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太虛法師是民國時期著名的高僧，中國近代佛教改革運動的理論家與實踐者。謝福芸在《中國淑女》一書中，專門記述了太虛法師一九二八年赴英國訪問的情狀，這種「他者視角」的記錄、比較和評論，既是對歷史文獻的補充，也是對中西文化碰撞的一次生動的解讀。
文 | 李雪濤
（《讀書》2019年1期新刊）
謝福芸（Dorothea Hosie，1885-1959）是著名漢學家、英國循道公會傳教士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之女，她出生於浙江寧波，後跟隨去溫州傳教的父母在那裡長大。謝福芸七歲時回英國讀書，畢業於劍橋大學紐海姆學院。後嫁給英國駐華外交官謝立山爵士（Sir Alexander Hosie，1853-1925）。謝福芸一生與中國結下了各種不解之緣：她曾於一九二六年出任中英庚款訪華代表團秘書；她所撰寫的四部有關中國人物風情的書籍，在英美世界引起過極大的反響。
一九二九年，謝福芸出版了她以中國為主題的作品《中國淑女》（Portrait of a Chinese Lady and Certain of Her Contemporaries），描寫了她一九二六年跟隨以威靈頓勳爵（Lord Wellingdon）為首的中英庚款委員會代表團訪華時在南京、杭州、漢口、天津等地的見聞和感想。書中有一章記載了太虛法師在英國訪問時的軼事，是非常珍貴的一手文獻資料。
謝福芸所記述的是太虛法師一九二八年十月至十一月訪英的情景。謝福芸寫道：
就在幾個月前，我突然被請去給武昌南普陀寺方丈太虛法師做了半天的嚮導，他是佛教界最忠誠、最智慧的倡導者之一。他此次歐洲之行的目的是給我們的宗教領袖講解佛教的美德。可惜他在英國只能待一周，而我們的宗教領袖通常日程都排得很滿。而對於東方的神職人員來說，這是不對的。他們應該靜靜地待在那裡，等著那些真誠的求道者主動找上門來聆聽教誨。
此處「武昌南普陀寺方丈太虛法師」是錯誤的，不僅南普陀寺不在武昌，她將「南普陀」兩次都拼錯成了「Nan Tu Pu」。一九二二年春太虛創立武昌佛學院，一九二七年四月開始接任會泉法師任廈門南普陀寺方丈，兼任閩南佛學院院長。謝福芸顯然是將這兩件事混在了一起。從字裡行間來看，謝福芸對自己有幸給太虛法師做了半天的嚮導感到非常榮幸。基督教認為，人人都是罪人，都有原罪，唯有靠神的恩典——耶穌基督的救贖——才能得救。因此，基督教需要主動將神的好消息（福音）傳給大家。而佛教常常強調「隨緣」，這就是謝福芸所謂的「他們應該靜靜地待在那裡，等著那些真誠的求道者主動找上門來聆聽教誨」。佛教徒這種「隨緣」的被動「傳教」方式，讓謝福芸反思了英國的神職人員整天疲於奔命主動出擊的方式，她認為這原本不應當是這些「精神」領袖的本職。此外，根據《太虛大師年譜》，太虛法師於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從巴黎抵達倫敦，至他十一月六日離開倫敦到達比京（布魯塞爾），前後共計十五天，超過了兩周的時間，並非謝福芸所說的一周。
謝福芸聽說倫敦市長要在其官邸舉辦一次宗教會議，她設法讓太虛法師前往參加：
市長大人做會議主持，發言者包括鮑德溫首相、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衛理公會主席。太虛法師本來至少能見到他們。但是他來晚了，一開始是來得太早，於是就離開了，後來是我打電話求他，他才又再次回來。他在中國秘書的陪同下悄無聲息地返回了現場。他的秘書講英語，穿著完美的晨禮服和條紋褲。太虛法師的形象則令人愉悅，他身著橘色緞面袈裟，潔淨脫俗，魅力四射。在一群身著深色衣服的英國人的反襯下，他就像一塊經過雕琢的琥珀一樣醒目突出。他低眉順眼，剃光的頭上戴了一頂貝雷帽，脖子上掛了一串木製念珠。他靜悄悄地進門，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為顯示寬容大度，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和尚，他還握了握我這個外國人、一個女人的手。
