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連少年殺人案民事賠償128萬「隱秘的角落」如何照亮？

白巖松

前段時間我發現好多人都在看《隱秘的角落》這部劇，在這部劇裡，涉及到了未成年人犯罪這一主題，但現實中，未成年人犯罪絕不該躲到隱秘的角落，因為它是真實的存在，我們沒辦法做到假裝看不見。

本周一，《新聞周刊》曾經報導過的大連10歲女孩被13歲男孩殺害的案件迎來民事訴訟的一審宣判，行兇少年蔡某某的父母被判公開賠禮道歉，並賠償各類損失128萬餘元，而這位行兇少年蔡某某，如今正處於三年的收容教養之中。毫無疑問，這條新聞又再次引發人們對未成年人犯罪的相關討論，

上周六《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訂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審，在這樣的新聞背景下，防範懲治未成年犯罪的思路與方法都清晰了嗎？讓未成年人犯罪，不在隱秘的角落！

「多少錢我孩子都回不來了」

這個民事訴訟的判決書，賀美玲等這個判決書等了整整快十個月了。

琪琪母親 賀美玲：有時候一天晚上都睡不著覺，天天尋思孩子這個事，我下定決心，必須討回一個結果。

本周一，大連10歲女孩琪琪被13歲男孩蔡某某殺害一案，有了最新進展，受害女童琪琪的父母，終於拿到了大連市沙河口區法院作出的民事訴訟一審判決。施害者蔡某某父母被判公開賠禮道歉，並賠償各類損失128萬餘元。

琪琪母親 賀美玲：就是當天上法庭那時候，我心情就特別崩潰。法庭宣判那一刻，我心裡就想著孩子，我孩子是怎麼死的。

時間回到去年10月，警方通報的案情中，10歲的琪琪，在從培訓班放學回家的路上，被同一小區居住的13歲男孩蔡某某殺害，隨後拋屍於家對面的低矮樹叢中。這起未成年人殺害未成年人的惡性事件在當時引起輿論譁然，轉眼十個月過去，琪琪媽媽始終難以接受，自己喜歡畫畫、懂事乖巧的女兒就這樣離開了她。

琪琪母親 賀美玲：有時候去孩子案發場去，頭七八個月我經常去，天天給我孩子點個蠟燭，送個吃的啥的。因為現場離我家也不遠，幾分鐘就到了。每一次有什麼結果，我都會跟我孩子說一聲，我不管她能不能聽到，我都會告訴她。我家的店，從孩子出事以來店都停了。我經常不在家，哪都跑，我跟琪琪爸爸還有一些親戚，頭幾個月時間什麼事情都放下了，全心為孩子跑這個事。

為了追究施害方的責任，琪琪的家人始終沒有放棄努力。今年1月，琪琪父母就正式向大連市沙河口區法院遞交訴狀，以生命權糾紛為由，對蔡某某及其父母提起民事訴訟。

琪琪被害案原告律師 田參軍：法院這個判決做的還是比較到位的，精神責任賠償在普通的民事侵權當中。金額一般情況下不高，通常的話不超過十萬塊錢，但是這個案件法官考慮比較全（賠了四十萬），一個考慮到蔡某某的侵權的手段殘忍、性質惡劣、社會影響極大。再一個我認為，因為蔡某某他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這樣的話就是對琪琪的父母造成的心理傷害更大。

琪琪母親 賀美玲：就是說你判我幾百萬，我孩子也回不來了，不是說錢就能買回一條人命。錢是人掙的，我花這個錢心裡也不舒服。因為你給我多少錢我孩子都回不來了。

雖然目前民事訴訟的判決已經下來，但琪琪父母主張的刑事追責卻難以推進。我國《刑法》規定，未成年人滿16周歲才開始負刑事責任。儘管故意殺人等八類刑事犯罪，追責年齡放寬到14周歲，但作案時僅差兩個月滿14周歲的蔡某某，仍屬於無刑事責任能力人群。在案發四天後，蔡某某由公安機關裁定，對其收容教養三年，當時，警方稱這已經是法律框架內，對未成年的蔡某某做出的最嚴厲處罰。

