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教學中，慧靈一校的老師和家長帶學生上知動訓練課。有的學員不能獨立完成動作，就需要老師在身體後方給予支持。（受訪者供圖/圖）
2020年4月7日，廣州市白雲區慧靈特殊教育培訓中心（以下簡稱慧靈一校）向家長告知，「因為疫情給機構帶來的影響」，向培訓中心的精神殘障兒童家庭收取床位費和學位費。沒有上課卻收「佔位費」？這項決定引發了爭議，也將特殊服務機構的生存困境擺上檯面。
慧靈一校屬于慧靈智障人士服務機構（以下簡稱慧靈）旗下的一家培訓中心。作為國內最早的公益組織之一，慧靈已創辦30年，主要服務於成年智障人士，全國擁有近四十家「分支機構」。2020年2月以來，受到疫情影響，慧靈一直未開展服務，沒有收入導致現金流緊張，「加上社會捐助和政府的補貼錢款未到位，整個機構的收入驟降9成。」慧靈創辦人孟維娜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作為社會服務機構，慧靈的遭遇並非孤例。多方信息顯示，不少社會服務機構在疫情中面臨困境，平日利潤空間有限，現金儲備較為緊張，眼下複課時間不確定，租金和教學的特殊性都帶來了經營的沉重壓力。
多位採訪對象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儘快開學成為他們當下必須要抓緊的「稻草」。
收不收費，面臨兩難
慧靈眼下的困境可謂「前所未有」。
疫情前，全國近四十家慧靈平均月服務收入200萬元。停課後，機構收入減少近700萬元。孟維娜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月底起，慧靈各地員工只發當地最低工資的70%-80%，「北上廣的老師們，每月也只有一千多元」。
作為「老牌」公益組織，慧靈在成年智障服務領域頗為有名。三十年來，它在全國23個省30多個城市開設了分支機構，除了智障人士的託養，還發展了包括藝術團、社會企業、培訓機構在內的多種形態，直接服務了超過1800名精神殘障人士。
慧靈一校成立於1995年，主要服務於5-15歲智障兒童。疫情期間迫於生存壓力，慧靈一校想到了收取「佔位費」，從3月份起，每位學員按月收取300元/月的床位費和學位費，並倡議有條件的家長給機構預交1-2個月的服務費，紓解學校困境。
4月7日，在給家長的倡議信中，慧靈一校詳細描述了它的壓力：社會籌資20年來「最難」，機構沒有盈餘，收入「基本為0」，未能開學收不到服務費，也沒有政府項目補貼，與此同時，學校還需要支付老師工資、水電等開支。
據校長王巧介紹，目前學校有43名學生，教師員工22名，「由於沒有校舍租金的困擾，老師們每月總計10萬元的工資，是學校日常經營佔比最大的支出」。
據王巧計算，如果每位學員家長如期上交2個月共600元的「床位費+學位費」，學校能回籠2.5萬元左右的資金，給教師發工資。
王巧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雖然大部分家長都支持學校的決定，「個別表示比較困難，因為疫情期間他們也沒有收入」。但家長信下發一星期後，學校僅收到了三位家長上交的1800元費用。
有家長把這筆收費投訴到廣州白雲區教育局。4月15日，王巧接到教育局的詢問電話，最終退回了1800元的「佔位費」。
面對投訴，王巧多少有點委屈。
目前，在慧靈一校就讀的精神障礙兒童，均非廣州市戶籍，在廣州當地難以入讀本地殘障學校，多數家庭經濟狀況並不優渥，按照入學先後時間，這些家庭每月需向學校繳納1355元-2800元不等的費用，學校則向孩子們提供周一到周五的日常服務，包括康復訓練、輔導訓練和社區活動。
在民政部門的登記裡，慧靈一校是「民辦非企業單位」，在業務主管部門白雲區教育局，登記的是「教育培訓機構」，孩子在慧靈一校就讀，還需要另找一所學校空掛學籍。
「腦癱、自閉症孩子進入正常學校就讀本身就比較困難，我們更像是以『培訓機構』的名義創辦的學校。」王巧解釋。
但這些精神障礙兒童繳納的費用，遠不能覆蓋「學校」日常的支出。王巧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維持慧靈一校日常支出的資金，六成來自學費，四成來自社會捐贈與公益基金會對學校的專項撥付。慧靈一校長期處在虧損狀態，「全靠外部補貼維持運營，學員越多，虧損越多，之前帳上最少的時候只有19000多元。」