由於是突然通知參加的一個高層宗教會議，謝福芸顯然沒有與太虛法師協商好時間。不過謝福芸還是盛讚了太虛得體的穿戴和舉止，她還特別強調，在男女授受不親的時代，作為和尚的太虛居然還握了一位外國女士的手！謝福芸繼續講述太虛法師在宗教會議上的舉止言談：
我們周圍的人都站立著，在唱讚美詩。「他們唱的是什麼？」他小聲問道。我們聽到的是《你是生命之泉》。「他們在唱耶穌像水一樣，純潔解渴，」我低聲回答，「這是個比方，寓言。」他點點頭。水在每個宗教裡都是寓言。他轉著念珠。擁有天使般純潔心靈的約翰·衛斯理一定更願意在這個會議上見到太虛這位佛教徒——這個集會就是為了紀念這位把全世界當作自己教區的牧師而舉辦的。
以基督新教為主要信仰的英國，在世界各地擁有大量的殖民地，他們的宗教領袖在與其他宗教領袖的對話方面，也積累了諸多的經驗。此次太虛參加的宗教會議是為紀念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而舉辦的。衛斯理對謝福芸而言還有另外一層的意義，他是英國循道公會（The Methodist Church，亦稱「衛理宗」）的創始人，而謝福芸的父親蘇慧廉正是這一差會的傳教士。因此她感嘆，這位循道公會的先驅如果能跟太虛見面的話，可能會產生更豐富的思想。因為太虛接下來還有其他的安排，因此他在此期間有些坐立不安。謝福芸繼續寫道：
當觀眾鼓掌時，太虛法師轉過頭看了我一眼，意思是他理解大家情緒的激動，儘管語言有時可能起不到同樣的作用。不過，他此時顯得很焦慮，因為他不想下一場活動再遲到，所以他儘量不讓人覺察地不時看一看腕上的手錶，足足有十次之多。像進來一樣，他又悄悄地離開了大廳，坐上了一輛計程車。我不知道，如果能在英國待足夠長的時間，這位南普陀寺的方丈太虛法師是否需要像我們一樣，藉助時光機或是其他設備來確保更多的人能接觸到他。
由於太虛不懂英文，而在參加宗教會議的時候，不可能一直有人為他做口頭的翻譯，因此他感到有些不便，儘管謝福芸認為太虛有一定的智慧，能夠理解其中的一些環節。更主要的是因為太虛接下來還有演講，由於怕再次遲到，因此他感到心神不定。
接下來謝福芸描寫了太虛法師在倫敦的演講，從她的描述中，我們大致可以了解當時太虛法師在歐洲的演講方式：
下一場活動，太虛法師自己是發言人。他講話帶有濃重的華中地區口音，所以在座的聽眾很少有人能聽懂他的講話。身披橘色袈裟的他站在黑板前面，風度高雅。每五分鐘，他會高雅地退下，讓站在閱讀燈後的翻譯讀出譯文，這時太虛法師眼睛朝下，儼然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紳士。但當他說起佛陀，說起蒙受啟迪的良心，說起至純，他會揚起白皙的圓臉，臉上寫著真誠而勇敢，他的目光穿越這間單調刻板的倫敦階梯教室，投向很遠很遠的地方。他的雙手富於感染力地自由揮舞，像花兒一樣開放又合攏，姿態優美。
太虛法師是離杭州不遠的浙江海寧人，因此這裡所謂的「濃重的華中地區口音」一定是不對的。儘管謝福芸生在寧波，在溫州生活多年，但她對於浙江其他地區的方言並不熟悉。
對於信仰基督教的謝福芸來講，神是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名稱出現的，因此對於基督徒來講，同樣可以通過太虛的演講，認識到不同宗教的真諦：
觀看太虛法師的講演時，被賦予了嶄新意義的偉大經文唰唰唰地在我腦海中不斷湧現。純淨的心靈終於得見上帝，偉大的律法終將持續。心靈純淨的佛教徒能夠見到上帝，無論他用怎樣的名字來稱呼他。
…………
佛陀所傳遞的是天父的慈悲、恩賜與光明。
從謝福芸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她是以基督教的思想來詮釋佛教的，當然佛教思想也豐富了她自己的基督教神學思想。至少謝福芸認為，用佛教來闡釋基督教神學是可能的。
謝福芸在中國的時代，畢竟是一個儒家文化佔主導地位的社會，儒家思想與基督教的匯通對她來講更為重要。她在書中寫道：「也許使徒在寫下『要愛別人勝過愛自己』這句話的時候，他就是想要表達『禮』的意思吧！」
此外，謝福芸在書中還以積極應世與服務於社會來抨擊佛教的衰退與腐敗：
