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漢閔
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年）冬天，為避安史之亂，杜甫經隴南入蜀。在一家老小向成都進發、經過一處叫五盤嶺地方的時候，杜甫寫了一首叫《五盤》的五言詩。最後四句是：「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成都雖好，但這裡沒有弟妹，畢竟不是家鄉。杜甫人在流浪，心在天堂。對於一生顛沛流離、仕途失意的晚年杜甫而言，家鄉、親情比什麼都重要。暮年的杜甫，終於回歸到了人生的本真狀態。
在劍南節度使嚴武的關照下，杜甫在成都謀取了一個小吏的官差，搭建了一座可以勉強遮風擋雨的草房，於此度過了他一生難得的4年安定歲月。《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春夜喜雨》《登高》《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著名詩篇，就是這一時期的詩作。但成都畢竟不是家鄉，並非久留之地。嚴武病逝後，杜甫打算離開成都東下。臨行前，也就是唐廣德元年（763年），他給劍州刺史寫了一首告別的詩：《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詩中「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一句，透露出了他此次東行的目的地：荊南地區的當陽縣。
杜甫計劃在春光明媚的時候抵達當陽。之後，杜甫便沿岷江東下。當抵達平羌碼頭時，杜甫寫了一首《宿清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的五言詩，最後兩句再一次點出了他此行的目的地：「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荊楚」 。杜甫在《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中想像的一路春光回到洛陽的情景已黯淡了許多，因為洛陽沒有他思念的親人。而荊州府、仲宣樓卻一直讓他神牽夢繞，輾轉反側。
可是天不遂人願。在夔州也就是現在的奉節，杜甫遇到了故人柏茂林，時任夔州都督。在柏都督的照料下，杜甫一家在夔州滯留了兩年，與親人在荊楚相聚的「佳期」只能延後了。
在第二年，也就是唐大曆二年（767年），在杜甫夔州橘園的橘花次第綻放的時候，杜甫的胞弟杜觀專程赴夔州看望杜甫。異地親人相聚，杜甫老淚縱橫，情不自禁寫了一首名為《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兩篇》的五言律詩。
從這首詩的內容來看，胞弟杜觀因避安史之亂，從長安南下到了當陽。在看望杜甫後，杜觀將輾轉北上關中藍田迎娶妻子，然後再返回當陽。杜觀是打算在南方當陽長住了。杜甫在詩中勸他不要在北方滯留，速回南方當陽相聚。在這首詩的第二篇，杜甫寫道：「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舟。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仲宣樓也就是東漢才子王粲所登的當陽城樓，《登樓賦》就是王粲登上當陽城樓後所寫的傳世名篇。杜甫估算杜觀來回的時間，計劃八月份乘舟東下荊州，與親人在當陽相見，訴說相思之苦，在仲宣樓上一醉方休。
在一個夏末的夜晚，天下起了淅淅瀝瀝的小雨。望著江邊密密麻停泊的小舟，杜甫觸景生情，掩上柴門，在昏暗的燈光下寫了一首叫《夜雨》的五言律詩。結聯兩句是：「天寒出巫峽，醉別仲宣樓。」原來八月份乘舟東下荊州的計劃，可能由於疾病纏身和其他種種原因而推到了冬季。杜甫心中念了無數遍的「佳期」，就是在讓王粲傷感的沮漳流域與親人團聚之時，在仲宣樓上不醉不歸。杜甫這一生漂泊的孤舟，要停泊的岸邊就是荊州府西北方向的當陽縣。
