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名媛旅華四部曲》（《名門》《中國淑女》《嶄新中國》《潛龍潭》），[英]謝福芸著，沈迦主編，左如科等譯，東方出版社2018年5月第一版，158.00元
早在五六年前，看《尋找·蘇慧廉》時就注意到「謝福芸」這個名字。她是蘇慧廉的長女，中文姓氏「謝」來自於她的先生謝立山——英國駐華領事。《尋找·蘇慧廉》中大量引用了謝福芸幾部作品中的段落，當時這些作品並無中譯，因此這些摘自英文版的段落都由作者沈迦譯出，在注釋中表明了引用的出處。其中，最有趣的細節是，沈迦從謝福芸這些虛構作品的蛛絲馬跡中探案般尋找到蘇慧廉與常熟翁氏的關係，然後一路追溯，費勁周折聯絡到翁氏一脈的後人，已經定居美國的大收藏家翁萬戈先生。
沈迦曾在《尋找·蘇慧廉》中這樣表述：
讀過謝福芸幾乎所有關於中國的小說，從她個人的經歷及所述之事的來龍去脈，我確信她筆下的人物及故事都有真實的背景，只是多以化名出現。就像你受邀參加一場化妝舞會，原本認識的人今天有意戴起了面具。於是，探尋她們真實面目的意願，在我變得更為強烈了。
這是奇妙的探尋。在強烈的好奇心驅使下，沈迦憑藉謝福芸小說中的段落和照片，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居然把小說中跟謝福芸關係密切、作為主角反覆出現的「宮家」和常熟翁氏關聯上，並最終得到翁家後人確認。從這個角度來說，謝福芸的小說是可以部分當作史料來看的。如今，謝福芸有關中國題材的四部小說中譯本一次全部出齊。通過譯者流暢的譯筆，還原了謝福芸筆下的那個中國世界。而為這套書題寫書名的，正是翁萬戈先生。如同一個盛開在文字中的花園，經由園丁的執著和辛勞，居然在現實中盛放了書中的玫瑰。而謝福芸大概也不會想到，一百年後，她描述中國的作品真的變成了中文，在這片嶄新而古老的大地上傳布。而促成其作品中文版出版的人，來自生養她的第二故鄉——溫州；她在書中用熱情筆墨描摹的中國青年「勵誠」的兒子題寫了中文書名。
我曾經一度疑惑：為什麼畢業於劍橋的謝福芸講述她的中國故事時要用小說的形式？如果用紀實的方式來寫作她那些獨一無二、無人能企及的中國經歷，將會多麼精彩。甚至，遙遠時空的讀者如我們，也不用再去猜測她書中人物的真實身份。她所做的這些寶貴記錄，都會成為珍貴的歷史檔案，作為我們回望中國近代動蕩歲月的一個參照。而採用小說的方式寫作，會不會有損材料的價值？讀完這幾本書，我的想法有了改變。
正如閱讀《尋找·蘇慧廉》時一樣，對「蘇慧廉」這個人物由陌生到模糊到逐漸清晰，直到豐富飽滿；讀謝福芸這四部小說，對謝福芸其人也有一個這樣認識的過程。在這四部書中，「我」貫穿全書，無處不在。在以往的認知中，對人物有了粗線條了解以後，我們總是習慣以貼標籤的方式標記人物。對謝福芸來說，在不了解她之前，我們可以為她貼上太多符號化的標籤：生在中國，長在英國；漢學家之女，外交家的夫人；六次旅華，寫過很多關於中國的作品。但是讀完這四部小說，我對謝福芸有了一個更感性的認識：這是一個多麼生動、有趣的人！她從來沒把中國當作異鄉、異國。她與書中描寫的各類人物一塊呼吸、生長。她從來不以「他者」的目光來觀照她筆下的中國世界，而是自覺地融入其中，成為其中的一份子。對於作者，採用小說的形式，似乎更容易抒情達意。就像我們很難用中文對父母說出「我愛你們」，但是轉用英語寫下「非常愛你們」似乎是很自然的事。跳脫了客觀的立場，投入小說的虛擬殿堂，儘管建構殿堂的一磚一瓦都有源可溯，但構建的過程可任由情感的蔓延去指引方向，而不必嚴格遵循規則和制度。這大概也是小說的魅力所在。
謝福芸在書中對「勵誠」說：
你們中國人和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樣，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你們是人，在你們身上，有美德，有惡習，有著各種各樣的變化。
