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中山大學校園，來到校園中軸線上，你會看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十個大字，這是孫中山先生親筆題寫的中山大學校訓。
中國學校有不少以「慎思明辨」為校訓的。如同在廣州的著名學府華南理工大學，於2006年啟用新校訓，與中山大學的校訓只少兩個字：「博學、慎思、明辨、篤行」。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的校訓也是「篤學、慎思、明辨、尚行」。歷史悠久的著名中學也有不少以「慎思明辨」為校訓的。如創立於1902年的江蘇揚州中學的校訓就是「慎思明辨，格物致知」；創辦於19 2 9年的浙江淳安中學的校訓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在新時代創立的學校，也有以此為校訓的，如創辦於2001年的北大附屬實驗學校的校訓就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讓北大精神在這裡延伸」。
這些著名的大學和中學都以「慎思明辨」為校訓，是因為「 慎思明辨」代表中華文化的審辨精神。
先秦諸子中有一個學派叫做「名家」，其代表人物叫公孫龍，他留下了一段「白馬非馬」的公案。
這段公案的問題是這樣展開的：有人問「可以說白馬非馬嗎？」公孫龍回答可以。對方追問道，「我有一匹白馬，能說我沒有馬嗎？」公孫龍回答說，「我找你要匹馬，你可以牽來黃馬、黑馬；但我找你要一匹白馬，你不能牽來黃馬黑馬。可見黃馬、黑馬不是馬，白馬也不是馬。」這下可把人搞糊塗了，那人反問道：「世界上沒有無顏色的馬，按你的說法，一切有顏色的馬都不是馬，這怎麼說得通呢？」公孫龍說，「『白』字只表明顏色，並不是限定『馬』的。」
其實，這裡爭論的焦點在於「是」字的理解，「是」字可以理解為「等於」，也可以理解為「屬於」。「白馬非馬」的意思是，白馬不「等於」馬，即白馬與馬兩個概念不相等。「白馬是馬」說的是白馬「屬於」馬，用數學的集合概念來表達，就是「白馬」是「馬」這個概念的子集，兩者是一種包含關係。
這個論題影響很大。據說孔子的六世孫孔穿，是個有名的聰明人，對公孫龍的「白馬非馬」不服氣，便去找他理論，說如果公孫龍放棄「白馬非馬」這個說法，他就做公孫龍的弟子。公孫龍說，當年，楚王打獵的時候，將一張弓丟了，於是楚王的隨從便去尋找那張弓，楚王很大方地說，幹嘛要找呢？我在楚國丟了弓，是楚國人撿了。意思是肥水沒流外人田。孔子聽了楚王這句話之後說，「楚王的仁義還不夠到位，應該說是『人丟了弓，被人撿了，何必要說楚國呢？』」公孫龍評價說，當年孔子就是將「楚國人」和「人」這兩個概念分開的呀，孔子都是這樣，我為什麼不能將「白馬」和「馬」這兩個概念分開呢？聽到這裡，孔穿只得甘拜下風。
白馬非馬這個故事，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戰國時代人們的那種「慎思明辨」的精神。
儒家著作《中庸》首次明確提出「慎思明辨」之說。《中庸》在談論治學時提出了「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種態度和方法，也是為學的幾個層次：從廣泛學習開始，經過詢問質疑、深思慎取、明辨真偽，最後落實到實際行動之中。這體現了儒家慎思明辨、學思結合、知行合一的思想，也體現了我國早期思想家對學術理性的追求。
不僅儒家，整個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都體現了一種「慎思明辨」的精神。
老子就是一個極善獨立思考的學者。當人們都以「天下之美為美」「天下之善為善」時，他看到了問題的另一面：「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他提醒人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智者不博，博者不知。」當天下都以「強者為王」時，他卻發現了柔弱勝剛強。當人們都在崇拜物質、智慧和仁義的時候，他卻敏銳地發現它們其實是把雙刃劍，提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甚至提出「絕聖棄智」。他以極端方式警醒人們慎重思考，明辨是非，保持警惕。
孔子明確提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提出要「正名」，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孟子善辯，辯無不勝，其辯才主要來源於「慎思明辨」。當人們迷信書本時，他提出「盡信書不如無書」；當人們將「忠君」奉為圭臬以至於接近愚忠時，他辨析了什麼叫「君」，什麼叫「弒君」，甚至提出，君不像君，推倒何妨，君不像君，殺之何妨！他明確提出「心之官則思」，思考是上天賦予人的特權，「慎思明辨」才使人成為人。
莊子一生幾乎都在和一個叫惠施的人論辯，以至於惠施死後很久，他到惠施墓前恭敬行禮，十分傷感：「自先生死後，再也找不到高水平的論辯對手了。真寂寞啊！」正是論辯，推動莊子慎思明辨，成就了莊子學說。
哲學家審辨，文學家們也有這種審辨探究的習慣。詩人屈原，其《離騷》充分表現了他上天入地的求索精神，而其另一代表作《天問》，則更表現了詩人的理性審辨。你聽：「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天地初開之時，誰將此態告訴後代的？天地成形前，又憑什麼來研究？晝夜混沌一片，誰能探個究竟？大氣迷濛無物，怎麼認識清楚？《天問》全詩373句，都是詩人對於天地自然和人世等一切事物現象的沉思與追問。
後來的學者文人也繼承了這種思辨傳統。
理性思辨發達的宋朝就是如此。是宋代重新發現了格物致知；是宋代對中國歷史全面反思，出現了《資治通鑑》這樣的煌煌巨著；是宋代，科技發展幾乎達到了世界科學中心的高度。宋朝有位科學家叫沈括，從小喜歡思考。一次，他讀白居易《山寺桃花》「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頗為不解。為探究竟，便約三五好友上山考察。上得山來，果真看到幾處桃林，花開正豔。他將山上山下情形一對比，發現原來是山上山下溫差大。正是憑著這種慎思明辨精神，他最終寫出了百科全書式的科學名著——《夢溪筆談》。
明代李時珍醫術高明，但一次有個病人吃了他開的藥，病情加重。李時珍仔細查找原因，發現原來是藥鋪根據古代藥書的錯誤記載，將有毒之藥當作另一種無毒之藥了。錯誤原因本不在他，是藥學界對各種藥物未能仔細甄別的結果，但他認為自己有責任弄明白各種藥物的藥性、用途，重新修訂本草。為此，他覽群書，訪名醫，赴深山，問漁樵，嘗藥材，以致多次中毒，用27年時間終於寫下了東方藥物巨典《本草綱目》。
當然，應該承認的是，先秦之後，這種慎思明辨的懷疑精神似乎有逐漸消減之勢。
作者：福田區紅嶺中學高中部 胡立根（中學語文特級教師）
來源：《深圳青少年報·中學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