琪琪被害案原告律師 田參軍：僅僅經濟賠償，或者經濟的救助，不足以彌補受害方的這種心理的傷害。沒有從責任劃分上進行平衡，恐怕還是不夠的。未成年的保護的話，主要是要做到均衡保護，不能單純保護加害方，就是這些幹了違法犯罪一方的未成年人的權利，也得均衡保護受害未成年人的權利。

一方面，施害者是未成年人，現行法律下蔡某某能免於刑責；但另一方面，受害者也是未成年人，琪琪的家庭也需要被保護。據琪琪母親賀美玲表示，案發後，蔡某某父母就搬離了該小區。案發至今，蔡家也從未出面道歉。在此次訴訟中，既沒有出庭應訴，也沒有委託代理律師。我國現有法律規定，監護人未盡到監護義務，導致低齡未成年人從事嚴重犯罪或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需承擔侵權責任。沙河口區法院的判決中也提到，蔡某某的父母是其法定監護人，應當悉心教導蔡某某，但他們對蔡某某疏於引導和教育，以致其故意實施殺人行為，未盡到監護責任。目前，琪琪家人還在準備材料，希望繼續追究蔡某某父母的刑事責任。

白巖松

上周六《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訂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審，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就是對收容教養制度進行改進完善，不再使用收容教養這一概念，將有關措施納入到專門教育，而對大連那位殺人少年的三年收容教養，已經是最嚴的頂格處理，面對這不能更改的結局，相信很多人都會想：防範這樣隱秘的犯罪，如何關口前移，儘早的發現他們呢？

強制報告制度

揪出家人猥褻女童案

2020年1月，9歲女孩蘭蘭告知父母，自己被家人猥褻，但爸媽不信。

杭州市人民檢察院第七檢察部副主任 徐萍：如果父母支不支持那麼孩子的求助往往可能就化為泡影，當真的看到了有一些案件過來的時候，心裡還是蠻沉重的。

2020年4月蘭蘭再次被猥褻，她偷拍全過程並上報村裡。

杭州市人民檢察院第七檢察部副主任 徐萍：通過他人之手的話，把這個情況反饋到了我們司法機關，這孩子也很勇敢。

這起家庭猥褻案發生在浙江某縣某村，村婦女主任將蘭蘭的舉報上報給縣婦聯，婦聯從縣直接報給了杭州市檢察院，證據被迅速固定，猥褻者很快被法律制裁。蘭蘭得到司法救助，檢察機關第一時間拿到第一手證據，首先得益於不久前，最高檢等九部門聯合試行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

杭州市人民檢察院第七檢察部副主任 徐萍：強制報告制度試行以來，報告的責任主體最多的是我們的醫療部門。醫療等部門 在發現這樣的一些未成年人，可能遭受侵害或者疑似遭受侵害的情況時，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那麼同步也向檢察機關報備。

簡言之，任何人和責任主體，只要發現未成年人遭到性侵、虐待、拐賣等9類侵害或疑似侵害的法定情形，就要及時向公安機關履行報案或舉報職責。事實上，該項制度在被最高檢等部門推向全國前，杭州市蕭山區2018年4月已率先推行了該制度。

杭州市人民檢察院第七檢察部副主任 徐萍：蕭山區檢察院在辦理一起性侵女童的個案當中發現，前面兩家醫院，都沒有及時把孩子的異常傷情，進行一個告知，在將孩子送往第三家醫院進行救治的時候，我們的醫護人員發現孩子的傷情異常。那麼隨即通過撥打電話報警，發現了這樣一起隱案，從個案得到這樣一個啟發，說他們希望能夠建立起這樣一項強制報告機制。

徐萍所說的隱案即性侵猥褻、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的行為具有隱蔽性，蘭蘭一案屬於熟人作案的典型隱案。有數據統計，熟人作案佔比70%以上，親情、倫理、生活保障等因素都能成為報警維權的障礙。