……迷信思想和人們內心的冷酷已經讓佛陀的教誨變得模糊不清。我們能批評一下嗎？在那些嚴肅認真思考的人眼中，無知和放縱已經把佛陀的教義完全擊潰，讓它受到人們的鄙視。中國並不比世界其他地方缺乏這樣嚴肅思考的人。那些偽善的佛教徒在窮人和寡婦的背上綁縛了無法承受的負擔。那些和尚們在亡靈超度儀式中收取高額費用。當他們的年輕寺僧在祭壇前為他們披上僧袍，搖晃著香爐，在儀式中正當其時地敲打著聖鍾，但他們的神色中卻流露出麻木和空虛。……佛陀知道，整個世界將越來越需要這樣的教誨以及這麼一種希望——儘管其他教人順從和保持平靜的戒律已經墮落成了宿命論以及對世事的漠不關心，而這又常常成為蒙古人種根深蒂固的本性。
儘管當時佛教存在種種亂象，但以上的認識基本上是基於基督教積極入世、科學與佛教出世、「迷信」的對立得出的結果。謝福芸的言下之意是，如果僧人們能夠積極借鑑作為近代最有活力、最能適應社會需求，並且最富有改革精神的宗教——基督教——的話，是有可能改變中國佛教現狀的。
根據《太虛大師寰遊記》（以下簡稱《寰遊記》）記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太虛的活動安排為：
次日（此處指十一月二十九日—引者注），賀雪夫人託陳秩三博士邀餘先赴美以美會之紀念大會。餘至時為大主教及內閣總理鮑爾溫次第演說，招待相見。旋由牛津大學蘇息爾教授及賀雪夫人、陳秩三代辦等，偕赴中國學會四時演講之約。聽講者各國士女三百餘人。韋卓民君等又遇於此。主席蘇息爾教授、翻譯於焌博士，更由蘇教授及戴立身校長申述餘所講之意。聞者皆大歡喜。講畢同進茶點。（釋滿智、墨禪編：《太虛大師寰遊記》）
「賀雪夫人」應為Mrs. Hosie的音譯。實際上「謝福芸」這個中文名字儘管出現在她的幾本書的封面上，但僅有少數中國人知道。因此，即便是太虛也記錄了其英文姓氏的音譯。此次參加宗教會議，包括後來安排的去中國學會的演講，是謝福芸通過中國駐英使館陳秩三代辦與太虛法師取得聯繫的。太虛法師所記載的在倫敦參加了「美以美會之紀念大會」是不確切的。美以美會（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是一八四四至一九三九年在美國北方的衛理公會所使用的宗派名稱，當然不會由倫敦官方組織如此隆重的紀念大會了。由於當時的金陵大學和燕京大學均為美以美會創辦，這一差會在中國教育界非常有名。太虛誤以為其與英國循道公會是同一個宗派了。
按照謝福芸的說法，當時太虛僅僅出席了包括鮑德溫首相、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衛理公會主席講話的會議，由於遲到的原因，並沒能在會議之前單獨見到這些政治界、宗教界的大人物。因此，太虛自己所記載的「招待相見」，按照謝福芸的說法是完全不可能的。按，當時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是蘭德爾·戴維森（Randall Davidson，1848-1930），他從一九〇三年做大主教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退位。因此，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宗教會議，還是由其出席的。此外出席會議並講話的還有鮑德溫首相（Stanley Baldwin，1867-1947。太虛所謂「內閣總理鮑爾溫」）。
按照《寰遊記》的記載，太虛十月二十三日「與馬古烈、陳濟博二君赴英國」。謝福芸所謂的「他的秘書講英語，穿著完美的晨禮服和條紋褲」，很可能指的就是陳濟博（一八九九至一九九四），他是著名佛教居士陳裕時（一八七七至一九四〇）的公子，曾留學東京高師和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他不僅精通英文，由於在歐洲生活多年，自然也熟悉這裡上流社會的習俗。
據太虛法師的記載，戴立身爵士為「東方語言學校校長」。所謂「東方語言學校」應為一九一六年建立的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這也是後來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S,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的前身。一九一七年丹尼森·羅斯（Denison Ros, 1871－1940，一九一八年獲得「Sir」的稱號，亦即太虛所謂的「戴立身爵士」）被任命為剛成立的東方學院的院長，他是著名的波斯語專家。成立於一九〇六年的「中國學會」（The China Society）當時常常借用東方語言學院的場地來組織活動。