原來約定的八月未能成行，讓杜觀有些放心不下，於是給杜甫寫了一封書信，催促其儘快動身東下。接到杜觀的催促信，杜甫寫了一首五言詩：《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詩的頭兩句是：「自汝到荊府，書來數喚吾。」從這兩句不難看出，杜觀在當陽已生活了較長時間，不僅置下了房產田地，生活也很穩定，因此才數次書信邀約杜甫到荊州當陽相聚。
很顯然，當初杜甫從成都沿岷江東下的目的地就是當陽。這一段旅程雖不順利，屢屢受阻，但對杜甫而言是溫暖的。遲暮之年的杜甫，倍嘗人間冷暖，早已沒有了當年「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少年輕狂。他看到了太多的人生苦難與艱辛。親情，對需要扶著拐杖才能行走的杜甫而言，顯得彌足珍貴。晚年杜詩的沉鬱頓挫，對親情的渴望，是衣食無憂的李白所無法理解的。同是出三峽，李白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一身輕鬆，而杜甫則是「風急天高猿嘯哀」「無邊落木蕭蕭下」，步履沉重。人生際遇、價值取向不同，決定了兩個人不可能走在一條線上。
當然，與胞弟杜觀等族人相見，並非杜甫當陽之行的唯一目的。杜甫不只有親情，還有家族的榮耀，更有家國情懷，「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讓晚年杜甫心心念念的當陽，不僅只是戰亂中杜氏族人的避亂之地，也是杜氏家族的中興之地，更是其先祖杜預建功立業的封候之地。當陽，在杜甫心中，與長安、洛陽、襄陽具有同等的份量。在這個南方小縣，落魄的杜甫可以重新找回幾份人生自信。
杜甫出身的京兆杜氏，是北方的大士族，歷朝歷代人才輩出，歷經千年而不倒。
杜氏家族的「第一桶金」，就是在楚國郢都所在的沮漳流域挖到的。在春秋後期(公元前541—前510年)，杜甫的先祖杜洩還只是魯國季孫、叔孫、孟孫三大貴族中叔孫一族的家臣，杜氏家族還名不見經傳。後來叔孫豹病逝，因葬禮規制，杜洩得罪了季平一族。為避殺身滅門之禍，杜洩只得帶領家人逃到楚國郢都，投奔楚昭王。楚昭王見杜洩是個難得的人才，便收留了他。
到了楚惠王(公元前488—前432年)時期，杜洩的後人開始得到楚王室的器重。此後，杜氏家族在楚國歷代為官，官至楚大夫的就有兩人，由此奠定了杜氏家族千年繁盛的基業。杜甫出生在這樣一個有著「奉儒守官」傳統的士族家庭，對此自然是清楚的。杜甫在給他的二姑母寫的墓志銘裡曾提到他的家世：「遠自周室，迄於聖代(唐代)，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遠自周室」中的周室，指的就是春秋後期杜氏家族在楚國奇蹟般的崛起。可以說，是沮漳流域成就了杜氏家族後來的輝煌。
楚亡以後，杜氏家族只好北遷。在秦漢兩朝，杜氏家族照樣混得風生水起，歷朝歷代為官。屢建奇功的秦國大將軍杜摯，漢武帝時期有名的酷吏杜周，均為杜甫先祖。東晉南渡時，杜氏家族南遷至湖北襄陽。入唐以後，杜甫的曾祖父也就是杜審言的父親任鞏縣縣令，杜甫這支由此定居河南鞏縣，故杜甫亦自稱為鞏人。
杜甫最崇敬的先祖，主要是杜預，其次是杜審言。
杜預(222年-285年)，字元凱，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人，魏晉時期著名政治家、軍事家和學者，對華夏歷史曾產生了深遠影響。杜預曾任曹魏政權的尚書郎一職，是司馬昭的高級幕僚。西晉建立後，杜預歷任河南尹、安西軍司、秦州刺史、度支尚書，後任鎮南大將軍，成為晉滅吳之戰的統帥之一。太康五年(285年)，杜預逝世，終年63歲。
杜預是三國鼎立局面的真正終結者。在杜預任鎮南大將軍的時候，西晉並未真正統一，三國也並未真正歸晉，孫吳政權仍控制著長江中下遊以南地區，但國力遠比西晉要弱。當時的西晉和孫吳各有一個荊州，杜預駐守的襄陽為北荊州，孫吳掌控的江陵為南荊州。
