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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海市中部有一條偏西北東南走向的遠古時代的自然堤,謂之岡身,即今天的金山、閔行、奉賢、嘉定一線,它就是古時的海岸線。
一、上海的歷史沿革
距今 6000 -4500 年的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遺址,上古至秦漢的遺蹟,都只在岡身迤西發現,說明今日上海地區成陸是很晚的。今考古發掘在浦東嚴橋發現唐代的陶片,當時該地可能是小漁村,說明大約到了 8 世紀的唐代,浦東才成陸。
上海的前身應當是唐代華亭縣(治所在今松江縣)的青龍鎮,它是吳淞江下遊的起點,也是繁華的港口,今天的上海市區當時還只是吳淞江下遊支流上海浦旁的一個漁村。北宋,漁村逐漸發展成繁華的港口,天聖年間,官府設立上海務,收取酒稅。
自宋代以來,吳淞江下遊泥沙淤積嚴重,水道逐漸變窄,同時海岸線日漸東移,青龍鎮離海口越來越遠,失去了作為港口的地理優勢。揚帆而來的船舶改由上海浦入江,並於今市區外灘迤南十六鋪一帶的江岸下錨,使上海務一躍成為當地最大的港口。南宋鹹淳年間(1267),政府在此設立上海鎮,這是上海納入地方建制之始。所以,上海地區民間長期流傳著「先有青龍港,後有上海浦"的諺語。
上海的崛起,是由於吳淞江河道在 11 至 12 世紀的擺動,這種擺動使一度繁榮的青龍鎮永遠地衰落下去。上海的興起,得益於長江三角洲腹地從13 世紀開始引種棉花,以及不斷興起的棉花種植技術的革新。棉花是三角洲地區的大宗農產品,從元朝至明朝的300 年間,上海地區的農業、棉紡織業日益發展,逐步取代了漁業和鹽業。明初,因吳淞江瀉水不暢,太湖下遊之水移瀉於上海的另一條河流黃浦江,加之官方的疏導,黃浦江越來越寬,後來上海浦也被黃浦江浸沒,黃浦江終於取代吳淞江成為縱貫上海地區的第一大江。
上海縣的航運也日益發展,而上海真正得到起飛的機遇則是 19世紀大運河衰落以後,每年從江南運往北方的貢米改由海路運輸,從而更刺激了上海城市商業轉輸功能的進一步發展。
但是,直到 1842 年上海開埠之前,上海的政治地位一直只是一個普通的小縣城,城址即今南市區豫園所在地,舊城被圓形的城牆環繞,一條十字街構成主要的馬路,街道又窄又短,與城北的洋房高樓相比,很難想像它也曾是上海。但是,開埠以後的上海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只用了短短的 20 餘年,到 1865 年上海就已經穩固地確立了對外和國內貿易的首要地位。
從開埠到 1937 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時為止,上海對外貿易額始終佔有全國對外貿易總額的將近半數。1869 年6 月 2 日的《北華捷報》用「對外貿易的心臟就是上海,而其他口岸不過是血管罷了」來形容上海在全國港口城市中的地位。
二、上海的地理位置
上海的地理區位極其優越。它位於太平洋西岸的中部,是中國進入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門戶。從我國沿海航線看,上海正處在中國沿海南北洋航路的中間,位置十分適中。上海位於我國最長的河流一一長江的出海口,富饒的長江流域為它提供了廣闊的經濟腹地。
上海的經濟腹地可分為四個層次:一是長江三角洲,二是長江下遊蘇、浙、皖三省,三是整個長江流域,四是整個中國。所以,研究上海史的羅茲·墨菲形象地描述上海的地理條件說:「上海城市,從地形學上講,位於從西面和北面向它匯合的華東低地和整個長江流域的焦點。長江及其支流,把中國特產豐饒的核心地帶百川注入的水源收容下來,最後都傾瀉到黃浦江口。
清同治三年(1864)湖北官書局刻印了《南北洋全圖》,其中《南洋全圖》、《北洋全圖》詳細繪出以長江為分界的航路及口岸。這個形成於 19 世紀 50至 60 年代中期的東南沿海城市交通網絡,主體是以上海為軸心的展翼式沿海航運體系。
以長江為軸線,南側一翼為南洋航線,連通浙、閩、粵、桂和安南諸港;北側一翼為北洋航線,連接蘇、魯、直隸、盛京 ,朝鮮、日本。同時,上海又是越洋至歐美大洲的航運樞紐。長江航道和上述沿海航線形成一個 T字形框架,對上海的發展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譬如:長江中遊地區的出口貿易,從廣州轉移到上海。
在清朝前期,曾經人為地規定只開廣州一日獨攬海外貿易,長江中遊地區生絲、茶葉等物資的出口,不得不翻越五嶺山脈,才能到達惟一準許與外國人商貿的廣州港。但是,由於長江沿岸的開放,使全流域的物資得以經由長江的天然航道,運抵上海。
