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俊人:道德倫理必須「頂天立地」

2020-12-14 中國文明網

  【核心提示】對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研究必須從源頭著手,即先了解並建立完整的社會主義歷史知識,爾後方可談得上好好研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萬俊人,1958年生於湖南岳陽。現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人文學院院長,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校教授提名委員會委員兼基礎文科組組長。兼任中國倫理學會會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倫理學》首席專家兼召集人。

  從傳統到現代,倫理學通過對道德問題的研究而改善人類社會的道德生活,為社會的文明進步、個體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理論指導。如何承載中國與世界道德文化的現代性經驗,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德和新倫理學,是當代中國倫理學研究的使命。近日,本報記者就倫理學與傳統、倫理學與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建立、現代公共倫理的建構等問題採訪了中國倫理學會會長、清華大學教授萬俊人。

  1「道德千秋追至善,文章一世致中和」

  《中國社會科學報》:自1979年考入中山大學哲學系,1983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師從周輔成先生學習倫理學至今,您已在倫理學領域辛勤耕耘了30年,能否談談您當初為什麼選擇倫理學?

  萬俊人:人們常說:「對於中年人而言,過多的回憶過去意味著衰老」。好在我還有另一種理解:只要保持學習者的心態,回憶無非是人生學術的自我溫習,從容回憶總會有溫故知新的感受。我的國學老師範曾先生也曾問過我的志向,他要求我只能用四字作答,我想了很久,用了「道德文章」四字。承蒙先生憐愛,將這四字化為妙聯並親手為我書之,其云:「道德千秋追至善,文章一世致中和」。想來我半百人生已過,而立未競,時感悵然,唯以此聯自勉或可持之。

  人生總賴天命,志業多由己成。但我的志業卻有些偶然。記得考大學時我填寫的志願是文學和歷史,但偏偏被中山大學錄取到哲學系。大學畢業考研究生,原本想選擇西方哲學,但畢業那年母校中山大學哲學系的羅克丁教授恰好停招,主講「西方倫理學」的章海山老師鼓勵我報考北大周輔成先生的研究生,沒有想到竟然中榜。我非常感激周公輔成先生,因為他,我終於走上了倫理學的學習之路,至今尚在途中。

  30年過去,我的經歷讓我確信,走在倫理學道路上於我是再適合不過的學術選擇。在哲學的知識王國裡,玄思是一種永恆的誘惑,唯有道德哲學或倫理學最能讓人既可高掛抽象玄思的雲帆,又能行進在生活之海的波谷浪間。時至今日,我很慶幸自己的志業承諾。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於1999年受聘於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負責清華大學哲學系復建並擔任系主任長達11年。您在系主任致辭中曾談到,清華大學哲學系的歷史堪稱一部跌宕起伏的哲學命運交響曲。您能評價一下清華哲學系復建的歷史意義嗎?

  萬俊人:20世紀初,清華大學哲學系與北京大學哲學系是中國近代最早建立的兩個大學哲學系。1952年「院系調整」不僅砍掉了清華大學哲學系,而且也砍掉了清華大學的基礎理科群和所有文科學系。至20世紀80年代,清華基本完成理科學科群的復建,90年代開始復建其文科學科體系。對於這些事件變化,我原本一無所知,即使清華領導同我商談來清華工作的時候,我也沒有清晰的概念。一直到最後聽到王大中校長對大學學科的一番洞見,我才開始認真思考並最後做出來清華的抉擇。他說,對於一所真正一流的大學來說,兩個學科最基本:哲學和數學。這是一種最經典的大學理解,讓我既意外亦生孟子式的「動心」。在我們這個時代,能夠對大學教育有如此洞見的教育家已然稀罕了。

  於是,我向當時的清華領導王大中校長和賀美英書記提了三個問題,但沒有提任何個人條件。這三個問題是:清華是否作為綜合性大學辦文科?是辦哲學系還是哲學研究所?若讓我來主持哲學系復建事宜,我是否有足夠的組建清華新哲學系的人事權力?在得到他們的肯定答覆後,我當即便一口應承了下來。

  2傳統好比如來佛的手掌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何看待各種不同的倫理思想傳統,特別是中西方倫理思想傳統的異同,一直以來都是中國倫理學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作為國內著名的倫理學學者,請您談談當代中國倫理學研究的特質和使命是什麼。

  萬俊人:這是一個老問題,既有的答案諸多,我很難貢獻一家之言。如何看待傳統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就中國知識界而言,這個問題凸顯於「五四」前後,至今尚有爭論。坦率地說,我是一個堅貞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傳統是一種文化之流,既不應割斷,也無法割斷。如果你有一種起碼的歷史感,就很難不認同希爾斯先生的觀點: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傳統之中。傳統好比如來佛的手掌。

  傳統總是獨特的。談到倫理思想傳統,應該說中國的倫理思想傳統具有更深遠的歷史感和連貫性。簡要地說,歐美文明更崇尚法制秩序和宗教信仰,中國傳統社會則在歐美的兩極之間取其中,即更重視基於凡俗禮儀的道德倫理文化。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取法乎中」的道德倫理本位論雖有許多「中道圓融」的優勢,但就社會治理和文化精神建設來說,道德倫理「硬」不如法制嚴謹,「軟」不如宗教信仰那樣不僅「入心」而且「入神」,引人「超凡入聖」。