杜預任鎮南大將軍之始，也是孫吳走向滅亡之時。在杜預的反覆勸說之下，一直優柔寡斷的晉武帝司馬炎最終下定決心，於鹹寧五年（279年）十一月發動了滅吳之戰。在這次戰爭中，杜預雖只擔任西線指揮，但他的奪取荊州之戰卻對整個戰局起到了一兩撥千斤的重要作用。杜預對荊州發動的致命一擊，就是杜預駐在當陽的部眾所為。荊州一失，孫吳政權再也沒有了一戰之力，兵敗如山倒。在成功奪取江陵城之後，杜預接著揮師東進，迅速掌控了長江中遊地區。
與此同時，杜預還分兵南下，一舉攻佔了交州、廣州地區，也就是現今廣西、廣東一帶，後來元朝時期的湖廣地區盡在杜預之手。整個滅吳一役，杜預功勳卓著，居功至偉，對戰爭走向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這一場戰爭，結束了漢末三國以來分裂割據的狀態，使中國重歸大一統。這一場戰爭也是魏晉南北朝四百年間唯一成功的一次統一戰爭。杜預因屢出奇兵，戰功顯赫，被晉武帝封為當陽侯。沮漳流域可以說與杜氏家族頗有緣份。這一戰，還順便產生了一個成語：勢如破竹。「勢如破竹」即出自杜預之口。
在南北兩個荊州合成一個荊州之後，杜預繼續鎮守荊州。在此期間，杜預興利除弊，興建了一系列水利工程，開鑿了從揚口到巴陵的運河，既解決了漢水流域萬餘畝農田的灌溉問題和長江的排洪問題，又改善了荊州南北間的漕運問題，荊州百姓稱其為「杜父」。《晉書杜預傳》中記載了一首荊州廣為流傳的民間歌謠，其中有一句「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可見杜預在荊州民眾中威望之高。
杜預不僅有「杜武庫」之稱，還著有《春秋左氏傳集解》及《春秋釋例》等，素有「文聖」的美譽，是明朝之前唯一一個同時進入文廟和武廟之人。不論是文治還是武功，同樣鎮守過荊州的關羽均無法與杜預相比。當後人一遍又一遍在文廟和武廟祭拜杜預的時候，關羽還只是蜀漢的一員大將，並沒有後來的耀眼光採。到了清朝，關羽的忠誠被清朝當政者相中了，於是關羽鯉魚跳龍門，一躍成為與「文聖」孔子齊名的「武聖」。杜降關升，不能怪杜預本人，只能怪杜預生錯了時代，不該生逢積貧弱小、丟了半個江山的西晉。
杜預的出現，標誌著杜氏家族正式走進了華夏歷史發展的進程之列，成為北方望族。晉唐兩朝歷史如果少了杜氏家族，將大為遜色。集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於一身，有著「半個完人」之稱的杜預，一直是杜甫的人生標杆。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以及家國情懷，均來自杜預。可以說，這位先祖，給予了杜甫無盡的精神動力。
在杜甫30歲的時候，他寫過一篇《祭遠祖當陽君文》的散文。從文章開頭的「十三葉孫甫，謹以寒食之奠，敢昭告於先祖晉驗馬都尉鎮南大將軍當陽成侯之靈」來看，杜甫是杜預的十三世孫。因杜預墓在洛陽城東的首陽山南，杜甫也曾在首陽山下築室而居，以示「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希望自己能像這位先祖一樣建功立業，報效國家。可是，杜預人生所達到的高度是杜甫所無法企及的。杜甫無論怎麼努力，也沒能活成杜預那樣。杜甫註定了只能做一個窮困潦倒的行吟詩人，當一個王朝由盛轉衰的歷史見證人，一輩子生活在杜預的陰影之下。
杜預並不寫詩。杜氏家族以詩言志，自杜審言始。沒有杜審言，也就可能沒有後來杜氏家族的「大杜小杜」。
即使沒有杜觀的邀約，或者說沒有杜觀寓居當陽這一情況，杜甫可能也會有這次當陽之行。杜甫的當陽之行，既是探訪親人的溫暖旅程，也是祭拜先祖的朝聖旅程。杜觀之所以定居當陽，可能也與這位杜氏先祖有關。
唐大曆三年（768年）正月中旬，杜甫乘舟東下，於陽春三月來到了讓他神牽夢繞的荊州。這一次，杜甫想像中的「青春作伴好還鄉」中的洛陽變成了當陽。按照我國研究杜甫學者的一致觀點，從夔州乘舟東下後的杜甫在荊州逗留了至少半年的時光。這半年的大多數時間，杜甫應該就是在當陽度過的。在江陵城稍作休整、憑弔宋玉宅之後，杜甫一家乘舟溯沮漳河而上。在夕陽的餘輝將沮漳大地染得一片金黃的時候，杜甫棄船登岸。當他站在先祖杜預的封候之地——當陽地面上的時候，杜甫一時有種不真實的感覺，有些失神。
