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和《方方日記》有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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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熱心讀者給我留言，讓我談談《方方日記》。
隨著年歲增長，面對熱點問題，我更傾向於選擇等一等：
情緒更容易點燃，但理性更有助建設。
在正式談這個問題之前，我要先說兩點：
第一，《方方日記》開始連載後，我讀過一些，不是全部，特別是疫情最焦灼時期，她寫的文，我基本都看了。
第二，疫情期間，我的文章中也兩次提到過方方。
一次是，2月19日的二條，我引用了方方說的一段話：
「現在，我雖然不是湖北省作家協會的主席，但我還是個作家。
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後你們多半會被要求寫頌文頌詩。但你們下筆時，請思考幾秒鐘，你們要歌頌的對象應該是誰。如果要諂媚，也請守個度。
我雖然老了，但我批評的力氣從來不老。」
這個引用至今仍在。
它來自疫情初爆發時方方的警告，也道出了我的心聲。
我至今都覺得，武漢疫情爆發之初，湖北時任決策者的應對不及時。而中國能擁有今天抗疫的成果，最值得頌揚的，是團結逆行的一線工作者，和平凡樸實的中國老百姓。
第二次提到方方，是我在悼念李文亮的兩位同事江學慶、梅仲明時，提到《方方日記》也寫道：熟悉梅醫生的人，對他的評價都很好。
這篇文至今也在。
直到今天我還認為，我們要記住那些在戰疫中犧牲的戰士，要記住他們也是普通人，有過熱氣騰騰的過往，有過閃閃發光的夢想，他們被永遠地困在這個多事之春裡，但我們不該將他們遺忘。
說完這兩點，我再從個人的角度，談談對《方方日記》的看法。
1.
《方方日記》客觀嗎？
武漢封城76天，《方方日記》寫了60篇。
既然是個人日記，就決定了文字本身的私人化，很難做到客觀。
就像我們這些自媒寫手，對某個熱點事件發表評論，我們所寫的文字，是我們自己見解和格局的顯現，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事情本來面目的完全展現。
或者說，任何一件事，只要形成文字，就已經失去了完全意義上的客觀。因為文字承載的極其有限，而每個寫作者都有殘缺。
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歡《方方日記》，覺得它客觀還是不客觀，認為它是有點悲觀還是非常真實，都要承認這樣一個事實：
局限，是所有寫作者的宿命。
但今天，人們之所以揪著《方方日記》不客觀這點不放，我想，不是對她私人化感悟和評價的抨擊。
而是對於疫情事件中，已被證實為謠言的部分——比如殯儀館堆滿無主手機，還在搶救的護士被寫成已經死亡——未加求證也沒有修改的不滿。
這世上沒有完全客觀的作品，但作者當有實事求是的態度。
2.
《方方日記》該寫嗎？
烈士李文亮說，這個時代不該只有一種聲音。
從這個角度看，閱讀量篇篇１０萬加的《方方日記》，有著大量的追隨者，也說明這種聲音不是方方一個人的心聲。
這些追隨者，未必就認同方方所寫的每一篇、每一段、每一句。
我更傾向的立場是：
這場突如其來又曠日持久的疫情，在每個中國人心頭都引發了一場天崩地裂的地震。
為了治癒內心的滿目瘡痍，每個人都需要找到一個出口。而那些善於表達的作者所寫的文字，就成了通往出口的那個通道。
我們在那些文字裡流淚、驚慌、疼痛、悲傷，在淚水中獲得清洗，又在共情中獲得力量。
所以，身在疫情中心的方方，有權寫她的日記。而那些閱讀方方日記的人，看見的和治癒的，其實不是方方，而是他們自己。
至於後來，支持方方把日記寫下去的人，為何在日記開始國外預售後，對方方不滿，這不是該不該寫的問題，而是另一個問題。
任何書寫，都是有意義的。需要審視的，是寫作者的發心。
3.
《方方日記》能出版嗎？
魯迅先生說，寫出來的東西，還是有人看得好。
傳統作家的身價，源自他們作品的暢銷程度。自媒寫手的身價，取決於他們文字的傳播力度。
每個寫字的人，都希望自己的文字能被更多人看到，這不是虛榮，而是本能。
所以，儘管在網媒上，《方方日記》已流傳甚廣，但如果能集結成冊，變成鉛字，成為暢銷書，獲得大獎項，那自然更好。
從這一點上，大部分人不反對《方方日記》出版。
《方方日記》的出版，之所以引發爭議，形成站隊現象，主要兩點：
第一，在國外先出版。
第二，有被人當槍使的嫌疑。
尤其是第二點，當抗疫戰演化成政治戰時，過於私人化的《方方日記》，成為了西方政客妖魔化中國的一個「罪證」。
閱讀匱乏的年代，普通百姓並不關心哪個作家出了哪本書，但絕大部分人都不願看見自己的國家陷入險境。
儘管，這危機，並非由一本書引起，但這個時候，一本書會增加一宗罪。
4.
