步草案裡，新的國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9月7日，周恩來在北京飯店向已到北平的政協代表及各方面人士作《關於中國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的報告。關於國名問題，周恩來解釋說：「民主」與「共和」有共同的意義，無須重複。而這兩個都包含了民主的含義。在國體上是用共和，在性質上則用民主。作為國家還是用「共和」兩字比較好，所以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可以說是民主了。在外國，「共和」和「民主」是一個字，而在中國，卻將它定為兩個字了。他還說：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的國名是「中華民國」，有共和的意思，但並不完全，可以作雙關的解釋，而且令人費解。因為在辛亥革命時期，俄國十月革命尚未成功，那時只能是舊民主主義的。在那以後由不完備的舊民主主義進步到完備的新民主主義。今天，為了使國家的名稱合乎國家的本質，我們的國名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少數民族也應該包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內，承認他們的自治權。因此，我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名是很適當的。
9月22日，董必武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作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草擬經過及其基本內容》的報告。關於國家名稱問題，董必武說：張奚若先生以為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不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現在採用了最後這個名稱。因為共和國說明了我們的國體，「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是指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的人，它有確定的解釋，這已經把人民民主專政的意思表達出來，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複一次了。這個意見，為政協大會所接受。在會議通過的文件中，原來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均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國名正式確定。
編輯：李華山
審核：周襄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