人的一輩子就是一段旅程。在人生的漫長旅途中，需要休息，需要訴說，需要一個溫暖的港灣。此時的當陽對杜甫而言，就是一個溫暖的港灣，一個可以訴說的地方。他見到了眾多久別的親人，聽到了久違的來自北方的鄉音，倍感親切，又恍若隔世。令杜甫沒有想到的是，他還見到了來自長安、洛陽的一些故交。
唐朝中期，北方哀鴻遍野，南方卻一派祥和。為避安史之亂，這一時期曾發生過大規模的北方漢人南遷，當時的江陵地區是北方漢人特別是名門望族南遷的首選之地。整個唐朝，當陽均隸屬江陵府。劉昫在《舊唐書》卷三十九記載了此時江陵的盛況：「自至德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荊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指荊南節度使。」荊南節度使的駐地就在江陵城。文中的「襄、鄧」，指的是北方的南陽盆地，「兩京」指的是大唐的長安和洛陽兩座都城。唐中期的當陽地處荊南腹地，是江陵城的後花園，也應該如江陵一般，「井邑十倍其初」，成為藏龍臥虎之地。
杜氏家族到了唐朝中期，杜甫一脈雖然式微，但底蘊還在。其祖父杜審言在「兩京」人脈甚廣，餘威猶在，影響不可小覷。而杜氏家族杜牧一脈正如日中天，杜牧祖父杜佑還做了三朝宰相。杜甫每到一地均有朋友接濟，一是杜甫的才華，二是杜氏家族和杜審言的面子。杜甫在當陽，應該也有不少故交的接濟。無論怎麼說，杜甫在當陽過得不會比成都、夔州差。
雖然如此，杜甫心情並未有多少好轉。在當陽，杜甫似乎並沒有找到多少慰藉。在親人重逢的短暫歡樂之後，杜甫再一次陷入了大悲憫的情懷。在即將離開當陽的時候，杜甫寫了一首三十聯的《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五言長詩，其中一聯是：「蒼茫步兵哭，輾轉仲宣哀。」
杜甫在當陽並沒有陶醉於先祖杜預的榮耀，感受更多的反而是王粲登上當陽城樓後的哀愁。沮漳平原雖然富庶，一派祥和，但並不屬於他這個外來者。在當陽城樓上，杜甫極目遠眺，穿越時空，似乎看到到了屈原、賈誼、王粲等先賢遠去的孤獨背影。杜甫突然發現，他與這些先賢人生際遇相同，大喜大悲，心靈也是相通的。最終，屈原、賈誼、王粲成為杜甫訴說的故人。
對於一個視詩歌為生命的人而言，杜甫在這先祖的封候之地，以及與他有著同樣人生際遇的王粲登樓作賦之地，他有多種理由留下一些詩作。可惜的是，除了《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之外，我們似乎再也找不到片言隻語了。
杜甫一生創作了近4000首詩，但真正流傳下來的僅有1000多首。可能是杜詩的沉鬱頓挫風格過於另類了，或者說杜甫對底層民眾的悲憫情懷在當時過於超前了，現在被譽為「詩聖」的杜甫在唐朝並不怎麼受待見，只是一個二三流詩人。再加之杜甫晚年的漂泊，以及社會的動亂，致使杜詩遺失了多半。不過這也並不影響其「詩聖」的光環與地位。事實上，杜甫的詩是寫給後人看的。經過歲月的沉澱與發酵，杜詩愈加醇厚與芬芳。到了北宋時期，以蘇軾為首的文人們才開始逐漸發現杜詩的價值，驚呼連連，杜甫「詩聖」地位才得以正式確立。那時的杜甫早已化做了一抔泥土。
在當陽逗留的這一年，杜甫57歲。留給杜甫的時間已十分有限了。在沮漳平原上的農民開始收割稻穀的時候，杜甫選擇離開當陽。他沒有陪同他的兩個兒子北上洛陽，也沒有像杜觀一樣定居當陽，而是選擇了南下瀟湘。這對於年邁多病的杜甫而言，無疑是最爛的選項。這一次南下，陪伴杜甫的只有一葉孤舟。兩年後，也就是唐大曆五年（770年），杜甫在寫完他人生的最後一首詩作之後，病死於陪伴他的一葉孤舟上。那一年，杜甫59歲。
作者簡介：郭漢閔，男，現年57歲，1982年7月畢業於原宜昌師專中文科，曾從事教育、新聞、政研等工作，現在當陽市政協機關工作。有專著《隱形的南方》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