疫情以來，服務項目暫時停擺，作為創辦人，孟維娜希望儘可能籌資，通過公益基金會和企業的捐贈渠道，為慧靈找資金。但她發現，公益基金會和企業也面臨經營收入減少、現金流吃緊的局面，儘管找到了一些資金支持，但要填補慧靈每天的支出卻遠遠不夠。
面對家長的投訴和眼下的困局，孟維娜坦言，很矛盾。
不收費，慧靈難以為繼；如果經營不下去，孩子們今後怎麼辦？「親愛的慧靈，親愛的家長，我們都不要『煮豆燃豆萁』。」她在朋友圈中呼籲。
以後讓機構更加商業化？
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影響，孟維娜意識到機構應該建立半年甚至一年的儲備金制度，「想辦法儲備『防災糧草』，在財務設立專項防災防突發的資金。」孟維娜發現，日常的運營，「如果收費和成本接近就安全了」，但面對疫情這種突發事件，「平時的運營設計都失效了」。
現金流不足，是採訪中所有社會服務機構面臨的共同問題。
武漢愛特特殊兒童教育培訓中心（下文簡稱「愛特」）遇到的問題和慧靈類似，這家本來給三百多個特殊兒童進行康復服務的機構，在疫情期間暫停了服務，與此同時，機構每月用於房租、人員最低生活標準的支出近30萬元。
「愛特」主任胡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現在支出的都是過去十幾年來積累沉澱的資金。」
據胡弘介紹，「愛特」的收入來源主要分三部分：政府的項目補貼，家長繳納的康復費用以及社會捐贈。其中政府補貼和家長繳費佔比均超過四成。
作為武漢市政府0-14歲殘疾兒童專業康復訓練定點機構，武漢市殘聯和湖北省殘聯會每年依據愛特服務的兒童數量，撥付殘障兒童的康復補貼，以便精神殘疾兒童可以按時接受康復服務，而愛特需要對提供服務進行限價。「一個孩子一年的康復補貼和家庭支出金額都在兩萬元左右。」胡弘說。
目前，康復訓練尚未恢復，機構也沒法拿到康復補貼。「按照康複課程，兩萬元補貼會平均到每個月，複課後，如果為了拿補貼頻繁給孩子上課，這些孩子也受不了。」胡弘說。
2020年2月，胡弘曾嘗試與武漢另外七家助殘機構聯合籌款，但忙活三個月，只籌到38.8萬元，還要八家機構分，「實在是杯水車薪」。
4月17日，北京市殘聯下發通知，提出4月20日起，殘疾兒童康復定點機構「要建立遠程康復工作制度」，殘聯「對符合規定要求的殘疾兒童給予康復服務費用補貼」，同時將康復機構線上開展的「遠程個別康復服務」納入補貼範圍。北京市的政策讓胡弘很興奮，她趕緊去詢問武漢的相關政策，目前沒有得到明確回復。
做了十幾年的特殊兒童康復培訓，過去有人向胡弘提出商業化運營的建議，她卻一直希望堅持機構的公益性。此次疫情的衝擊，讓她產生了新想法，「是不是以後讓機構更加商業化，轉變過去薄利的運作模式，才能應對衝擊。」
「部分優惠政策難以落實」
實際上，註冊為民辦非企業機構，這些特殊教育機構的特性就是不以營利為目的，與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化運作產生了分野。
據《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相關規定，民辦非企業單位不得從事營利性經營活動，同時受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的登記管理和政府有關部門的業務主管，且不得設立分支機構。分別在民政部門的登記和相關部門的業務主管，又被稱為「雙重管理模式」。
而相應的，符合條件的社會服務機構（民非機構）可以享受獲得免稅資格認定。但由於其資產的公益性，其營收不能用作利潤分成，資產作為社會性資產，不得再用於銀行抵押、資金借貸。
特殊教育機構的現金流困境也因此尤為凸顯。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副所長賈西津發現，按規定，目前對社會力量舉辦公益事業只有相當於捐贈的一種產權形式，一些非現金的捐贈如股權捐贈、實物捐贈以及信貸、融資等形式的資金投入，目前還大多難以實現，社會資本也很難參與民非企業的發展。
