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誠與信是互為表裡的關係，「誠則信矣，信則誠也」。誠與信，是天道與人性的關係。誠反映客觀世界的本真狀態，是自然法則；信反映社會交往的基本要求，是做人的準則。
信是平等主體之間處理相互關係的道德原則。儘管人倫之中不平等關係居多，但在人們的社會生活實踐中，無論是熟人社會還是陌生人社會，都是平等交往的關係居多數，因而信對於人生更重要，具有廣泛而現實的意義。
儒家之信所蘊含的平等價值，對於人類社會而言，具有永恆意義，無論過去還是將來，平等始終是人類追求的價值取向。對於現代社會而言，仍然有著借鑑指導意義，現代社會是民主政治，強調權利平等；現代社會是市場經濟，強調交易平等；現代社會是法治社會，強調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先秦諸子百家都關心和認同信的觀念，儒家關切尤甚。信是儒家重要的思想範疇，構成傳統倫理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中國人道德品質和人格塑造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一定意義上說，傳統社會能夠基本做到和諧相處、交易有序、守望互助、團結友愛，都受賜於儒家之信的觀照和浸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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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之魂是誠
近現代以來，誠信一般合併使用。作為倫理道德範疇，誠信的基本含義類似於傳統信的概念，它要求政府誠信，不要朝令夕改，更不要有法不依，以真正取信於民；要求商業活動誠信，不要毀約棄約，更不要坑蒙拐騙，切實遵守契約，以維護經濟貿易健康運行；要求社會交往誠信，不要輕諾寡信，更不要作偽撒謊，以建立言而有信、行而有果的人際關係。
然而，在早期儒家思想中，誠信確實是兩個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概念，聯繫在於，作為倫理道德範疇，兩者內容基本相同，可以通用；區別在於，誠是一個形上的本體範疇，信僅僅是形下的實踐概念。
誠在儒家學說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庸》繼承孔子的思想，系統論述了誠的問題。《中庸》認為，誠屬於形上本體範疇，既是自然界的本質規定，又是人性本質的規定，「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對於自然界而言，至誠無息，化生萬物，「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意思是，天地的法則，可以用一個誠字給予概括：作為天地沒有兩個，而它生成萬物則是不可計算的。對於人生而言，誠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大學》提出人生的目的是「三綱領」，即明德、親民、至善；人生的過程是「八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誠意是關鍵，濟世以修身為本，修身以誠意為要。
在早期儒家那裡，信與誠不是同一序列的概念範疇。誠是與仁、智等並列的概念，「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這說明誠是仁與智、內聖與外王的關鍵，是一種崇高的人格，具有終極意義。而信只是良好人格的組成部分，還不是一個主要的因素。
自孟子始，把信與誠結合在一起，「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這對信概念的發展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既提升了信的層次，又使誠落到了實處，促進了信與仁義禮智等思想範疇平起平坐。
誠為信提供了天理依據，就是為信提供了絕對性。誠是信的靈魂，信的行為因誠而立。信與誠結合在一起，應認為是一項基本義務，是不證自明的道德律，必須絕對得到遵守。同時，誠與信是互為表裡的關係，「誠則信矣，信則誠也」。誠與信，是天道與人性的關係。朱熹認為：「誠是自然底實，信是做人底實。」誠反映客觀世界的本真狀態，是自然法則；信反映社會交往的基本要求，是做人的準則。自然界無論晴天還是雨天，都是真實的，不會作假，人間世也應像自然界一樣，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誠實無欺。誠與信，又是主體內心與外化的關係。誠是主體內在的一種本然狀態，信則是主體在對象性活動中內在之誠的外化，誠是信的思想基礎，只有內誠於心，才能外信於人；信是誠的具體表現，無信則不足以見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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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本質是平等
儒家倡導人倫，認為這是人區別於禽獸的標誌。孟子指出：「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教育內容是明人倫，「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些人倫關係是有差別的，最大的差別不在於不同的倫理規範，而在於雙方平等與不平等的關係。
現代社會強調人格平等，而傳統社會強調的是宗法等級制度。在人倫關係中，父子、君臣、夫婦、長幼雙方是不平等的，唯有朋友雙方是平等的主體。信是平等主體之間處理相互關係的道德原則。儘管人倫之中不平等關係居多，但在人們的社會生活實踐中，無論是熟人社會還是陌生人社會，都是平等交往的關係居多數，因而信對於人生更重要，具有廣泛而現實的意義。
孔子十分重視朋友之間的誠信交往。《論語》開篇就把朋友交往作為人生的一大樂事，「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當子路問孔子的志向，孔子回答：「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是孔子追求的社會理想境界，其中朋友的信任是重要組成部分，關係到形成良好的社會秩序。