隱蔽性的另一層含義即，因證據不全、保護未成年人意識不強等因素，行政機構等責任主體存在不予受理和報告現象。強制報告制度正是為了解決未成年人被侵害後發現難、預防難、取證難而加重侵害的問題。另一方面，如何積極開拓更多渠道，讓更多人以更主動的姿態加入報告行列，決定著強制報告制度發揮作用的廣度和深度。

螞蟻集團天樞安全實驗室專家 王群：傳統的像是在12309的檢察網，以及12309的電話一個投訴舉報，對於民眾來說的話，這個參與度是比較低的。其實就算是群眾是有相應的線索，他也覺得可能是因為各種各樣的顧慮所導致的，我不進行舉報了。在這個過程中，因為檢察部門的話，相對來說接收線索是比較滯後的，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是想做中間的一個橋梁。

王群曾在檢察系統工作8年，熟知證據收集之難，在他看來，強制報告制度要打消公眾因報告洩露隱私而可能被打擊報復的顧慮。徐萍及同事則在試圖解決線索源於公安單一渠道的問題。

杭州市人民檢察院第七檢察部副主任 徐萍：杭州是一個網際網路高地，我們在進一步深化強制報告制度的同時，也考慮到了是不是能夠以這個科技賦能的形式，能夠助力我們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我們是想進一步拓展我們檢察監督渠道，能不能有一個全民參與的可能性，所以我們也考慮到，我們支付寶的用戶黏性比較大，另外一個用戶的覆蓋面也比較廣。

今年1月，杭州市檢察院與支付寶安全中心，正式發布「檢察監督線索舉報—杭州」小程序未成年人保護專欄，蘭蘭一案中的縣婦聯，正是在媒體和系統內部宣傳下得知該程序，通過文字、視頻、定位等實時上報案件，並直達杭州市檢察院。

螞蟻集團天樞安全實驗室專家 王群：如果您選擇實名舉報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通過加密的渠道，跟杭州檢察院的後臺系統進行實時對接，保證這個數據肯定是在安全的範圍之內進行傳輸。對於像匿名舉報這一些線索的話，設定一些必填的一些項目，會有一定指引引導，就是說必須得填哪幾類元素。

目前，杭州共發生涉強制報告刑事案件34件，同時還對制度落地不利者發出檢察建議書14份，顯然，只有長出「牙齒」的制度設計，才能讓責任主體有報告意識，而科技賦能拓展多元渠道報告，也才能讓更多人敢於更早發現侵害未成年人的行為，讓未成年人免於繼續被侵害的可能。

白巖松

無論是未成年人還是成年人，走向犯罪，大多都不是一步就跨進了犯罪的深淵，往往是由小錯到大錯之後又走向犯罪的，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訂草案》當中就提出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堅持分級預防，提前幹預，將未成年人的偏常行為分為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和犯罪行為等由輕及重的三個等級，並分別規定了相應的幹預或矯正措施。的確，我們如何讓那些只是犯錯的未成年人不滑向犯罪的邊緣？

沒有絕對的「壞小孩」

本周五，在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宣布，對於三名因打架鬥毆觸犯刑法的未成年人附條件不起訴。如果起訴，他們將可能被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不起訴的條件，是他們的家長需要和社工組織籤署協議，在考察期內，他們必須在家中接受社工的心理和行為矯正。

上海市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中心總幹事 黃旦聞：他將會有一個六個月到一年的考察期，在這個考察期裡邊我們社工就會全程的介入，提供一對一的輔導，主要是從他的行為的矯正，以及心理健康教育這幾個層面，來給他提供相應的輔導。

作為有著多年經驗的司法社工，黃旦聞深知未成年犯罪由輕到重的發展過程。今年4月，她曾接觸過一位因偷竊摩託車被刑事拘留的未成年人，而回望他的成長經歷讓人惋惜，幼年母親自殺後，他與姨媽一起生活，隨後逃學、夜不歸宿、小偷小竊等不良習慣日積月累，如果早一點介入他的成長，他也許不會從犯錯到犯罪。