  道德倫理在中國漫長的社會文明中佔據著中心地位,所以,在我們尋求現代社會轉型發展的今天,既要特別注意保持和發揚傳統道德文化的原有優勢,也要克服我們道德文化的自身缺陷,強化社會法制秩序和現代信念體系的兩極建設,甚至是「補課」。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告誡我們:顯形的外部社會秩序與無形的內在人心秩序同等重要。我們既不能指望一個「無法」的現代社會秩序,也不能指望一個「無天」、「無心」的現代「良序社會」。道德倫理正處在這兩極之間,需要頂天立地,兩極用力,而不能依舊停留於兩極之間的中間地帶。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是中國倫理學會會長,並擔任國家「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倫理學》首席專家兼召集人,您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之於當代中國倫理學研究的意義?

  萬俊人:做會長是學界同仁的信任和委託,不過是「當班服務」而已,當然也有相應的責任。「核心價值」的提出非常及時,「五四」以後,我們的社會文化出現「諸神論戰」的無序狀態。新中國成立後,我們致力於重建社會核心價值,但過度的政治化使我們先後遭遇各種政治困境和經濟困局。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採取了經濟優先的策略並取得巨大成功。然而總體看來,「後文革」時代,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核心價值建設相對滯後,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必須明白,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核心價值並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它需要文化探索的時間積累、社會實踐的沉澱,需要接受現實生活的檢驗。因此,它自身的生成以及民眾對它的認同、接受和自覺踐行,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如果把社會文化看作一個複雜的「軟組織系統」,那麼,道德倫理就是其神經組織,而核心價值則是其心臟和靈魂。由此,社會核心價值對道德文化和倫理學研究的「軸心」意義就一目了然了。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具有「目的性價值」的特徵,以及社會總體價值導向、長遠乃至終極理想目標和一元整合的思想信念之精神特質。當代中國的倫理學研究需要把握這一基點,圍繞核心價值體系這一「軸心」展開其運思論理。

  我擔心的是,當下的一些研究總顯得過於直接、簡單,要麼有太重的政治圖解色彩而缺乏深度論理,要麼太過於抽象而落入形式主義的老套。所以,我在一些文章和場合多次強調,對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研究必須從源頭著手,即先了解並建立完整的社會主義歷史知識,爾後方可談得上好好研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同樣,當代的中國倫理學研究也不能停留於簡單呼應和解釋核心價值體系的直觀層面。而應當基於系統完整的倫理學學術研究,在古今中西的多維比照、分析、闡釋、論證之基礎上,深入把握中國和世界道德文化之「現代性經驗」和「現代性知識」,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德和新倫理學。

  3 創造一種不同的「中國現代性」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年來,如何打造中國學術話語體系成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一個重大課題。您覺得倫理學研究能為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的的創新提供什麼思想資源?

  萬俊人:在某種意義上,創新、求新甚至獵新一直是現代社會的標誌性口號。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者和最近西方的一些現代性研究者都發現,「新」字已然成為現代社會和現代人語彙中最時髦、最炫目的字眼。可在我看來,這樣的情形或許放在現代技術科學發展的語境中是可以獲得解釋和證明的,但對於哲學、人文科學來說未必同樣有效。

  我當然不是否認現代哲學、人文學和藝術的創新意義,更不是因此看輕你所說的「打造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事實上,我是較早發表倡導中國學術話語見解的當代學者之一。但我目前的看法是,「打造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同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創新並不完全是一碼事,前者關乎全球對話中中國學術的自主性和話語權;後者則只關乎學科理論發展或知識增長本身的可能性。就倫理學而言,創新的確具有某種「非如此不可」的意味。因為,作為一門以「實用理性」或「實踐智慧」為主旨的知識理論,倫理學應該且必須直接介入我們現實的「生活世界」和經驗行為,倫理學理論及其研究必須與時俱進。

  然而即便如此,我還是想說,道德倫理的求變與創新絕非像「器物」和「技藝」那樣與時更新,甚至也沒有「政制」或政治改朝換代那樣徹底深刻。這不僅因為道德倫理最具歷史和傳統的「惰性」(恩格斯語),而且因為它始終內涵著人類日常生活和人性中最基本或最根本的人倫道理和人之常情,以致它總是帶有某種或某些(或多或少的)「天不變道亦不變」、「人性不變德亦不變」的恆定性質。這些特質自然也使得以道德倫理為研究對象的倫理學及其研究本身,有著相較於其他人文科學更強的知識穩定性。

  《中國社會科學報》:面對構建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機遇與挑戰,您覺得應該從哪些方面來建立我們的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