謝福芸認為，太虛法師與那些僅僅依靠踐行苦行主義而希望達到解脫的僧人是不一樣的，他有更大的宏願，那就是普度眾生，不僅僅是中國的民眾，也包括世界各國的人士：
太虛法師顯然不屬於這類人（指只關注自身的解脫者——引者注），否則他就不會專程來到歐洲介紹佛教了。也許這就是佛教的要義，那些願意失去自己生命的人才能最終拯救自己的生命，有舍才有得。為拯救全世界，釋迦牟尼願意放棄自己的財富、家庭和王室的特權。……而太虛法師則希望拯救別人，向別人展開他所理解的無上智慧的榮光。心靈的果實是愛、歡樂及內心的寧靜。太虛法師自己當然是已經擁有了內心的寧靜了。
僅僅自己擁有內心的寧靜，這在大乘佛教看來只是追求個人自我解脫的「灰身滅智」而已。因此對太虛來講，成佛渡世、建立佛國淨土是他人生最高的目標。
在盛讚太虛法師之後，謝福芸同時也指出了與現代宗教學家相比，太虛的局限性：
但我懷疑太虛法師是否算得上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他的推理沒能打動我。他講述的佛教史也毫無新奇之處——完全是不懂科學的評論員們的老生常談，到處是很容易被現代歷史學家攻擊的漏洞。
作為一位現代僧伽，太虛法師一直在努力調和宗教與科學的關係。但在諳熟中國文化和中國佛教的謝福芸看來，太虛所宣講的內容不僅完全是「老生常談」，同時也存在很多讓現代歷史學家攻擊的漏洞。謝福芸的父親蘇慧廉，除了在儒家經典翻譯和闡釋方面的貢獻之外，也是著名的中國佛教學者：他除了將這一部被譽為「半個亞洲的福音書」的《妙法蓮華經》（The Lotus of the Wonderful Law: or, The Lotus Gospel , 1930）翻譯成英文外，還與何樂益（Lewis Hodus，1872-1949）共同編寫了《中國佛教術語詞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with Sanskrit and EnglishEquivalents and a Sanskrit-Pali Index , 1937）。實際上，蘇慧廉在中國二十九年的傳教生涯中（一八八二至一九一一），已經為基督教新教與中國佛教的對話做了諸多的準備。所謂的傳教經驗，實際上已經成為基督教與其他文化傳統相處的經驗。在《佛陀》一章中，謝福芸還講述了她將《妙法蓮華經》中火宅喻的故事講給她的中國朋友——宋太太——聽了之後，「宋太太聽著，眼睛瞪得大大的。作為一名現代中國女性，她對自己國家古老的宗教所知甚少，她早已不記得那些傳說和寓言了。這個房子的故事是佛教裡最核心的寓言之一，可她卻從未聽過」。《法華經》中的「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這些常識性的譬喻，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知識界已經變得陌生了，傳統與現代已經出現斷裂。而對於謝福芸來講，這僅僅是一些佛教入門的知識。因此，太虛所講的佛教內容，在她看來也都是一些常識而已。
無獨有偶，美國佛教學者維慈（中文名：尉遲酣，Holmes Welch， 1924-1981）在《中國佛教的復興》中談到太虛在巴黎的法蘭西學院列維（Sylvain Lévi, 1863-1935）處的演講時寫道：
面對東方博物館中坐滿的聽眾，他（指太虛法師—譯者注）做了一次散漫無涯的、業餘性質的講演，內容是關於佛學、科學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相似性。這絕對無法被稱為是一次成功的講座。
由於東方博物館中的聽眾大都是對佛教或東方學術業有專攻的「專業」人士，太虛普及性質的講座很難引起這些學者的共鳴。這些外方的論述，與太虛本人以及他的信眾們所稱的訪問和演講都取得了極大成功並不完全一致。