更重要的是，儒家之信蘊含的平等原則具有超越時空的價值和意義。平等，應當看成是信的本質規定，也是儒家之信真正的價值所在。所謂平等，是指主體具有自由人格，對自身的權利與義務有著支配能力，這是互相締約的前提，也是相互立信的前提。不管是契約還是立信，都必須是平等主體在意見一致基礎上達成的允諾和責任。信是體現於允諾中關於責任與義務的品質，主體之間一旦約定了各自的權利與義務，就必須踐行實施，而不能毀約棄諾，否則，就不能建立正常的、可預期的社會政治經濟秩序。
儒家之信所蘊含的平等價值，對於人類社會而言，具有永恆意義，無論過去還是將來，平等始終是人類追求的價值取向。對於現代社會而言，仍然有著借鑑指導意義，現代社會是民主政治，強調權利平等；現代社會是市場經濟，強調交易平等；現代社會是法治社會，強調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怪乎，近代革命先驅譚嗣同雖然主張整體廢除三綱五倫，卻強調要保留朋友一倫。在他看來，「五倫中於人生最無弊而有益，無纖毫之苦，有淡水之樂，其為朋友乎！」保留朋友一倫的意義在於「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節宣惟意』。總括其意，曰不失自主之權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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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立身處世之基
每個人的人生都會經常遇到如何立身處世的問題。所謂立身，是指做人；處世，是指社會活動中與人交往。信是人生立身處世之基，人而無信，則寸步難行，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在儒家看來，信是個大事情，須臾不可忘記和放棄。孔子認為，忠信和篤誠可以使人走遍天下，也不會遇到障礙，反之，即使在本鄉本土也行不通，「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裡，行乎哉？」
在儒家看來，信與個體道德修身密切相關。君子是儒家的理想人格，信是君子人格的組成部分。孔子認為，信與禮、義、謙虛共同構成君子人格，「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孟子進一步認為，信是人的自然天性，是每個人應具備的品質，「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信雖然是人性的一部分，卻不會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需要通過修身養性，才能培育成長壯大。
那麼，如何修養誠信品格呢？孔子認為，誠信要與好學結合起來，「好信而不好學，其蔽也賊」。意思是，喜歡誠信而不好學，它的害處在於會使你傷害自己。好學是改造自己，使自己成為君子的必由之路。在孔子看來，誠信是許多人都具有的品質，而好學則是少數人才能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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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治國安邦之道
儒家主張積極入世，倡導「學而優則仕」，其任何思想觀點最終都會落腳到政治領域，以便對治國安邦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儒家運用信的概念於政治領域，主要是為統治者獲得民心提供警示。我國傳統政治倫理一直強調「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謂得民心，就是統治者以其誠實贏得老百姓信任；失民心，就是失去老百姓信任。孔子有一段經典對話，認為民信比糧食和軍隊更重要，這實際是呼籲統治者要重視民信、贏得民心。「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由此可見，誠信治國、取信於民是治國安邦之道。
在儒家看來，信是為政之本。荀子說：「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誠信治國，首先統治者要講信用、守信諾，《論語》指出：「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意思是，統治者要有所作為，必須自己講誠信，得到信任後才去指使百姓，否則，百姓會以為是折磨他們。
治國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使用力量，另一種是使用德治。孟子認為，只有德治，才能取信於民，贏得民心，「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誠信是治國安邦的基本要求，如同節約民力、不誤農時，「道千乘之道，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誠信與禮義合治國家，不僅可以贏得本國百姓的民心，而且可以使其他國家的老百姓慕名而歸，「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孔子讚美堯舜夏商周時代的誠信治國。荀子則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說：「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背信而天下亂。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
信不僅是傳統社會堅守的倫理準則，更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行為規範，是全世界都能夠接受和必須遵守的最低限度的倫理道德原則。
（責任編輯：鄧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