《方方日記》為什麼不該叫《武漢日記》？
《方方日記》就叫《方方日記》，這沒有問題：一個叫方方的作家，疫情期間寫了她自己的日記。
但把《方方日記》改成《武漢日記——封城60天的記錄》，並不妥：
雖然出版社和銷售商，更願在矛盾擴大的衝突中，追求利潤最大化，但方方一個人的日記，無法代表武漢1000多萬人的日記，更談不上是封城60天抗疫的記錄。
至於將這本日記形容為「來自疫情中心源頭的報導」，封面設計為別有用心的紅底黃字黑口罩，以此去詆毀中國抗疫封城是「將人們禁錮在監牢裡」，中國體制腐敗專制無人權，就顯得有點下作了：
西方體制那麼自由美好高大上，面對病毒不照樣束手無策。
儘管後來，方方本人解釋澄清，說她不懂英文，翻譯沒有注意，很多細節隨後都會修改，但這樣的「第一印象」，還是傷害了很多國人：
時至今日，科學家也無法證明，武漢是病毒的發源地，生於武漢、長於武漢且成名於武漢的方方，不該把自己的日記，取名為一座城的日記。
5.
《方方日記》為什麼要這個時候出版？
《方方日記》目前只是預售，正式出版還要等幾個月。
不管是在哪國出版，出版社之所以這麼著急打出這張牌，不僅僅是出於資本的考慮，更像是對中國的發難：
以中國人自己的文字，攻擊中國人自己的抗疫，讓中國為世界疫情的大爆發買單。
翻譯成英文的這本日記，會以語種優勢煽動更多西方人，通過一本書定義當下中國，進而去支持那些提出「庚子賠款」的西方政客。
從方方個人角度考慮，65歲的她，自1978年開始發表文章，至今已寫作42年，獲得的最高獎是2009年的百花獎和2010年的魯迅文學獎。
如果，在這場堪比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疫情裡，她的這本日記能給她帶來海量銷量和至高聲譽，她自然要去搏一搏。
這種願望，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這種願望的達成，是以迎合西方的仇華心理、矮化中國的犧牲付出為前提，很多人無法接受。
這種情感，或許也不是方方抨擊的「極左」狹隘，而是大部分國人的樸素情懷：
最難的時候，當和這片土地站在一起。孤獨的赤子，不會此刻想著出名。
6.
《方方日記》為什麼引發爭議？
我覺得，這場疫情，不僅在大部分中國人內心掀起了戰爭，也在複雜多變中，修正了我們的認知。
3月中旬開始，疫情主戰場從中國轉移到歐美，整個局勢都複雜起來了。
我們明顯能感覺到，伴隨多國對疫情防治的不力，歐美國家開始不斷淪陷，西方政客為轉移國內矛盾，紛紛開始甩鍋推責，試圖讓復工復產的中國當接盤俠。
承受了疫情之災的中國，又開始承受輿論之殤，處境越來越艱難。
方方後來在接受採訪時也說，她在3月中下旬才和外國出版社接洽，商量並決定出版日記的。
我們不妄自揣測這是巧合，還是另有他因，從一個普通中國人的立場，本能地覺得此刻出書，事有蹊蹺。
在《走到人生邊上》這本散文集裡，耄耋之年的楊絳先生回憶當年，戰亂動蕩恐慌中，她和錢鍾書先生始終不願離開祖國的原因時，這樣寫道：
我們不是科學家，也不是能以馬列主義為準則的文人，我們這種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沒用的。
我們考慮再三，還是捨不得離開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飯過日子，終歸是可以的。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不是不得已。
一個「父母之邦」，看得人雙眼一熱。
沒有人要求文人必須高尚，但大是大非的選擇，可見修為。
文學沒有國界，但文人有。
7.
反對《方方日記》，就意味著忘記反思？
聽說因為對《方方日記》的不同立場，身邊很多朋友都鬧掰了。
其中有個聲音是：
誰反對《方方日記》，就意味著誰忘記反思。
面對疫情，僅僅因為外國人比我們做得差，我們就可以不用反思了嗎？
當然不是。
一個有獨立思考的人，和一個強大起來的民族，在災難事件上，從來不該向低處看齊，而應該向高處著眼。
這種反思、追責和彌補，不會因一個文人的日記而忘記，而要為一個國家的未來而踐行。
而避免悲劇的方式，從來不僅僅是記住苦難，而是不再有。
所以，有沒有《方方日記》，我們都要反思和問責。
8.
除了討論《方方日記》，我們最該做什麼？
不管我們反對也好，支持也好，生氣也好，無所謂也好，以《方方日記》為原型的《武漢日記》（或者是別的書名），還是會在國外發售。
這是必然的現實。
而這場曠日持久的疫情，會給中國帶來怎樣的災難和機遇，我們不敢妄下斷言，但我們——生活在這片土地的中國人——依然選擇相信：
新冠肺炎最先在中國爆發，但不一定起源於中國，也不是中國的原罪。
中國的動作，並非完美，但為防止疫情蔓延，作出了最大的犧牲和努力。
現在，是抱團取暖的時候，是萬眾一心的時候，是腳踏這片土地的每個人，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做好自己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個會提前到來，我們卻可以在今天，做好自己的工作，照顧好家人的生活，善待周圍的朋友，活出自我的熱望，不負中國人的稱謂。
疫情之下，摒棄狂躁戾氣，保持內心定力，踏上眼前路，升起一團火，當個建設者，樸樸素素做好自己，是當下的中國人，都要認真寫好的集體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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