此外，目前的雙重管理制度也形成了一些問題，如民辦非企業單位都要找到業務主管部門，「不同地區，甚至不同領導結果均有可能有所不同」。賈西津在《社會力量興辦公益事業政策體系中的不公平性分析》一文中寫道。
慧靈目前在各地都有機構，採用「集團化運營」。孟維娜解釋，慧靈的「集團化」並不是體現在經濟上，沒有利潤分成，「更多是一種共同品牌，在活動上相互支持。」
各地的慧靈機構有獨立法人，實行獨立核算。根據各地不同政策，它們應對困難的方式也不盡相同。
在「雙重管理模式」之下，慧靈一校業務主管單位是教育局，因此享受不到殘聯發放的補貼；而西安慧靈與杭州慧靈的業務主管部門為當地殘聯，平日裡政府採購項目較多，疫情當中受到衝擊也稍小。
賈西津認為，社會力量進入公益事業，目前在很多地方存在一些不匹配的問題。河北工業大學教授李金海在2017年撰寫的《基於政府購買服務背景下的民非組織變革》一文中指出幾個問題。
「一是財政稅收政策不健全，目前民非組織的稅收優惠政策較少。二是制度設計不合理、政策體系不完善，部分優惠政策難以落實。」
2020年2月20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和稅務總局發布了《關於階段性減免企業社會保險費的通知》，告知疫情期間，中小微企業都能相應享受一定程度的稅收和社保減免。
但民非機構卻愕然發現自己被劃入了大企業的行列，和大企業一樣，「民辦非企業單位可減半徵收三項社會保險單位繳費部分。」2月28日，上述三部門有關司局負責人在《就階段性減免企業社會保險費具體貫徹實施工作答記者問》解讀中寫道。
「民非機構盈利空間本就不及企業，但此次免徵卻把它劃分為大企業，並不享受政府對小微企業的政策減免優惠。」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學前教育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吳薛松表示不解。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深圳國際公益學院代理院長、教授黃浩明做了解釋，他認為該政策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和稅務總局三方聯合發布，主要面向企業。民政部在基金會、社團以及社會服務機構的統計尚未完全納入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統計體系裡面。
黃浩明建議，遇到此類事件，可以與民政部社會組織管理局反饋意見，還可以通過行業協會。與此同時，也要培養相關專業人才，來推動行業的良性發展和社會認知度。
就盼儘快開學
吳薛松在疫情期間目睹了大批登記為民非的民辦幼兒園出現困境，「大部分民辦園，融資層面難以得到銀行貸款、嚴重依賴於每月一收的保教費收入，抗風險能力差」。他認為這些民辦園的自救如果僅靠自身，效果難有改善。
停課期間，慧靈也嘗試過線上教學，開發新的網課，孩子和家長一起上，講授防疫知識和在家康復的小技巧，也想過收取9.9元/人的課時費，但效果難如人意。
原因很明顯，他們服務的是特殊人群。智障人士的注意力較難集中，更多中重度心智障礙者必須依靠線下服務，但疫情期間，上門服務也不現實。慧靈副總裁張武娟認為，「疫情對於殘障服務領域的影響，真的是沒有辦法估量。」
居家生活同時也給智障人士的家庭造成了很大的負擔。張武娟發現，心智障礙患者長期待在家裡，不能按照原來形成的規律去做康復訓練，開始變得焦躁。有學員在家發脾氣，還有個別學員會偷偷從家裡跑出來，也有家長擔心孩子長時間未做系統訓練，各方面能力都會趨於下降。
「無論是家長、孩子還是慧靈，都需要儘快回到正軌中。」採訪中，孟維娜多次強調。
但「回歸正軌」與「回到過去」相去甚遠。「疫情影響了各行各業的收入，社會募捐出現了有史以來的寒冬。」張武娟發現疫情的影響很可能更為長遠，需要特殊教育機構作出更多的調整，也提出了更多挑戰。
眼下，期盼儘快開學成了特殊服務機構緊抓的「稻草」。
「在復工以前，我們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支撐。」談到將來，胡弘很憂慮，又有點茫然。
南方周末記者 汪徐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