她在書中歌頌人性的美好，也鞭撻人間的醜惡。正因為她對中國有著深切的了解，所以她筆下的中國和中國人都沒有被「奇觀化」。
這是充分了解所帶來的熟稔。這種熟稔得有文化打底才能自信茁壯。古巴作家卡彭鐵爾曾經在書中描述他在中國旅行的感受：「我看見許多極為有趣的東西。可是我不確定我懂它們。要真正弄懂……就必須懂得那種愉悅，並對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有一些清晰的概念。」（《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文化互化》）謝福芸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了解顯然已經跨越了「觀望」和「獵奇」的層面。
謝福芸出生在寧波，七歲之前都跟隨父母在溫州生活，照顧她的保姆就是一個溫州老嫗。在劍橋讀完書後，她返回中國，和劍橋同學一塊在北京創辦了培華女中——林徽因曾是那裡的學生。謝福芸也在中國邂逅了她的先生謝立山——一位探險家，還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被稱為英國領事界「對中國內部事務了解最透徹的人」。蘇慧廉去世後，謝福芸受牛津大學之邀，編輯整理了父親的譯著《論語英譯》，這本書作為「世界經典叢書」之一，長銷不衰。在這種背景下成長起來的謝福芸，對中國的感受，顯然與來中國走馬觀花的他者不一樣。
在《名門》中，謝福芸講述了她與兩個中國家庭交往的故事。而其中的「宮家」，就是大名鼎鼎的常熟翁家。蘇慧廉在山西辦學時曾與在山西做官的翁同龢侄孫翁斌孫相熟。而《名門》中一再出現的「勵誠」，就是翁斌孫的兒子翁之憙。謝福芸曾在翁家短暫借住，因此主要以翁家人物為原型，完成了這本描寫中國貴族家庭生活的作品。
而到了《中國淑女》，謝福芸的視野不再局限於一城一戶，而是投向更廣闊的社會空間。在她筆下，有挑夫船工、販夫走卒，也有大學者胡適、庚款代表團的英國高級官員。她竭力用筆墨還原她眼裡的那片大地。「在這裡什麼都能找到，貧窮、堅忍、不公、心痛、死亡、激烈的思想辯論、老式的禮節以及偶爾新式的突兀。」「我認真研究你們的生活，中國又反過來教給我許多東西。」
而《嶄新中國》是謝福芸在二戰中獻給抗戰中的中國的一份禮物。在動蕩的時局裡，她為在逆境中不屈不撓的千百萬普通的中國人擊節鼓勁。「如果我已經親見中國在掙扎中輝煌重生，卻沒能描繪出這幅尚在形成中的畫面，我就好像背叛了中國對我的善意，那是不公平的。」
在《潛龍潭》裡，她的描寫打撈回一段被歷史淹沒的往事：北平「箴宜」女校的創辦人和繼任者的故事。這段歷史鮮有人知。謝福芸和同學也在北平創辦過女校，深知辦學的艱辛，但也更懂得知識對女性的重要性。書中描寫了三位堅強的女性，在這些女性的性格特徵中，也投注了謝福芸對女性的期許：獨立、仁慈，寬厚、善良，富有奉獻和犧牲精神。
謝福芸寫作的四部中國題材的小說，為她在西方贏得了不少讀者，她的知名度甚至超過了她的漢學家爸爸蘇慧廉。想必蘇慧廉心裡也很為這個女兒驕傲。他們當時也許都沒有意識到，他們生活過的中國，正經歷著一場巨大的變革。而他們作為異鄉人，親眼見證了這段歷史。他們的文字和照片，留下了關於那個時代的珍貴記憶，而他們自身，也不自覺融入了歷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這其中暗含著奇妙的緣分。
對於謝福芸來說，中國並不只是一個她生活過的亞洲國家那麼簡單。她出生在這裡，最親近的人都服務過這個國家。她一生來中國六次。在交通並不順暢的一百年前，這個數量很驚人。中國，是謝福芸的另一個故鄉。這四部作品，浸透了她最濃烈的鄉愁。（程鵑）
來源： 中華讀書報
責任編輯：虞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