以往有關太虛法師歐美之行的史料大都出自太虛本人的記載如《寰遊記》，或與太虛相關的刊物如《海潮音》所刊登的文章，我們從中可以知道很多太虛出訪歐美的相關信息。但此類的記述往往只是單方面的觀點和看法，很少有從批判的視角做出的評價。正因為如此，諸如謝福芸的記述和評價就顯得非常重要了。
縱觀太虛法師的一生，他對基督教的態度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早期的尖銳批評（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一）；中期的積極響應相容（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七）；後期的尋求合作（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七）。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間太虛訪問歐美，正處於其積極響應相容的階段，他認為應當以「佛教為體，基督教為用」來豐富他所提出的「人間佛教」主張：佛教改革，僧人服務於社會和國家。而基督教創辦醫院、孤兒院、學校以及從事社會福利的組織方式，正是太虛所倡導的吸收基督教的經驗以改革佛教的方法。而太虛的這一轉變與他同當時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諸如美國長老會牧師、後來成為《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編輯的梅立德（Frank R. Millican）牧師，東亞基督教道友會的艾香德（Karl L. Reichelt）牧師等的交往有著直接的關係，他也因此得以比較全面地了解基督教。此次在歐美的遊歷，更使太虛直觀地了解了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地位和作用：
美國著名大學哥倫比亞、耶路、芝加哥、加裡、福尼等，皆曾講演，而美國在紐約、哈福、卜技利由各宗教學院，亦因請講而得參觀考察之機會。關於宗教研究之專門學院，不能不推美國為最善。法國天主教之大主教及英國為歷代帝後墳墓所在之皇家教堂主教，皆曾約餘相晤，並參觀教堂中之一切。其餘在法、英、比、德、美諸國，遊觀天主教、基督教、回教、猶太教等之教堂，不一而足。過耶誕節，則觀於柏林之某大教堂；過復活節，則觀於舊金山之某天主教堂。他若英國美以美會之紀念會，及各教堂之講演，亦多往參觀；以紐約之福斯登牧師聽講之情形為最盛焉。（《寰遊之動機與感想》）
太虛於一九二九年五月在上海的世界佛教居士林的演講中，特別羅列了他在歐美遊歷的基督教神學院和教堂。由於對基督教有了新的理解，太虛的「宗教觀」發生了變化，他可以跳出佛教的圈子來看待其他宗教。太虛自己也承認：「餘既歷遊四洲諸國邑，察諸土風民俗，究其歷史變遷之跡狀，對於宗教遂更有新解。」（《宗教觀》）一九三八年六月在華西大學演講時，太虛承認基督教對他佛教改革的直接影響：「我二三十年來，所有改進佛教的努力，一部分也是由於基督教傳入中國的啟發。因為，基督教對於中國近代文化事業、社會公益、信仰精神，都有很大的影響。而中國的佛教，雖歷史很久，普及人心，並且有高深的教理；但是在近來，對於國家社會，竟沒有何種優長的貢獻。因此，覺得有借鏡於基督教而改進佛教的必要。更因此推想到現在中國一般社會，亦需要基督教的精神來改進。」（《中國需耶教與歐美需佛教》）這也充分體現了佛教在走向現代化的歷程中，不得不改變原先的那種排斥基督教的態度，轉而自覺地從已經現代化的基督教那裡汲取有益的經驗。
作為基督教傳教士的後人，同時作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謝福芸本人帶著基督教的背景來理解佛教，她對太虛的描寫儘管篇幅不長，卻可視為一種重要的宗教對話經驗，代表著融合佛教與基督教的嘗試。這些內容本身也構成了比較宗教學的重要內容。
（《中國淑女》，［美］謝福芸著，龔燕靈譯，東方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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