上海市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中心總幹事 黃旦聞：如果在他2018年第一次有夜不歸宿等這樣的行為發生的時候，我們的學校、家庭有這樣的發現報告機制，及時地介入那是否還會有後續呢，那如果在他2019年有第一次這樣的盜竊的行為發生以後，及時做一個矯治的話，那他是否會意識到我自己已經違法了，再這樣下去可能會對我未來會有影響。讓未成年人在第一次有不良，甚至嚴重不良行為發生的時候，甚至是他已經踩到了我們相應的底線的時候，我們社工可以來進行及時的介入，幫助他後續的不良行為的阻隔。

在黃旦聞看來，派出所，是防止未成年人滑向犯罪深淵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關口。實施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常常因未滿16周歲不予治安管理處罰，公安機關只能責令家長加以管教，這些很可能「無人問津」的「問題少年」也許就此錯上加錯。在上海市推動的「觸法違警未成年人」轉介社工試點中，民警接手未成年人案件後，如果家長等法定代理人無法到場，應該通知社工作為「合適成年人」趕到現場。

上海市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中心總幹事 黃旦聞：這就是我們一個派出所的審訊室。我們兩位辦案民警通常會坐在這兩個位置，我們的社工坐在這邊，我們的未成年人就在這樣的椅子上面，我們就開始這樣的一個詢問我們也會告訴他，作為合適成年人，我們會給他提供一些什麼樣的服務，能夠讓他知道，原來我們社工是站在他的立場，去維護他的利益，這時候他就會比較安心一點。

社工不僅要起到撫慰和教育的功能，還會監督民警的審訊行為，防止出現刑訊逼供。如果案件進入偵查、起訴、審判等階段，社工也會全程提供服務。但對社工來說，要想使得這些孩子真正迷途知返，就必須走進他們的內心，這往往需要漫長的建立信任的過程。

上海市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中心總幹事 黃旦聞：他們不知道如何去保護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去求助，但是另外一方面，由於長期處在一個極不安全的環境裡面，他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值得被愛，因為他們沒有被無條件的愛過。所以他們就不懂得如何去自重和自愛，所以這很容易去涉險。

社工 張秋蓉：需要慢慢地打開他們的心門。這個階段就像我們對寶寶的狀態其實很相近，要給予充分的耐心，不能很急躁。我們會接納他們的情緒，會通過一些回應，傾聽一些專業的方法，讓他們感受到我們是很真誠地和你溝通，我們是能夠理解你的情緒，我們也是願意陪伴你左右，幫助你一起走向更好的未來。

這些服務內容，都已寫入剛剛出臺的《上海市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服務規範》。在這部規範之中，社工服務的重要方法是家庭治療。在社工們看來，不存在絕對的壞小孩，未成年犯罪往往是在家庭陪伴缺失的情況下，在無助和憤怒無處釋放之後結出的「惡」之花。而要讓這些隱秘角落的小花重見陽光，必須從他的家庭開始改變。

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費梅萍：他成為是一個嚴重不良的或者涉罪的青少年，但是這些青少年也好，未成年人也好，他本身依然有一個要往上成長發展的需求，無論是他的潛能以及他成長的需求，那都是存在的，全社會，包括政府，包括家庭，包括學校，讓這些孩子的成長可以得到更好的支持，然後他自己在預防犯罪方面的抵禦能力也有一個成長。

白巖松

我們常常說解決很多事情，千萬別走向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其實面對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和懲治也同樣如此，強調嚴格懲治，讓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一樣去擔責，這不符合我們對未成年人保護的大趨勢。而反過來保護未成年人，也絕不是寬鬆溺愛犯了罪當沒事兒，所以很多事情的進步，絕不可能一蹴而就，就是要在爭議討論協商的過程中朝一個更好的方向去走，但願我們能縮短這個進程，少付出點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