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真沒想到，一本關於民主生活的書，上了2月中旬杭州的一個圖書銷售排行榜，排在納博科夫的《洛麗塔》之後，列在莫言的《生死疲勞》之前。它就是章敬平的《浙江發生了什麼》，副題是「轉軌時期的民主生活」。我還偶爾看到一則「情人節」網文——《本該買玫瑰的錢，拿來買書了》，其中就有《浙江發生了什麼》。若用一個類比的說法，這本書可稱為《論浙江的民主》，因為它自然而然讓我想起託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章敬平走進浙江，有點像當年託克維爾走進美國；儘管《浙江發生了什麼》肯定不會進入世界級的名著行列，但是，用那買玫瑰的錢來買這本《浙江發生了什麼》，還是值得的。
章敬平開筆第一句是「母親是幸運的」，因為「她看到的西湖，是一個從豪門權貴手中搶回來的完整的西湖」。西湖與民主是有關係的，一個逸聞或許能從某個角度反推出民主對於西湖重要的終極作用：說是在那個荒謬的年代，有主政者為了生產躍進，動議將西湖填平了改成萬頃良田；這個「想法」太匪夷所思，但在荒謬外表之下，卻有內在的「邏輯」。當一個國家在「一聲令下」就可把全國的大樹砍了來證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巨臂一揮」中就可以把「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付諸現實，百姓的西湖算什麼？
在「浙江發生了什麼」這個大問號之下，有一串小問號：浙江的民主究竟有著怎樣的特徵？浙江的民主和浙江經濟的發展，有著怎樣的因與果？浙江的民主是不是中國民主的未來？等等等等。作為《經濟觀察報》首席記者的章敬平，在出版了一系列時政書籍之後，他把焦點對準了走在改革開放前沿的一個地區，對準了具有普適價值的民主，「由此展示一個新興的私營企業主階層和正在緩緩綻放的公民社會」。儘管作者說這是一本「既非學術著作，又非新聞作品的『非驢非馬』的『東西』」，但它是浙江各地民主進程的散點透視，民主這一「彩線」，清晰地把種種有關民主之事的「珍珠」串在了一起。
在我看來，民主是一個簡單的難題。它在基礎的層面是最簡單的，民主的直接體現就是「投票選舉」，連世界上最窮國家之一的阿富汗，那麼多的文盲都能在印著候選人照片的選票上畫圈投票；然而，它在國家的層面又是一個巨大的難題，比如經濟那麼發達的韓國，它走過從「獨裁政府」，到「民間政府」，到「國民政府」，到「參與政府」的當代史，絕不是唾手可得的。雖然民主是道簡單的難題，但民主不該被神話般神化；民主一旦被神話，就是民主的大不幸。
古希臘的德謨克利特說：「在一種民主制度中受貧窮，也比在專制統治下享受所謂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樣。」其實，民主的制度選擇，最終把人們帶進的是自由與富裕。英國高爾斯華綏則說：「一個國家的民主程度，就是它的最低地位的公民的自由程度。」在民主政治下，最弱者與最強者的機會在最本質意義上是均等的。在浙江，你可以看到種種草根民主，它不免有種種問題，但是這些問題是在選舉時刻就暴露的，如果沒有民主選舉，那麼，這些問題就不可能「前置」暴露，而要貫穿著「治理」或「吏治」的全過程，「長痛不如短痛」的常識告訴我們，誰也不會要那種由專制在「暗箱」中製造出來的「長痛」。也只有有了真正的民主，才不會有人治之累和專制之痛。可以想見的是，如果用民主來票決「要不要把西湖平為良田」，絕對可以放心，絕無可能出現「填湖之痛」——事情就那麼簡單。
民主不是靜止的，民主是發展的、進步的，對於個人來講是這樣，對於地方來講是這樣，對於國家來講更是這樣。「民主政體的優點就在於你永遠無法知道一個剛生下來的小孩長大後對你會有何影響；不管他的出生是多麼貧苦，他都有機會去領導全國人民，成為思想的領路人。」美國前總統威爾遜如是有雲。真的民主，就是這樣激蕩人心。但讓這一切成為現實，決非易事。章敬平在書中提到一個細節，說他見過「一個桌子上擺著《契約論》的溫州官員，曾為競選村官的新富們設計過一個旋即被市府廢除的制度緊箍咒」。這個有意思的細節同樣可以告訴我們：我們今日之民主，距離理想中的民主還有很遠的路程，這是歷史留給人們的空間，這是時代賦予人們的重責，這是未來出給現在的考題。而這一切，遠不是一個地方、一本書就能給出圓滿答案的。（作者：徐迅雷 浙江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