良好的交通網絡使上海在清朝末葉構建起一張龐大的貿易網絡。約有40多個港口與上海有著密切的物資交往,與上海內貿往來的重要港埠大都集中在沿海或沿江地區,它們成為上海對內貿易的重要紐帶,其中內地的漢口、華北的天津、東北的營口、華南的廣州是上海埠際貿易的四大支柱。
通過這些港埠牽繫及其級差市場,形成了一個以上海為總匯的遍及大半個中國的國內商品流動網絡,是近代中國最主要的一個內貿網絡。到20 世紀 20年代初,上海已經集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工業加工業中心於一體,躍居中國首位都市了。
三、天平天國與上海繁榮
上海自建置以來,一直是一個人口不多的蕞爾小縣,即使在1843年開埠以後的十多年間,人口仍較穩定。然而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隨著大量移民的湧入,上海人口迅速膨脹,增長幅度之大,史無前例。
在蜂擁移民上海的人群中,尤以避亂而來的難民為多。自1851年金田起義爆發後,太平軍在廣西轉戰,挺進兩湖,並沿江東下,1853年3月定都天京。1860年底摧毀清軍江南大營後,太平軍向以蘇錫常為中心的蘇南、以杭嘉湖為中心的浙北和以甬紹為中心的浙東發動進攻。他們在長江中下遊地區的軍事徵服,引發了一股龐大的難民潮流向上海。
隨著太平軍向天京以東的鎮江等地逼近,鎮江、揚州富戶攜資遠徙,一時間,「天京以及各處子女大半移徙蘇郡,又由蘇郡移及上海",形成了一股「搬移者始自關外(指南京)旋及蘇州,十去其七,漸及上洋(指上海)"的人口流動潮。據(上海法租界史)載,到1853年,「叛亂事件(指太平天國運動)把成千上萬的逃難者趕到租界裡來"。
在蘇南，1860年6月,太平軍佔領江蘇省城蘇州,該省的「藩臬各官俱奔上海,制臺亦逃上海,預為浮海之計",形成了「蘇省新署官僚,皆集上海城內"的局面。就是連當時在華的外國人也報導了蘇州陷落之後,「整個帝國軍隊全部星散,所存的主要官員都逃至上海」的事實口。跟隨大批官僚遠逃的是富戶豪族,時稱「此際富紳多受厄,難民逃遁似禽飛"。
蘇州周圍的百姓更是紛紛向東面的上海一帶逃亡,據載,在太平軍佔領蘇州前後,「鎮江以下難民陸續來松(指松江府)者已不下萬餘人"。繼蘇州之後,太平軍又陷崑山、太倉等地,「逃難人民不計其數,往南路(上海方向)去。」
太平天國運動時期,上海社會更呈現出一種畸形繁榮的局面。由於戰爭的影響,內地許多原料產地通往廣州的路徑被切斷,長江中下遊地區的生絲、茶葉等原料只有通過長江水道運往上海,再由上海輸出。同時,太平軍佔領江浙一帶後,採取了正確的貿易政策,允許外商同太平軍佔領區進行正當的絲茶貿易,從而使這一時期上海的出口貿易額不但沒有因戰爭而減少,相反,卻以不小的幅度上升。
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的上海由於難民的湧入,人口膨脹,致使各類商業需求量激增,商品流通頻繁。特別是江浙一帶大量避難紳商攜資來滬,無疑更刺激了經濟的繁榮,所謂「商人集則商事興,紳富集則金融裕」,即是這個道理。姚公鶴在(上海閒話)中也認為,太平天國運動期間遠近避難者的湧入,是「上海市面興盛的第一步"。
商業的繁盛,一方面產生了更多的就業、謀生機會。例如,隨著全國外貿重心向上海的轉移,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外國洋行紛紛建立,據統計,1852年,上海的洋行已有 41 家,而到 1854 年,激增到 120 多家。洋行的增加,則意味著對買辦、通事、雜役等人員的需求量增加。意味著就業機會的增加,這些機會,對於因外國廉價工業品競爭而難以維持生計的廣大鄉民來說,肯定是一種誘惑。
另一方面,商業的興旺,戰爭所造成的特殊的社會環境,使上海成為當時世界上少有的投資利潤極高的地區之一,上海成了中外投機者,冒險家的天堂。以房地產為例,據當時任法國駐滬領事的愛棠所說,在法租界,「地皮價格抬得很高,最初每畝地賣二百兩已經被認為很貴了,現在即使賣一千二百兩,買主還是爭先恐後」。其中的價格差之大,足以使嗜利如命的商人趨之若鶩。
西方人尤其如此,正如滬上報紙所云:「上海在貿易上既然具有這種便利的條件,因而傳到國外的消息是,不論在違禁品貿易或在合法的商業方面,人們都可以冒險發財,因此正如我們所預料的,大批外國人湧到上海這個地方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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