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下學期臨近期末，武漢某高校女生張晨（化名）決定休學。在患上抑鬱症數年後，她的生活已經陷入停滯，思維變得遲鈍，甚至有些「痴呆」：不能思考、不能閱讀、難以交流，說話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蹦出來的。嚴重時，「想死」的念頭在腦子裡盤旋。（9月20日 澎湃新聞）
困在抑鬱症中的大學生比例極高，2019年，在第八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高校心理輔導與諮詢高峰論壇上，有專家提到，1/4的中國大學生承認有過抑鬱症狀，且大一和大三時是抑鬱症的高發期。
很多大學生之所以患上抑鬱症，跟高中時的學習壓力過大有很大的關係，大一和大三作為兩個重要的節點，會使情況變得更加嚴峻。大一是重要的適應期，也是極為關鍵的轉型期，從高中階段到大學階段若不能適應轉換，各種因素的影響就會讓人的情緒發生變化；大三即將面臨畢業，從學校到社會和職場是一種顛覆式的轉變，長期的精神焦虙和不自信，再加上內心的失衡，極易誘發抑鬱症的產生。
困在抑鬱症中的人很難實現自我擺脫，長期受到抑鬱帶來的實質性傷害，輕者精神恍惚、易發脾氣、煩躁不安、注意力不集中，對學習失去興趣，對生活失去信心；嚴重者討厭人群、煩倦生活甚至有輕生的傾向。抑鬱症患者若不能得到及時、科學和規範的治療，其情況就會變得更加嚴重，出現難以預料的風險。對一個家庭來說，若家庭成員中有了抑鬱症患者，是家庭的不可承受之重，對整個社會來說，困在抑鬱症中的人越多，則社會付出的代價也就越大。
時下的問題在於，抑鬱症患者的數量越來越多，而相應的幹預機制卻嚴重短腿，整個社會對抑鬱症所帶來的風險和危害，還沒有更充分和全面的認識，對日益嚴重的趨勢還沒有採取更為有力有效的舉措，預防、遏制和減少抑鬱症的公共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
就診率低並不意味著需求量不大，更多的原因在於對抑鬱症的認知不足，以及諱疾忌醫的隱忍性格和根深蒂固的歧視，讓很多人恥於告訴大家「自己病了」，並光明正大地接受專業的醫學服務；沒有強勁的需求作為牽引和驅動，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供給也就難以被有效激活，從宣傳、引導、體檢、疏導到最後的救治，各個環節都與實際需要極不對稱。
抑鬱症是一種常見的心境障礙，早發現、早治療是抑鬱症康復的關鍵。當務之急，就是要消解全民性歧視和認知短板，所造成的體系性缺陷問題。提高認識並形成社會共識，讓抑鬱症患者從陰暗的角落，走到太陽照的地方，獲得特色服務的需求得到回應和滿足，才能在全社會形成強大的推動力和整體活力，讓預防、幹預、救治和服務的體系在短期內得到完善，助抑鬱患者擺脫困境。
而要做到這點，就需要每個人都有同理心和同情心，有「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堅守和行動自覺，從利己的角度先去關心和幫助別人，如此才能消解偏見、誤會、短視和歧視，通過感情的交流、真情的關懷和彼此的慰藉，在情感的碰撞中紓解煩惱，在抱團取暖中釋放壓力，在真誠交往中贏得信任，共同驅走心頭的陰霾，應對抑鬱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