  萬俊人:這是一個比較敏感且敏銳的問題,我只能嘗試著給予回答。毫無疑問,作為一個長期領先於世界卻深受近代百年屈辱並在屈辱中奮力崛起的現代東方大國,我們不能滿足於只做經濟強國,還必須光復我們作為文化強國的地位。應當承認,迄今為止的現代世界秩序均是由歐美帝國體系所建構起來的,現代世界的秩序從來就是少數帝國說話算數的產物。現代社會確乎是「萬類霜天競自由」的莽莽林海,「叢林規則」也的確總是行之有效。在這樣的「民族之林」裡尋求生存和發展,不僅必須自強,而且必須能夠真正參與世界秩序和規則的制定,並讓現代世界聽到我們自己的聲音。

  我的研究讓我確信,迄今為止的世界現代性的確是西方的,但西方現代性絕對不是唯一的——它不一定是唯一適合於所有文明土壤、所有歷史背景和所有社會條件的現代性模式。而且,它的歷史領先並不意味著已然窮盡了人類社會現代化的全部可能和全部方式。民主政治當然是「好東西」,可即使是在西方國家之間,民主政治也呈現出各具千秋的不同樣態。科學理性當然是現代性的驅動器和「永動機」,但科技無國界,發明有專利,科學家和發明家有祖國。因此,我們並不需要完全拷貝西方的現代性,而應該敢於創造一種不同的「中國現代性」。這不僅僅是一個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問題,更是一份文化責任和理論責任。

  誠然,強調文化和理論話語的自主自律並不意味著任何意義上的文化自戀或理論封閉。恰恰相反,歷史的文化經驗反覆告訴我,文化的胸襟和視野越是開放,文化的自我創新和獨立發展就越是強健有力。

  4 理性心態看轉型期倫理道德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們可以看到,在社會轉型期,存在一些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等現象,如何從現代公共倫理建構角度來看待這些現象?

  萬俊人:如何認識和料理社會轉型期的道德文化和公共信仰問題的確是一個十分複雜艱難的課題,無論是對於曾經的歐美社會還是對於今天的中國社會,都是如此。社會轉型有兩種形態:一種是革命性、顛覆性的,另一種是結構性、體制創新型的。我把中國當代的社會轉型比喻為「火車加速拐彎」,意思是說它既有社會基本結構和體制的轉變,又在不斷加速中進行。而加速拐彎必定使我們的社會改革風險加大,成本或代價急遽增加,包括政治風險、資源成本、環境代價和教育、道德、文化暫時滯後發展的代價。

  用歷史的眼光看社會轉型期所出現的一些消極的道德文化現象,我們就不會簡單地做出「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結論;用辯證的方法分析,我們的眼中就不會只有見死不救、道德冷漠、商業欺詐這些觸目驚心的非道德甚至反道德景象,而應該還有抗洪救災、「美麗媽媽」、「勇敢司機」等感天動地的道德英雄。確實,處在社會急遽轉型過程之中的當代中國社會,觸目驚心與感天動地同樣凸顯,對照如此炫目,人們產生各種各樣的感慨是不難理解的。當下的困難在於以怎樣的心態和姿態來看待這些問題,更重要而關鍵的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我想,我們的心態應該基於健全理性而非片面激進,我們的姿態應該是積極參與社會道德倫理文化的改善和建構。

  需要注意的是,與傳統社會不同,現代社會是一個日趨公共化的開放社會,傳統的家族式、地方性或特殊群體性的道德倫理已不足以料理日益開放的公共道德問題。現代公共道德和社會倫理規範體系則更適應現代社會日趨公共化、組織制度化的普遍倫理要求,因之它必須建立於兩個公共基點之上:其一是現代法制體系,其二是現代公共價值理念或信念。我前面所說的道德必須「頂天立地」就是這個意思。立基於健全的現代法制秩序,公共道德才有可能建立並贏得公共信任;確立現代社會的公共價值理念或信念(比如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現代公共道德倫理才能獲得其廣泛的價值認同和社會引領力量。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一直以來都在呼籲官德示範和公共領袖(文化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示範在未來道德建設中的作用,請您談談對這一問題的最新思考。

  萬俊人:我之所以特別強調官德示範以及文化、經濟和政治等領域的公共領袖的道德示範,主要是基於幾點考量。

  首先是前提性的理論考量。道德文化的養成和傳播不是一種簡單的知識傳播,而是一種「見諸行動」的道德示範和先進引領。與其他類型的學習不同,沒有具體的行動示範,我們是很難充分理解和接受某種道德知識及倫理教誨的,更不用說去自覺踐行道德倫理了。

  其次,就公共道德而言,最能發揮道德示範的群體是官員群體,因為他們被選為公共權力的代理者和操作者,他們的言行直接顯露於公共社會和公民大眾,對公眾的公共言行有著直接而鮮活的影響力。

  再次,如果考慮到我們的傳統道德文化傳演的歷史經驗,就更能體會官德的公共示範作用和意義了。比如說,為什麼民眾如此看重和關注「清官」問題?包公形象為什麼在人民心中長久鮮活生動?

  最後,我想特別指出,在現代公共社會裡,不僅官員,而且經濟、文化和宗教領袖(具體地說,那些商業、文藝明星或經濟、文化名人)的公共行動示範,對於公共社會道德文化的建設也有著特別重要甚至關鍵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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